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当年出逃到台湾后说了啥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当年出逃到台湾后说了啥

作者:老鼠记者

没想到,一本三十多年前的书,竟让我乘港铁时坐过了站,以至于大大耽误了与同事约好的打牌时间。

书的名字叫《三十年来话从头》,作者周令飞,身份很特别,是鲁迅的长孙,也是三十多年前一起轰动的新闻事件的主角。

1981年,时在日本留学的周令飞随在日结识的台湾女友赴台定居,引起轩然大波。彼时国门初启,周令飞此举被许多人视为大逆不道的叛逃行为,对此,其父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记述了这一事件给周家带来的困扰。

斗转星移,中国巨变。周令飞当年的举动如今早已脱敏,他本人亦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回大陆定居,致力于其祖父思想与文字功业的传播。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周令飞当年到台湾的第二年,即出版了《三十年来话从头》一书,此书随即也在香港出版。写作此书时,周令飞才29岁,中国也才刚刚从文革废墟中站起,艰难地摸索未来之路。他在书中回忆成长往事,记述求学、当兵以及做摄影记者的经历,虽然没有深刻的思想,但偶尔也有思考的锋芒闪耀。

作为鲁迅的嫡长孙,周令飞对自己身世、遭际的记录,更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档案。

祖父的遗产

周令飞出生于1953年。他有一个优越而快乐的童年,但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家庭享有的崇高地位与优越的生活条件,是一个叫“鲁迅”的人带来的。

1949年后,周令飞的祖母许广平先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主促进会副主席,以及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这样的社会地位对应的,是公家配给的一辆苏联制三排式吉姆大轿车、一名公费司机、两名保姆。当时电视在中国是奢侈品,周令飞家有苏制的红宝石电视机。

住宅也相当可观。周令飞上小学二年级时,家里从北海旁的四合院搬到了公家配给许广平的一座高级、半洋式新居。整所院子有三十多个房间,许广平与周海婴的房间都是套间,周令飞与弟弟妹妹都有专用的卧室。

周令飞从小受的是精英式的教育。他上的是供高级干部与知名人士子女的幼儿园,幼儿园设备精良,师资雄厚。每个周六,还可以与家人一道去欣赏"内部电影",片子多来自国外。

周令飞小学、中学读的是北京景山学校,这也是一所特殊学校,他的同学中,有茅盾、萧华、罗瑞卿的子女。学校用的课本也与一般学校不一样,三字经、四字文与唐诗等古文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

根据周令飞的记述,自己家庭的朋友圈中,最要好的,是周恩来。

1968年,文革闹得正凶时,许广平去世,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即赶到守灵室。他在守灵室中踱来踱去,满脸悲哀、沉重,还不忘问周令飞:“你们学校的‘运动’怎么样了?你参加红卫兵吗?”

周恩来骨灰撒在大地上的做法,据周令飞的记述,是受了许广平的启发。许广平在遗嘱中说:“我的尸体,最好供医学的解剖、化验,甚至尸解,化为灰烬,作肥料入土,以利农业。”周恩来与邓颖超表示,日后也要效法许大姐,把骨灰撒在大地上,并且后来果真这么做了。

1975年,也即周恩来去世的前一年,他告诉周令飞一家,许广平可能是被害死的,但并没有说出凶手是谁。根据周令飞书中记述,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江青,后者指挥人抢走了鲁迅的全部手稿,导致许广平急火攻心,死于心脏病。而江青抢鲁迅手稿的目的,是想销毁其中关于她早年从影生涯的评论。

