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文学大师易中天免费上一节普法课
作者：赵玉忠
近日侃爷忙于做饭、打麻将（尽孝）和耍猴（批司马南政治流氓经），几乎丢弃了正业。2月14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以下简称《我看》）专文，文学大师跨界掺和法律问题，不仅凸显易教授法盲形象，而且误人子弟和误导公众。因此，侃爷免费给易教授上一节纠错的普法课。
一、《我看》将批评权人分为三类：普通民众、公职人员、公众人物，例如“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此文将“公职人员”与“公众人物”并列是错误的，因为公众人物涵盖（包括）公职人员。公众人物释义：亦称社会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担任公职或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包括（1）国家公职人员；（2）社会知名学者；（3）文艺体育明星；（4）行业杰出人物；（5）突发事件人物（如见义勇为者、偷窃抢劫者、虐待子女者等）。顺便说说法大箫瀚教授，他将公职人员称之为“公众人物”，而将作家韩寒称之为“疑似公众人物”或“公共人物”。由此可见，学者中自创定义再妄加评说的并非只有易教授一人。作为学界同仁侃爷质问二位，你们就不惧怕误人子弟？！
二、《我看》“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其实，易教授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三者批评所造成的影响后果大小不同，并非三者的批评权限大小不等，结果文不达意、本末倒置。易大师不仅需要恶补法学知识，而且需要充实哲学知识，读两本逻辑学方面的书。实话实说：在中国彭丽媛、毕福剑和李宁的知名度高于毛泽东、习近平和李克强；在美国麦当娜、乔丹和乔布斯的知名度高于克林顿、希拉里和奥巴马。据此推论，在当代社会文娱界明星的社会影响力普遍超过了政界高官。
三、《我看》“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易教授倡导“持有最大的善意”和“有过硬的证据”去质疑的论点，延续了陈有西律师、箫瀚教授等人“善意的”、“合理的”、“有建设性”、“有证据的”质疑的说法。从传媒法学角度而论，此类说法荒谬至极。舆论批评本身是对客观事件的主观评价，舆论批评（包括贬责、质疑）的法律规范是“只要言之有物，不限论之有理”，故而不存在善意与恶意、合理与非理、正确与错误、有建设性与无聊性、有实证与无实证质疑的属性划分。
首先，如同“盲人摸象”典故一样，由于人们学识、阅历、观念、角度以及认识程度的差异，对于同一事物或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乃至产生观点针锋相对、结论截然不同的看法。
其次，舆论批评即主观评价，不外乎褒扬、褒贬兼有、贬责三种结论，但是不能将贬责狭义地理解为出自恶意或有意“拉黑”。
再次，贬责或称质疑是基于存疑事实或对被批评对象显露出的缺点、错误、漏洞、自相矛盾的现象提出疑问、进行推理、导出结论。即使批评者主观结论（如盲人摸到象耳称蒲扇、摸到象腿称大树）与事实真相不符，也不能认定为诽谤。从法理上讲，诽谤是指通过捏造并散布虚假事实羞辱他人，属于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所以只有捏造事实妄加评述并采取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传播，才会构成法律范畴的诽谤。
第四、贬责本身是把双刃剑，对批评者是“恶意”的，对社会文明可能就是“善意”的，如2002年北大王铭铭剽窃事件、2007年“正龙拍虎”事件。对批评者是“善意”的，对社会文明可能就是“恶意”的，如2010年肖传国雇凶伤害事件破案前后为肖喊冤叫屈者的“善意”。
第五、质疑是基于存疑事实作出的主观评析、推理与判断，与司法实践“证明”风马牛不相及。换言之，舆论批评允许质疑，无须苛刻至只有“证据”证实存疑事实才能评说。试想，倘若法定舆论批评禁止无过硬“证据”证实的质疑，那么在官方机构权威和个人拿着脑袋担保的前提下，“正龙拍虎”事件将是永久的未解之谜。
第六、质疑结论即使被事实真相验证是错误的，那么不仅少数错误质疑无法误导舆论主流方向，而且能反证（或还原）争议事件的本来面目，最终无损于（或有利于维护）争议事件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与社会名誉。
四、《我看》“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按易教授的说法推论，即使某人发表侮辱性、诽谤性言论，导致被批评人悲愤至极跳楼致残或服毒自杀（属于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也不得因此而判处徒刑。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事侮辱和刑事诽谤案件均属自诉案件，告诉的法院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由此可见，易教授无知无畏、随心所欲、藐视法律！
