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该如何纪念伍连德？
来源：为何鸭
伍连德是谁？大众可能对其知之不多，但这个名字在新冠疫情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生于马来西亚，华裔。他是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3月10日是伍连德诞辰142年纪念日，谷歌搜索将首页的涂鸦墙换成了伍连德，并强调他发明了“伍氏口罩”，这正是现代N95医用口罩的前身。
为了抗击1910年的东北鼠疫，伍连德提出了科学的防疫计划，明确了鼠疫传染源为肺鼠疫及其飞沫传播的途径，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封锁疫区、强制隔离、强行疏散人口、火化死者遗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措施。11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新冠疫情中看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诸多措施仍然是当前抗击新冠疫情的主要作为。
美国媒体评价说，如果美国在2020年积极采取伍连德的防疫措施，就可以防止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然而伍连德是被国人遗忘多年的防疫先驱。我们想知道，相对于古今中外的防疫，伍连德做了哪些创新？伍连德的贡献对中国今天的防疫（公共卫生）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今天该如何纪念伍连德？
我们邀请到了黄石市中心医院血液风湿科副主任医师余向东来试图回答上述疑问。他的网名是棒棒医生，是一位活跃在网络中的医学科普大V。
【本期话题人员】
棒棒医生（余向东）， 医学科普作家
贺哥（贺涛） 资深科学媒体人
大河孙（孙滔） 资深科学媒体人
棒棒医生：说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公共卫生之父，这一点都不夸张，如果说是现代医学之父的话，也勉强可以算，因为他的很多成就是开创性的。
他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比如说在中国近代仅东北就发生了2次鼠疫，还有国内发生了多次霍乱，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拯救了至少是上千万人中国人的性命。
伍连德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国际一流声誉的科学家、医学家，也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他享有的世界范围内“鼠疫斗士”的称号，也是前无古人的，估计也不会有来者，因为鼠疫现在基本上控制住了。
他同时也还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因为中华医学会之前的博医会是由洋人主持的，中国人很少，中华医学会则纯粹由中国人组成。伍连德还是中华医学杂志的第一任主编。他同时还是北大人民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近20所医院、大学和研究所的创始人。他也是中国收回海港检疫主权的第一功臣。他最早致力于禁毒这一伟大事业。他还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他不仅仅是流行病学家，他在马来西亚是开诊所看病的。
大河孙：所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从建国以来好像好多年伍连德都被遗忘了？这个原因很复杂吗？
棒棒医生：这个原因可能跟他1937年就离开中国有关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就离开了中国。
我自己知道伍连德是很晚的，这很不可思议，像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不是通过正规的医学教育知道他的。我是1986年上大学，大学里有一门中国医学史的课程，我今天特地把这本书找出来了，这本书最后一章是近百年的近代医学史，从1840年到1949年，并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人物。
我一直到2004年在网络上才知道这个人。即使到现在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问新进来的年轻医生，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伍连德。
贺哥：听余医生讲这个，我可能心里的内疚还算稍微缓解一下。我知道伍连德大概也得10年前了，也是偶然有一天在一个论坛里看到一个帖子，这个题目大概叫你不知道的伍连德。
他被我们遗忘可能因为马来西亚华裔的身份，另外是不是因为他对传统医学持批判态度。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余医生提到的，他其实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离开中国就回到马来西亚去了，当时的日本军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控制了，出来以后，他为了避战乱就回到马来西亚去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按照正常逻辑来讲，这都不是遗忘他的理由。
棒棒医生：我知道，伍连德实际上在1940年代要求回来过，他还想把他在北京的一座三层楼的房子捐出来送给中华医学会，但是后来这个房子并没有捐出去，因为当时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孙子留在中国，他们要靠这个房子出租维生，1950年代后他们移居到美国了，所以他在国内就没有了直系亲属，那个房子后来就被收为国有了。
大河孙：伍连德做了很多事情，他几乎是开创性摸索出来一套科学的、严密的防疫办法，比如说疫病报告制度，疑似病例处理，隔离、控制交通，以及焚烧火化尸体。
其实我很想知道，在伍连德之前的中国历史上防治鼠疫都是怎么做的？
