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读乔治·奥威尔

为什么我们应该重读乔治·奥威尔

记者：BRET STEPHENS　　2020年7月3日纽约时报

今年的国庆日，我们有必要盘点一下自由在国内和全世界的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

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刚刚赢得了一项“公民投票”，批准他有权继续执政到2036年。在香港，一部新的安全法生效，实际上结束了和平抗议的权利。在波兰，第二轮选举将决定这个国家是否继续滑向非自由主义。

在美国，这些事对公众意识几乎没有影响。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已不再太关心他人自由遭剥夺的问题。

在自由方面，我们自身也存在问题。

这一次，主要问题不是唐纳德·特朗普。这位总统可能是本能的法西斯主义者，渴望着成为独裁者。但是，掌权近四年后，他的真面目暴露了，他是一个无能的人。

特朗普可能曾经私下称赞习近平为维吾尔人修建集中营的做法，但国会还是会通过立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他可能想让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但其他六个国家不会让他这么做。他可能会试图废除梦想者的DACA计划，但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却另有决定。他可以说媒体是“美国人民的敌人”，然而这个敌人在抨击他的时候仍然肆无忌惮。

用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的话来说，唐纳德·约翰·特朗普，你不是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如今更严重的问题来自左翼：自由派精英在经受考验时，总是缺乏实现自由主义信念的勇气；而那些所谓的进步派，他们的核心信念从一开始就不是自由主义的；至于那些非营利组织和公司的行政管理者，他们只有模糊的信念，不想成为棘手公关问题中的错误一方。

这是过去几年的文化大事。典型的例子包括《纽约客》的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认为，在该杂志的年度庆典上采访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个好主意——直到Twitter上的乌合之众以及他自己的一些员工做出了不同的决定。还有《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用3000字的篇幅摧毁了一个没有特别注意的普通人的私人生活，只因为她在2018年的万圣节派对上出于讽刺的意图涂了黑脸。以及那些大公司从Facebook上撤下广告，同时要求这家公司采取更多措施去审查他们认为不应被允许的言论。

这些故事很重要，因为有一个观念处于危险之中。这种观念认为，不能自由发言的人无法清晰地思考，如果和主流意见不同的人被视为异端，那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久繁荣。

这种与苏格拉底一样古老的思想在过去曾有强大的机构性捍卫者，尤其是大学、新闻媒体、图书出版商、言论自由团体和各大慈善机构。

但如今这些捍卫者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屈服于那些宣称自己享有言论自由的人（但别人却没有）；屈服于那些认为所有旧的父权等级制度都必须取消的人（这样才可能出现新的“交叉”等级制度）；屈服于那些永远热衷于改写过去的人（这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未来）；还有那些要求违背越来越激进的意识形态标准者卑微地公开道歉的人（虽然这样的道歉不会让他们免遭解雇）。

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比我们更早预见到这样的情景。关于最近蓄意破坏纪念碑和雕像的事件，人们传颂着《1984》里的一句话——“每一本书都被重写；每一幅画都被重画；每座雕像、每条街道和每座建筑都被重新命名；每一个日期都被修改。”但我一直回想起的是奥威尔在1946年的一篇短文佳作——《文学的预防》(The Prevention of Literature)。

奥威尔当时不仅关注俄罗斯的极权主义，也关注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用来为镇压辩护的理由。

“邪恶的是，”他写道，“那些有意识地反对自由的人，正是那些自由对他们来说应该最有意义的人。”他特别指出，西方科学家钦佩苏联的科技实力，而对斯大林迫害作家和艺术家的行为完全无动于衷。“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对知识自由和客观真理概念的攻击，从长远来看会威胁到思想的每一个领域。”

思想的每一个领域。现在，所有的Twitter上的公愤、对出版决定的愤怒争吵、被取消的演讲和书籍、关于哪些词应该大写哪些词不应该的语义之争，对于关心衰退、疾病、警察虐待行为、城市衰落等更具体问题的人来说，似乎显得非常遥远。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本应拥护自由主义理想的机构，是否能够鼓起道德上的信心继续生存下去。在今年的国庆日，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Bret L. Stephens自2017年4月起担任《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面的专栏作家。他于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时获普利策评论奖，此前还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主编。欢迎在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XYS20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