五、《我看》“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易教授的此番话存在着两个谬误。首先，“自由与责任”不存在等同关系，自由有可能引申出责任来，但责任绝推导不出来自由。责任通常包含两种释义：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如职责、尽责任、岗位责任等。二是指没有做好自己工作，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其次，权利与责任不存在对等关系，而与义务存在对等关系。所谓法律责任，指因违反了法定义务或契约义务，或不当行使法律权利、权力所产生的，由行为人承担的不利后果。所以，易教授说此番话如同癫痫病患者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侃爷帮助易教授修改一下此番话：“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言论自由权也一样。”
易教授因品三国而步入公众人物的行列，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鉴于此，易教授应就其上述非智性质的言论向社会公开致歉，避免误人子弟、误导公众和扰乱社会法治环境。
附： 易中天：我看方韩之争
2012-02-15南方都市报
●易中天 韩寒与方舟子的这场“官司”，是“关公战秦琼”，还是“三英战吕布”？要看事态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已经是一个“文化事件”。要想不沦为“娱乐节目”，而能对社会和公众有些意义，恐怕得说清三个问题：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一，方舟子能不能质疑韩寒？ 当然可以。这是方舟子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质疑和批评。其对象，则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公民。说名人必须保护，是不对的。相反，名人更应该接受监督。因此，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如果哪天他要质疑我，我也表示竭诚欢迎。 质疑方舟子的动机，则是可笑的。公民行使权利，根本就不必问动机。比如某个台湾人因为喜欢“三只小猪”，就去投蔡英文一票，不可以吗？同样，质疑方舟子的资格，也是不对的。公民二字，足以表明其资格。这就是我主张的“批评三不问”：不问动机，不问资格，不问对象（请参看《李辉、文怀沙与批评的自由》，原载2009年6月30日《南方都市报》，已收入广西师大出版社《书生傻气》一书）。 但，批评权人人都有，“权限”（空间尺度）则因人而异。普通民众的最大，想质疑谁就质疑谁，想怎么质疑就可以怎么质疑。公职人员的最小，因为很难分清他是代表政府还是个人。一旦被认为代表官方，就有公权力侵犯私领域之嫌。也因此，一旦他的质疑失误，不但必须赔礼道歉，还必须辞去公职。 公众人物的空间，介于二者。因为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大。一旦质疑失误，对被质疑者的伤害也大。这个时候，赔礼道歉都未必管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公众记住的，往往是第一印象。如果被误疑的还是公众人物，他可能一辈子都“跳进黄河洗不清”。 这就不能用“公众人物就该如何”来说话了。没错，公职人员最该被监督，公众人物次之，普通民众守法即可。但，该被“盯着”，不等于该被“冤枉”。公众的“知情权”是要满足，名人的“名誉权”难道就一文不值？真相固然重要，善意难道就可以罔顾？ 有鉴于此，方舟子对韩寒的质疑，首先应持有最大的善意，其次要有过硬的证据。第三，一旦失误，不妨郑重道歉。当然，对此，我只有建议权，也不认为可以强迫道歉。但，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道歉只会加分。死硬到底，则可能“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韩寒该不该起诉方舟子？ 首先要肯定，起诉是韩寒的公民权利和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包括：说，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样说，那样说。这三条，都自由。而且，既然是权利，就可以行使，也可以放弃。回应、答辩、起诉，是行使“言论权”。不回应，不答辩，不起诉，是行使“沉默权”。无论哪种，都是我们的自由权。 因此，起不起诉，是韩寒自己的事。受不受理，则是法院的事。这两件事，公众和媒体，都可以议论，可以批评，更可以建议，但不能干涉。议论、批评、建议，是行使“言论权”。