棒棒医生：中国古代比较有名的有一次是13世纪，金末元初，当时金朝的首都汴京发生了一次大瘟疫，史书记载是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是非常惨烈的。美国新冠疫情这么厉害，迄今也只有50万死亡案例，而汴京一个城里就上百万死亡。
他们怎么防疫的呢？实际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有效的防疫措施，根本原因是当时的医学压根就不知道瘟疫是怎么引起来的，不知道它的病原菌是细菌，也不知道它的传播途径是怎样的。
所以当时人们是把它当伤寒，相当于流感、肺炎这些常见的发烧类疾病，用的是南星、半夏这类中药，可想而知这是毫无用处的。当时在汴京城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医生叫李杲，是金元四大家之一，他批评当时的医生说是这瘟疫是被误诊了，真正原因应该是饮食不节，劳累过度，脾胃受损。
所以当时不仅是没有公共卫生概念，而且对疾病的原因和传播途径一无所知。
大河孙：鼠疫也就是黑死病在欧洲也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那么伍连德抗疫与欧洲抗疫有什么不同？相对来说伍连德做了哪些进一步的创新？
棒棒医生：实际上西方在古代也不清楚鼠疫到底是怎么来的，病原以及它的传播途径也不知道，但是到了伍连德的1910年时代，医学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了。当时已经知道鼠疫源于鼠疫杆菌，老鼠和跳蚤是传染媒介，所以对于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来说，他手上已经有比较强大的科学武器了。
但是跟国外的防疫相比，中国当时很落后，他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官僚系统低效无能。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在圣诞节前一天到达哈尔滨，他只带了一个实习生。他在第三天做了一个尸体解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例真正的病理性的尸体解剖，之后马上就确认了这是鼠疫。而且他确定这不是淋巴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因其不是由老鼠、跳蚤传播的，而是人传人的，死亡率接近100%。
伍连德到了哈尔滨之后，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制定了一套防疫方案，他集中要做的就是阻断人和人之间的传播，而不是为了灭鼠。随后他要求要严格管制铁路交通，征集更多的房子做隔离医院，同时他请求全国的医师支援哈尔滨。
他采取了疫病报告制度，发明了伍氏口罩，尽管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疫情还是没有立刻缓解，每天死亡人数仍然有100多人。伍连德在巡视中就发现了尸体的事情，那些暴露在野外的尸体就是一个巨大的细菌培养皿，动物啮咬之后就会传给人类。于是伍连德决定焚烧尸体，但是这种大规模的焚烧尸体在古今中外是没有过的，这与中国传统是违背的，但是很意外当时政府和社会都是支持他的，这说明这个鼠疫太可怕了，大家怕了。那种传统的文化习俗在死亡面前就不值一提了。焚尸之后死亡的数字才开始立竿见影地下降。
在疫情结束之后，1911年4月份在奉天（今沈阳市）召开的万国鼠疫大会，这是国际会议，由伍连德主持，会议总结了当时东北鼠疫爆发和治理的经验。此前其它国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在集中灭鼠，也没有大规模焚尸，而是将老鼠烧掉。
伍连德确认了旱獭传染源以及人际传播途径，他没有花很多人力去做无用的灭鼠工作，而是集中全部的力量去割断人和人之间的传播，所以发明了伍氏口罩、交通管制、分区隔离封锁等等。这些方法到今天还是非常主要的措施。我觉得伍连德还有一个很难得的地方，他没有寻求药物，因为当时抗生素也没有问世，鼠疫是没有特效药的，所以他手上只有消毒剂。
奉天鼠疫大会上，全世界的鼠疫专家经过26天的讨论一致认定，东北鼠疫的结束，它不是一个自然消退，而是科学抗疫的结果。
综合来看，我觉得伍连德没有太多的科学创新，但他运用了现代科学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彻底地贯彻了这些理念。
大河孙：他还是做了很多独特性的工作，比如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一些习俗的改变，比如说像火化这个事情，对于今天的一些国人都很难，更不必说那个时候了。
今天来看，尤其是新冠疫情以来，我们做的好多工作跟当年伍连德做的工作其实有一脉相承的东西。比如说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病原体是什么东西，然后要弄清楚它的传播途径，再就是一些监控措施，对交通路口要巡视检查，还要建立方舱医院。
棒棒医生：其实伍连德当时建的不叫方舱医院，他当时征集了很多房子，比如像旅馆、浴室、学校以及俄国人的火车车厢来进行隔离。
我们今天不能照搬伍连德的这些具体做法，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更先进的选择，我们有抗生素可对付细菌感染，有疫苗，比如mRNA疫苗都有了，而且我们有了很多重症的生命支持技术，比如ICU和ECMO（体外膜肺氧合），这在伍连德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在今天发生肺鼠疫的话，那绝对不可能100%死亡。
大河孙：伍连德的东北抗疫其实也是一个对于中国人进行科普的契机。就跟今天一样，今天的SARS和新冠疫情也是医学科普好的契机。我去年也做了很多报道，这点特别感触深刻。比如说疫苗要做三期临床，包括药物瑞德西韦也要做三期的临床实验，公众因此对现代医学有了一些认知。一个药物如果不经过严格三期临床实验的话，它很可能就不那么靠谱。
所以说当年伍连德做的工作，我觉得是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当时现代医学观念的这种启蒙工作，像检疫、隔离的防疫理念，这对于很多中国人是全新的。
棒棒医生：伍连德的很多做法对当时的医学界以及民众有很大的冲击力，不光是火化尸体，他所用的很多方法跟我们传统的手段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传统遇到瘟疫还是强调医生个人的作用，强调用药来治。当时在东北其实也是这样的，很多医生各有各的偏方，各有各的“神药”，但是毫无效果。伍连德用的不是这些方法，任何药都没用，仅依靠阻断传播就控制了鼠疫。
