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免疫是如何被妖魔化的？

作者：李威霆

Herd Immunity (集体免疫)这个词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可能是一个被争议得最多的免疫学概念。对“集体免疫”是是非非的讨论俨然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见。比如，我在欧洲的朋友，包括在德国医学界的朋友大都认为“群体免疫”原本就是一个事实问题。而华人世界舆论圈的主调大致是认为“集体免疫”这个概念是西方人最近才“发明”出来的新概念，提出这个概念主要的目的是西方人一开始忽视疫情、不愿意放弃向来自由惯了的西式生活，同时政客为了不愿意因为封城导致的经济停摆，所以在这种官民共识下所提倡的一种“冷血”抗疫方案。对西方阵营更严厉的指责是认为“集体免疫”原本是一种兽医学里的概念，根本就不应该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当中，认为这是西方世界一种禽兽不如的伪善策略。

要说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我想确实是有一些道理，但不能以偏概全的说明这就是整体西方人主观上的行为。如果我们回顾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从今年二月初疫情刚刚开始蔓延到欧洲时所采取的所谓不封城“佛系”抗疫策略，到后来感染和死亡率暴增后不得不承认策略失败，及时刹车开始在全国进行封城的现实来看，他所谓以“集体免疫”为目标的最初策略确实是失败了。

这种情况也不仅仅是在英国，“西方阵营”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巴西、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都因为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次疫情的强大破坏力而耽误了及时采取封城隔离的措施。甚至在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3月11日被确认为“全球大流行”之前的几天，我和家人还在德国法兰克福，和瑞士的卢塞恩见证了那场同时在欧洲几个大城市举办的盛大嘉年华会。参与派对和游行的人们挤满了街头，对疫情完全毫无忌讳。当时有瑞士电视台的记者访问街上的游行者，问他们怎么不担忧疫情时，还被嘲笑说记者杞人忧天了，因为瑞士和当时疫情已经极其严重的意大利之间还隔著阿尔卑斯山，说阿尔卑斯山会保佑瑞日。结果是，几天后瑞士也传出数十位感染者，紧接著所有嘉年华活动被中止，并在几天后瑞士也紧急宣布进入封城。

后来新冠疫情在欧美国家爆炸式传播，导致数百万人感染，数万人死亡的悲剧我们已经知道了。随著最近几天采取放任自然策略的瑞典成为欧洲新冠病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柯内尔（Andres Tegnell）公开承认，他们实现群体免疫的方式“尚有进步空间”，这一番言论引起中文舆论界哗然。许多报导藉机站上道德制高点，大肆辱骂群体免疫这个“西方的邪恶概念”，同时赞扬中国国内对疫情的控制有多了不起，生生把一个科学概念演绎成了东西方价值观差异和意识形态之争。

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去了解“集体免疫”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时。我们会发现， “集体免疫” 真的就如方舟子所说的。它并不是一种放任自流的防疫手段，而是指一种传染病学上的现象。当我们面对一种病毒时一般只有三种结果；A，我们可以彻底消灭它，它消失了。B，我们无法消灭它也无法对它产生免疫，被迫与之共存。C，我们被感染后能对它产生免疫力。而“集体免疫”的形成单纯是指当一个物种群体中有60%至70%的个体对某种病毒产生免疫力时，因为群落中已经有绝大部分的人身上具有能够杀灭病毒对抗体，有抗体的人就在人群中天然的形成隔离，所以全社会大规模爆发的风险就会急剧的降低。