干涉，则是“越权”，也“越位”。 起诉是否“不智”，也是韩寒自己的事。何况每个人能够忍受的尺度和底线，是不一样的。自证清白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节妇断腕、烈女跳楼，虽不宜提倡，却应该同情。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哪里还谈得上智不智？出于爱护，私下里劝劝是对的，说说也没关系。公开指责，就未免没有心肝。 所谓“笔墨官司笔墨打”，则是扯淡！学术观点不同，艺术评价有异，才是“笔墨官司”。包括《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因为曹雪芹没说是自己，不存在名誉问题，也该“纸上谈兵”。疑人窃斧，也“笔墨打”？说你是“强奸犯”，还弄得谣言四起，大家都将信将疑，也不起诉？这种“大度”，留给阁下自己为好。 没错，名人是应该更宽容，但宽容不是纵容。你们家的宠物，也该善待吧？公园里的草木，也不能践踏吧？名人就可以随便蹂躏，然后让公众消费、媒体狂欢？士可杀不可辱。被逼无奈，也可以拔剑而起，何况诉诸法律？你说韩寒不成熟，是孩子，我看他是汉子。方舟子慨然应诉，也是汉子！ 韩寒起诉，是否“示弱”？问问阿Q就知道。阿Q是决不会起诉的。他只会说，这是“儿子骂老子”，或者“方舟子小时候被父母卖掉，没有爱心”。至于把法院等同于“官府”，把起诉看作“打不赢就叫哥哥”，恐怕太不像法治社会的观点。大家若都这么想，法官们真可以去“休假式治疗”了。 韩寒起诉，是否“妨碍了方舟子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除非法庭剥夺方舟子的答辩权。但即便如此，那也是法庭的错，不是韩寒的错。相反，正因为韩寒提供了法庭这样一个平台，方舟子反倒有了更好的发言机会。难道在微博上说就是自由的，到法庭上就不自由了？没这道理吧？ 还有人说，现在司法不独立，韩寒的起诉，会造成更多的人不敢说话。呵呵，依此逻辑，小白菜就不该告御状，那时可是慈禧当家；秦香莲则要算运气好，因为包公只有一个。那么请问，韩寒是该去找包公呢，还是等到司法独立那天再诉呢？如果大家都这么等，那一天又啥时候能到来呢？ 至于韩寒起诉方舟子，是否“滥用诉权”，则要看情况。如果韩寒视清白为生命，那他就是在为生命而战，岂是“滥用”？这事也要看结果。结果不是谁胜谁负，而是能给我们什么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借此机会弄清言论自由的概念，制定批评质疑的规则，那就不但不是“滥用诉权”，还应该说是“功德无量”。 三，我们要有怎样的言论自由？ 首先必须确定，言论自由是法律概念和人权概念。也就是说，无论一个人的言论多么错误，多么离谱，都不得因此而被剥夺人权，判处徒刑。其次，自由即责任。任何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言论权也一样。第三，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能侵犯他人权利，剥夺他人自由，无一例外。 责任也有种种。比如，一个外交官出言不慎，引起国际纠纷，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政治责任；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当面骂学生，可以不负法律责任，但要负道德责任。前者可免职，后者可开除，但都不能判刑。至于普通民众，骂爹骂娘，百无禁忌。但被认为素质低下，也得认了。这叫“负审美责任”。 名人责任更重。比如方舟子，是以“打假”闻名于世的。他对韩寒的质疑，如果被证明错了，得负“判断失误”责任。当然，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可以原谅。但前提，是得认账。不认账也行。既不违法，也不缺德，但“没品”。说他“死皮赖脸”或“不像男人”，也得认了，也是“负审美责任”。 另外，由于方舟子是科学工作者，一贯主张科学，因此，如果他的质疑，被发现违背科学精神，不守学术规则，则还要负科学责任和道德责任，即承认有违科学良知和职业道德。这一点，希望方是民先生能有思想准备。 最后要说的是，所谓“言论自由不负法律责任”，是指“不负刑事责任”。由于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容侵犯，因此，一旦侵权，就必须负“民事责任”。不负责任的言说，决不是自由的言说；不能追究责任的自由，也决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正是“韩寒诉方舟子”一案的意义所在。哪怕最后法院判决方舟子不构成侵权，也如此。 因此，正如我支持方舟子质疑韩寒，我也支持韩寒起诉方舟子。但我希望，双方都做好败诉的准备，并表现出良好的风度。“寒战”虽非“选战”，但今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其参选人的表现，是可供参考的。果能如此，则方韩之争，就真是意义深远了。
(XYS2012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