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界定“眼保健操”对青少年的近视眼防治是否有效

作者：蒋百川　　教授，(美国）诺瓦东南大学视光学院

眼保健操的产生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与验证

上世纪60年代，北京教育局体卫处的严亦柔（当时体卫处仅她一人）为进行北京市范围的中小学生预防近视工作，与市防疫站的于凤翥和陈永馥一起，成立了一个“工农兵协作组”。他们找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体育教研室主任刘世铭。当时刘世铭患有眼疾，自创了一套眼保健操（为八节），原为自已所用。他们遇到之后，刘世铭便将自已的眼保健操倾囊相授并亲自指导，使三人掌握了穴位和指法，此保健操于1963 年开始在北京几所小学试行。

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眼保健操也停止使用与流行。1972 年学校复课，眼保健操也随之恢复。严、于、陈三人又找到当时北京著名中医按摩专家李玉田和卢英华。两位专家对部分按摩手法做了纠正与强调，使原来八节的眼保健操精简到五节。至 2008 年又出现新版眼保健操以代替1972年版，变成为六节（第一节按揉攒竹穴，第二节按压睛明穴，第三节按揉四白穴，第四节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第五节按揉风池穴，笫六节揉捏耳垂，脚趾抓地）。北京地区 2008 年新版的眼保健操则为五节，与上述六节不同的是除掉了第一节与第二节，改成新的一节按头部督脉穴。

眼保健操在国内中、小学的实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目前眼保健操是国内中、小学生每天必需参与的项目，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学校方面只能贯彻执行，不能违抗。

从眼保健操实施至今，一直争议不断。支持者认为眼保健操可以让眼部放松、消除疲劳、缓解酸痛。而反对者认为眼保健操的科学性至今尚无严格论证，它实施至今中国学生的近视眼患病率有增无减，所以是浪费广大青少年的时间。尤其是眼部放松、消除疲劳，便可以不产生近视，在理论上也站不住脚。

从以上所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眼保健操的产生过程是极不科学的，或许这是由于那个时代及北京市教育局那几位干部的科学水平。试问关系到千千万万儿童眼睛健康问题的一个措施，不经过类似于药品研发的过程，便可以在北京乃至全国推广使用，是不是不够科学、不够严谨？一个极其严肃的科学举措，在他们这里，以至全国的中、小学教育主管部门，不经过严格的验证就成了一道行政命令，谁给他们这样的权力？许多儿童一下课，没有洗手便随着广播在自已眼部周围揉捏推拿，是否存在很大的细菌感染危险？一个声称“眼保健”的活动，居然赤裸裸地让孩子们的眼睛处在危险之中，是否有点搞笑？

迄今为止看到的一篇科研报告，是同仁医院王宁利教授领导的研究组与英国 Cardiff 大学的 M. Millodot 的合作结果：Efficacy of Chinese Eye Exercises on Reducing Accommodative Lag in School-Aged Childr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LoS ONE 10(3), March 5, 2015.

在这一项工作中，他们将 190 名 10-14 岁儿童分为三组，一组做眼保健操（n＝63），第二组做伪眼保健操（手指在面颊上不在正确位置）（n＝64），第三组闭眼休息（n＝63）。他们发现经过五分钟做操或闭眼，第一组的调节滞后有 -0.10 D的变化，与第二组（-0.03 D）及第三组（0.07 D）在统计上有明显差异。

但是这样一个 0.10 D的调节滞后的变化，无法说明究竟对于近视的防治有否实际意义。1）调节滞后是否是造成儿童屈光向近视变化的原因？2）5 分钟造成的调节滞后的变化能延续多长时间？3）每日二次的眼保健操有否累积的效果？

应该用科学实验的方法，验证眼保健操的有效性

我想现在不必与支持的与反对的人辩论眼保健操是否有用，关键是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用数据说话。

其实设计一个这样的实验并不难。简单地说，将一定数量的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继续每天做眼保健操，另一组不做眼保健操，在同一时间去户外活动。两组在年令、姓别、学习成绩、初始的屈光状态等数据上应相互匹配。在实验前及开始实验后每隔半年用自动验光仪测定各学生的屈光值。在一年、二年、三年时对数据进行统计。我们对眼保健操存在的疑问便可以有科学结论。以上是这个研究的一个大致的设计。

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国家教育、卫生部门对这项科学研究加以重视和支持。

看到这里读者一定会问，那为什么你不去实行？其实我在温州、上海都试过，但是他们告诉我，中、小学领导都不支持，没有人肯配合。原因很简单，规定学生要做眼保健操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谁敢不执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退一步讲，就算有哪一位大胆的校长说好吧，让你来实验。当你将学生分了两组之后，保不齐被分到不做眼保健操的学生的家长会来闹事，为什么不让我的孩子做眼保健操，是不是对孩子歧视？所以这件事看来还要靠国家领导部门的干预和支持才可能有进展。

本文系在第五届全国近视眼防控高峰论坛（2016，三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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