那要如何形成“集体免疫”呢？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透过疫苗，而另一种是透过人传人的方法。我们先说第一种研发疫苗，成功率有多高？一般上新药研发的时间都在三四年以上，但是真正消灭传染病的，还是要靠疫苗，而疫苗研发比药物开发难得多。比如之前从发现骨髓灰质炎，到我们疫苗终于被研发出来，我们用了45年。而乙肝病毒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帮助下，疫苗研发出来也用了足足17年。虽然目前已有上百家机构日以继夜地在研发新冠肺炎的疫苗，而且直至今年五月已经有10种疫苗进入人体实验阶段。但是考虑到之前其他疫苗研发的速度，我们还是不能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在短期内能被研发出来抱有太大的期望。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去思考另一个可能性，如果疫苗的研发最终没有实现，而国家的经济已经不能再承受停摆之时，那么要全社会大幅度的杜绝新冠肺炎的传播，可能依然只剩两条路；A，继续采取封城隔离，集体免疫始终不会形成。但日后一旦全球人口流动恢复后，大量未受感染的人群就可能暴露在病毒的感染风险中，该发生的还是发生。B，如方舟子之前提到的，先找出染上新冠肺炎后死亡率最低的族群，让他们先恢复活动，等他们都形成免疫力了，再逐步让死亡风险较高的族群出来，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用最低伤亡来形成集体免疫。

显然，包括英国和瑞典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虽然口头上说他们采取的是“集体免疫”的策略，但想透过放任自流的方式来达到集体免疫，首先是在没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带有豪赌的性质。再来就是，这种做法一般是用在畜牧业领域当中的策略，透过牺牲部分免疫力缺失族群的性命，用最少的经济损失换取集体免疫的效果。虽然他们认清了最终我们抵抗新馆病毒大概率还是要靠“群体免疫”的形成，但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并没有真的进行合理的规划，在人道层面上这是一个污点，颇有“优生学集体免疫”的味道。当然，这种结果的发生也可以被自辩为“缺乏经验”。另外，除了策略上的错误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概念使用上的混淆，因为一般在人类社会使用“群体免疫”时，大都指的是透过疫苗来达到大部分人获得免疫力，进而形成“群体免疫” 的效果，而非放任自然。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上述国家使用的手段失误，就认为“集体免疫”必定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呢？显然不行。因为“集体免疫” 一词只不过客观地陈述了一种传染病学上会发生的事实。而在疫苗没有出现的情况下，这就是一种大概率最终会发生的事实。我们需要知道，很多科学问题的答案回应的并不是道德上的对与错，而是事实与否。比如当前医学统计发现说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大约为0.5%，而依波拉病毒致死率甚至高达80%，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不能一听到这个数据，就带上道德眼镜大骂当初对波拉死亡率进行统计的科学家不人道，没人性。以为他陈述的只不过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上无论最终达到“集体免疫”需要牺牲多少的人，在没有其他选项的情况下，那都只是一个事实，就跟如今新馆病毒已经致死十多万人一样，是一个事实而已。

我认为目前中文舆论界对“集体免疫”这个免疫学概念产生如此严重的误解的症结在于，部分华人世界科学家对“集体免疫”定义的错误阐释，加上某些群众的政治动因，结果导致“集体免疫”这样一个单纯的科学事实，最终变成了某种“西方阴谋论”的邪恶借口。

撇开我们后天养成的社会道德伦理来看，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在生物层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最终疫苗没有在短期内被研发出来，那么对“集体免疫”去污名化，做正确的认识，并且有计划地进行“集体免疫”，无论如何总好过在不了解集体免疫的意义下，反覆地根据社会经济的承受力和疫情的变化做“应机式”的全社会隔离和解封。

当然，以上情况是说如果疫苗最终没有被研发出来时，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那有没有另一种可能，是在一系列严厉隔离加筛检的过程中让病毒因为没有机会接触传播更多的宿主，同时在原宿主身上渐渐被抗体杀灭，进而全局性的失去传播的力度，最后在人类社会无需产生集体免疫的情况下彻底消失呢？理论上说当然是有，但考虑到目前全球只有数百万确诊者，换言之尚有数十亿人是属于“潜在未有抗体的潜在宿主”的现实下，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恐怕是极低的。无论如何，考虑到切身利益的问题，当前全球正面临一个史无前例大规模的传染病威胁之际，我们对一个如此重要的免疫学概念的正确认识是至关重要的。

(XYS2020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