大河孙：有个材料就是说，伍连德刚到东北的时候，很多中医很勇敢到一线去治疗，但是这些医生死亡率是很高的，可能比普通的人群死亡率还要高。
贺哥：当时有9名中医参与了一线的救治，然后9人中有4人死于鼠疫，然后死亡率达到40%以上了。
棒棒医生：9人是哈尔滨疫情中心傅家甸的，长春还有31个中医参与，结果死了17个，所以这些医生的死亡率超过了50%。作为对比，从协和天津这些过去的传教士医生，总共有49个人，只死了2个人。
什么原因？其实在伍连德自传里有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传统的医生没有细菌的概念，他们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病人哪怕是对着他们咳嗽，他们也不会回避的，他们也不在意。所以他批评传统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不戴口罩。他也批评了当时法国医生梅斯尼，法国人也不戴口罩，结果很快被感染，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死掉了。
大河孙：伍连德对传统医学到底持什么观点？
棒棒医生：他对传统医学是持批评态度的，不过他不是像当时反传统医学人士余云岫那么激烈。
一个线索是他和王吉民合作编撰的英文著作《中国医史》。他当时看到国外医学史的资料涉及中国的这一部分非常简单，一页纸都不到，很气愤，于是就发奋自己写一部。这本书中他没有大谈中国古代医学多么厉害，多么辉煌，他的评价还是非常客观的。他认为中国古代医学在先秦的时候，医事制度以及公共卫生这方面在全世界是很先进的，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汉以后，基本上就停滞不前。
伍连德尤其批评的，比如《黄帝内经》里关于解剖学的内容，他认为中国古代对解剖学很多内容都是想当然的，结构非常粗糙、简单，有些看不到的东西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去脑补，那不是真实的人体结构。至少从汉以后就一直到近代，完全是落后的，这是他的观点。
再一个，1929年余云岫等人有个著名的废止旧医提案，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伍连德也是同意这个提案的。
大河孙：我们怎么去看当年东北鼠疫防疫的历史？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尤其是现在的抗击新冠疫情有哪些启示？
其实有些方面是很像的，比如说当年东北鼠疫大规模传播的时候，也是春节，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也是春节的时候。还有就是，清末民国很多人的迷信思想是很重的，比如瘟疫来了，拜神是少不了。但是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类似的事情，比如说迷恋一种什么神药，消毒剂都可以注射，或者板蓝根什么的都来了。
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是说人恐慌的时候，要找一个寄托，科学观念怎么去渗透和传播，可能还得有很长的路去走。那么从100多年到今天，我们的进步在哪？
棒棒医生：我觉得最主要的进步还是在科学精神方面。当年在哈尔滨有一个教堂里面有很多鼠疫病人，当要求神父把这些病人交出来隔离的时候，神父拒绝交出来，后来神父自己也得了鼠疫而死掉。神也保佑不了他们，所以还是得靠科学。
所以我们100多年的进步，一定要靠科学防疫。我们今天纪念伍连德主要是纪念他的科学精神。他的所有防疫措施都是基于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认识，没有一条是拍脑袋、凭什么信仰来做出来的。
他当时在最短的时间最简陋的条件下做了很多事情。他建了实验室、研究所、医院，培养了大量的现代医护人员和防疫人员，他运用了解剖学、细菌学、血清学、病理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临床医学很多现代医学的理论，去追踪病原菌，追踪病源，确定传播途径，然后观察它的临床特征和病理特征，也观察疫苗和血清学的疗效。他收集疫情的数据，阻断传播的种种措施，完全靠的是科学，不是什么传统偏方和神药，也不是宗教信念的。
贺哥：这场大的瘟疫其实给中国人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认识到传统医学在大瘟疫面前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人不太长记性，当有人说双黄连有用的时候，还是有大部分人会去信，要不就不会发生什么连夜去抢购双黄连这样的现象。这方面我们的进步不是特别多。
大河孙：其实还有个没进步的地方，东北鼠疫病原是一种蒙古旱獭，就是土拨鼠，当时很多猎户为了捕捉土拨鼠去售卖毛皮而被感染，结果就导致了鼠疫的蔓延传播。就像SARS是缘于南方人吃果子狸，今天的新冠病毒也被怀疑是吃野味传播而来。
这些都跟野生动物有关，所以好像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困局，没有吸取教训。
棒棒医生：我最后想说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纪念伍连德的科学精神，他这种高尚的意志和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因为鼠疫是很恐怖的，是历史上最恐怖的一种瘟疫，人人都害怕，躲都躲不过，伍连德没有犹豫就去了。第二，我觉得伍连德是很爱国的，我们不能因为他在1937年离开中国就说他不爱国。当时外国人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控制鼠疫，伍连德证明了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取得防疫胜利，所以他是给中国人长脸的。
还有，以前海关检疫都是外国人负责的，中国没有海关检疫权，伍连德多年呼吁，国民政府终于成立了独立的海港检疫机构。
包括他写《中国医史》，其出发点也是爱国的表现。
贺哥：我一个最强烈的建议就是，尽快在相关的教科书里把伍连德写进去，真实呈现他所做的贡献。另外就是希望伍连德在北京的故居能够尽快得到批准，为这些年的遗忘做补课。
(XYS20210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