祖父的另一种遗产

除了社会地位与优越的生活条件,鲁迅还给周令飞留下了另一种遗产,那就是倔强的个性与批判精神。甚至,连“一个都不宽恕”的气质也遗传给了他。

一个细节颇能反映周令飞身上携带的鲁迅基因。

许广平在世时,郭沫若来作客。虽然早年郭沫若写文章酷评过鲁迅,对来到府上的郭沫若,许广平仍十分客气。但周令飞心里却很气不过,他在郭沫若的茶杯里偷偷撒了一把盐。

周令飞的个性中有鲁迅的影子,但其青春期的精神资源却别有来处。他坦承自己对祖父的书看得并不精,对他精神影响最大的,是一个高干子弟。

高中毕业后,周令飞到东北当兵。在一次因阑尾炎住院手术时,他认识了高干子弟赵君。

这位也是军人的赵君因工程塌方而被震坏所有内脏,切掉一边肺、一叶肝、四分之三个胃,脾脏、肾脏都重新修补过。医生宣布,他没有多久好活了。

但是,凭借惊人的毅力与求生意志,赵君不但逃出生天,还争取到美满的爱情。

病床上的赵君与一位同样出身高干家庭的护士感情极深,但理所当然地遭到女孩父母强烈的反对,就连赵君的亲友也告诉他不要“害人”。在女友也打退堂鼓时,赵君写十余页的长信鼓励她。他同时积极锻炼身体。最终,赵君与女孩牵手,他本人康复后当了医生,两人生了个胖娃娃。

赵君的头脑更令周令飞佩服。他读书涉猎甚广,这在当时实属难得。1960年代的中国,各种翻译的言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全被“红卫兵”列为“破四旧”的范围,不但禁止传闻,连持有都不可以。但在一些高干子弟中,这些书仍旧有市场。

腹笥甚广的赵君告诉周令飞某某书的重点在哪里,重要情节是什么,书中意义何在。周令飞视这位比自己大十岁的赵君为文学启蒙导师。

赵君更是周令飞精神上的启蒙老师。周令飞说,赵君是他见过的最大胆直率的人,他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很不满意,很多在周令飞眼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被赵君批评起来就都不对劲了。

“他这种不妥协、有头脑、不放任的作风,给我极大的启发。”周令飞写道。

中学毕业后,周令飞参军,转业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做摄影记者。这样的人生轨迹在当时令人艳羡,不过,周令飞在书中说,这一切全凭自己努力得到,与家庭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父亲周海婴一辈子都是极其讲究原则的人,他到日本后给父亲写信,直指父亲因为太讲原则,其实终生都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作为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竟然因为家庭背景不够“红”,文革时申请当红卫兵而不获批准。

祖母许广平的去世,是周家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周家不能再住原来的超大房子了,搬到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地方,周令飞与两个弟弟挤在一个房间里,由于放不下三张床,只好用书箱当床脚,自己买木板架在上面,在这种被周令飞称为“克难床”的床上,兄弟仨一住十二年。

周家在家里会见外宾的权利也被收回了。

家庭的变故,部队大熔炉的历练,特别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形势,让周令飞逐渐觉醒。

“鲁迅的基因”爆发了。他开始拒绝参加各种充斥谎言的学习会,有一次,当编辑组长批评他时,他说:“你信不信现在的报纸?如果你真的相信,你可以批评我;如果你也有一分不信的话,请你不要硬拉我。”组长闻言无语。

周令飞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即使今天看来也是颇具深度的。“今天的‘指令’转眼之间就作废了,明天的‘原则’后天又变成狗屁不如的废话,这种翻来翻去的变化,使得人民多少都有点‘神经质’。大家无法再用单纯的眼光来看人了,无论什么事情,人们都习惯考虑前因后果,计算利弊得失。谈话时一定各备一手,‘坦然相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到底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呢?各种各样的折腾,到底是革命呢,还是权力斗争?书中,周令飞这样问。

周令飞还写道,在日本留学时,他发现,与台湾同学相处,不必高具戒心,精神上觉得放松许多。他为此感到痛心。“中华民族原是朴直而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原是亲切而和善的,十年文革,使人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人敢于轻易相信对方。”。

他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朴直单纯变为复杂猜忌的情势,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是“深入民族灵魂的伤痕”,只怕几代人都无法医好。而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中国人民最深的苦痛,也给后人留下最惨的教训。

周令飞还认为,如果祖父鲁迅活到今天,会不会成为旗帜,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样的思考与文字,是不是让人依稀嗅到鲁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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