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严忠：把核酸阴性当成“通行证”是错误的，抗体阳性才是
2020-06-23中国新闻周刊 本刊记者/李明子
截至6月21日24时，北京连续11天累计新增236例新冠确诊患者，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2例，全市10个区的43个街道处于中高风险，占街道总数的1/3以上。
为防控疫情，北京正在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核酸检测。仅6月13日到20日的7天时间里，就已累计采样229.7万人，随着人员到位，日均采样量从8000人增长到了近50万人。
除“中高风险街道乡镇常住居民”，北京市6类“应检尽检”人群包括：新发地等涉疫市场、涉疫社区相关人员、医疗卫生机构从业人员、公共领域服务人员、已返校学生及教职员工、参与重点区域社区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等。检测范围还在不断扩大。
北京现在超大规模的检测是否必要，性价比如何，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新闻周刊》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
《中国新闻周刊》：6月16日，全国政协在上海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开展专题调研，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会上指出，“北京这场疫情很可能不是6月初、5月底才出现的，很可能要提前推一个月，这里面已经有好多无症状感染或轻型病人，才使得环境里能有这么多的病毒。这是我们现在的推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这是否意味着这次北京疫情有很多潜在感染者，因此要扩大核酸检测筛查范围？
黄严忠：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位于北京的新发地批发市场更是辐射全北京，甚至北京之外的省市。
高福说“可能潜伏了一个多月”，那么，从担心造成大暴发的角度，疾控部门快速反应，立即将病毒扑灭在萌芽状态，这种想法是可想而知的。但不断扩大检测范围，实际上也是令我迷惑的地方，公共卫生决策需要根据风险评估。
风险由两部分组成，一方面看可能造成的后果，首都北京对国内社会的稳定、经济复苏有很大影响，而且国际上也有很大影响。再加上北京曾有被SARS袭击的记忆，对新冠采取严厉的防控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万一北京出了问题，中国整个抗疫故事将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还要评估大规模暴发的可能性有多大、疫情到底有多严重。从北京目前防控手段来看，第二个方面的评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疫情的严重程度来看，北京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武汉？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现在采样近230万，累计报道了236例确诊患者，95%都是普通型、轻型或无症状，目前没有出现死亡。
据我观察，目前，北京核酸检测的范围有扩大趋势。为防控疫情，前期对新发地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这个是有道理的，也是必须的，但是我无法理解扩大化的趋势，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动力、动机在驱使？目前230万人中有多少是自愿去的，又有多少是因为在附近晃悠了一下、被大数据要求必须去的？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媒体报道，北京现在高速公路出口已经摆出了“无核酸检测禁止出京”的字样。实际上，现在北京市民无论是不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没有核酸检测阴性结果，都很难出京了。你对此怎么看？
黄严忠：让老百姓产生“核酸检测阴性是通行证”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会让人对病毒掉以轻心。
首先，核酸检测本身就有至少20%的假阴性，存在漏检问题，比进行血清抗体检测得到的感染率低。武汉5月到6月对全市990多万常住人口进行核酸检测，检出无症状感染者300名，检出率为0.303/万。在这之前，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在武汉启动了居民新冠病毒血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抽样人次达1.1万，有媒体报道，该抽样调查有5～6%的取样者出现抗体阳性。
这是另一个让我疑惑的地方，为什么推核酸检测，而不是血清抗体，可能因为血清抗体检测需要采血，技术上不便于大范围、全面筛查。此外，从武汉的“十天大会战”结果来看，可能更多的是想让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如果测出5～6%抗体阳性，则意味着50～60万人被感染过，老百姓不清楚其中缘由，可能被吓到，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复工复产。
另一方面，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京津冀新型冠状病毒相关检测试剂联合采购挂网成交结果，这次中标联合采购挂网成交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有11种，抗体检测试剂有19种，共涉及到的公司有24家，其中上市公司10家。另外，124家检测机构中也有第三方盈利机构的身影，核酸检测技术门槛并不高，随着检测量不断扩大，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利润空间大。核酸检测已经形成一个新兴产业。
其次，核酸检测的有效期只有几天，只能证明当下没有被感染，检查结果阴性又怎么样呢？出去还是要戴口罩，还是会担心被别人感染，到时候怎么办？再筛查一次吗？如果真的把核算检测阴性当做通行证，就不会特别小心，在预防上不重视，某种程度上会鼓励病毒的传播。
按照科学的思维模式，应该是抗体检测阳性是通行证，这说明感染者已经好了，且不会传染给别人。我有一个护士朋友，之前在新泽西抗疫前线时，她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疫情稳定后，她回家办公，检测出抗体阳性，我们都恭喜她，可以横着走了，因为抗体阳性、核酸阴性，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但国内现在把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当成了通行证，这是科学教育出现了偏差。
第三，根据之前武汉“十天大会战”的结果，核酸阳性的检出率为0.303/万，而且据报道，没有发现这300名无症状感染者传染他人，感染率不高、传染性极低，这样的筛查行为没有太多公共卫生防控意义，其目的是证明手段正确，现在北京扩大检测范围也与之类似。不过，北京的政策更为灵活，不是一刀切，有重点、有分化，逐步检测，但现在有扩大的趋势，这个苗头应当值得警惕。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北京扩大检测范围，其经济成本该如何计算？
黄严忠：这笔账很难算清楚。
第一，检测的直接投入，要动员医务人员、警察、社区工作者，还有前来检测的人所花费的时间，试剂本身的成本以及后续检测成本。
第二，检测本身对经济造成的损失，包括老百姓不敢出来消费，正常的外地人员进京办事受到影响，在京人员出行受限等等。
第三，可能更多的是全国性的影响，要控制疫情，要求零病例，北京丰台区副区长因疫情防控失职失责被免职，下面更加小心，怎么保持零病例呢？如果为了这样的目标而保持严格的防控措施，那么复工复产可能就会被摆在第二位。
第四，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效仿北京的做法呢？发现感染病例，过度反应，全市筛查，群体效仿的模式也会对经济有损害。
不说旅游，正常的中外人员往来也因疫情受到了制约，有多少人悲欢离合在里面？这些都会带来看不到的社会损失。
公卫决策可以考虑政策连续性，也需要事后评估，不要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不要让利益牵涉其中，要让真正的学者、科学家做评估。这个决策过程，要集结前政府官员、相关领域顶尖学者、科学家、医生等等，一起写一份报告，针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是否有效、如何有效，或者无效、为什么没有效果，有哪些应对新冠的做法是不当的、暴露了哪些问题，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XYS202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