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帛书道德经出世:这一个字的改动,表明儒家篡改了道德经

汉初帛书道德经出世:这一个字的改动,表明儒家篡改了道德经

来源:百家杂评

《道德经》之晦涩难懂,不仅现代人这么认为,古人也有此感觉,针对“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句话,唐朝白居易就曾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老子:“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既然知者不言,老子为何著五千文,岂非自相矛盾?诸多此类还有很多。因此,现代人读不懂《道德经》,也没什么丢脸的,毕竟古代顶尖学者也很迷惑;相反,如果有大师高调宣称已经读懂《道德经》,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忽悠。

古代顶尖学者之所以也读不通《道德经》,不是学识与智慧不够,而是因为《道德经》不少地方已被篡改过了,变得面目全非,局部与整体本意无法统一。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初汉墓中,考古专家出土28种帛书,大约共计12万字,包括《周易》、《导引图》、《五十二病方》、《道德经》等。其中,相比于传世本《道德经》,帛书版《道德经》五千余字,大约300多句话,被改动的大约有700处,造成不少句子牵强附会、难以理解或根本错误,这种情况下没有谁还能真正读懂《道德经》。

那么,究竟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篡改了《道德经》呢?通过两版《道德经》中的一个字的变化,可以确定是儒家别有用心,篡改了《道德经》,使其思想变得更符合儒家要求。

通过对比帛书本与传世本,《道德经》被改动之处大致可以归类为三种,即避讳而改、精简而改与别有用心的篡改。

《道德经·五十六章》中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实本来叫“知者弗言,言者弗知”,之所以从“弗”改为“不”,是为了避讳汉昭帝刘弗陵。但如此改动之后,意思却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弗”有“不”之意,但“弗”之本义是矫正,缠束一物使之矫正不弯,因此“弗言”本意不是不说,而是不轻易说出口,“道”之本义无法用语言说清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道德经》第一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帛书版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一句话既涉及到了精简文字,将“也”字去掉了,又涉及到避讳,将“恒”字改为“常”字。“恒”是用无断绝,“常”可中断接续,两字意思大相径庭。

除此之外,还有将刘邦之“邦”改为“国”、刘启之“启”改为“开”等,因避讳帝名改动了100多处,对老子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场灾难。

第二类属于精简文字的改动,这些改动看似无关大局,但实则也改变了老子思想的本义。

帛书本《道篇》第一句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与我们熟知的“道可道,非常道”相比,语气与意思明显略有区别。

帛书本中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古人将“之”字去掉,变成了“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去掉一个语气助词“之”字,看似无关紧要,但传世本就变成了阴阳相生相克的论调,有无相生、长短相形等,彼此相生相克。而加了“之”字时,就成了有无的先后问题,“有”由“无”而生,无为有之根本的哲学方法论,这一思想也与后文能够呼应。

古人作书,每一个字往往都别有深意,春秋时代更是如此,这些语气助词看似可以精简,实则却可能改变本意,让后人无法体会到老子的真正思想。

第三类属于别有用心的篡改,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学说目的。其中,改“今”为“古”,证实儒家果然篡改了道德经。

对比两版道德经,被特意篡改之处很多,比如“水善利万物而有争”被改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五色使人目明”改为“五色使人目盲”,“玄之有玄”改为“玄之又玄”,“以顺众父”改为“以阅众甫”,“大器免成”(不需要干预,顺其自然成才)改为“大器晚成”……类似篡改之处还有很多,笔者就不一一列举。这些改动很难肯定说是儒家所为,而以下这个字的改动,可以肯定是儒家所为。

传世《道德经》第十四章最后一句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帛书本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意思很简单,即以古时的圣贤之道(帛书本:以今天的圣贤之道)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所说的以道治国。

一个是“执古之道”,一个是“执今之道”,而“今”与“古”文字差别很大,必然不会是无心之改,那么古人为何特意将“今”改为了“古”?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儒家为了让《道德经》符合自身学说,于是别有用心地进行了篡改。

在秦汉时代,儒法分歧最大之处在于“法古”还是“法今”。儒家采取的是向后看“法古”的态度,主张恢复周朝宗法分封制,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世儒家动不动就是“三代之治”,只要学习古代圣贤,就能实现“垂拱而治”,因此儒家是典型的“厚古薄今”。与儒家截然相反的是,法家采取的是向前看“变古”或“法今”的态度,商鞅说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韩非子说过“世异则事异…….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今世争于力气”,甚至韩非子直接批评孔子“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为“非愚即诬”,可见法家是“薄古厚今”,希望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治国之道,有“与时俱进”之意。所以,将“执今之道”改为“执古之道”,就变成了老子支持“法古”,这对儒家思想推广无疑非常有利。

于是,传世本《道德经》中,就出现了一些逻辑问题。老子笔下的“道”,可以视为“绝对真理”,这一点不会变化,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形式上“道”又势必无常,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司马迁可谓道出老子之“道”的真谛,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做一个比喻,万有引力是“道”,这是不变的,而万有引力有多种表现形式,这又是变化莫测的,因此想要寻找“道”,就要与时俱进,根据当前情况寻找。可见,“执今之道”才符合老子本意,但传世本篡改为“执古之道”,就与老子思想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说能真正读懂《道德经》?

总得来说,由“执今之道”改为“执古之道”来看,其他被特意改动之处,应该也是儒家所为,原因在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虽然取得一定优势,但并未真正取得独霸地位,于是一些儒家信徒或许由此改动《道德经》,让其更符合儒家思想,由此来扩大儒家学说的市场。

一直以来,古今不少学者认为“儒道一家”,但以马王堆帛书道德经版本来看,儒家与道家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儒家“法古”,道家“法道”,而“道”并不是“古”,与法家“法今”更为接近,如此儒道怎么可能是一家?之所以“儒道一家”,原因在于《道德经》被篡改了,在核心问题上“被赞同”了儒家思想。可见,历史果然是胜利者的宣言。

(XYS2021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