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苗之王”：成功与财富幕布下的丑闻与争议
记者：黄瑞黎, 赫海威 2020年12月7日纽约时报
当一位政府监管官员侧身上车的时候，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的高管将一个装有30万元现金的纸袋递了进去。
这位高管就是杜伟民，他急于让自己公司的疫苗获得批准，因此需要帮助。根据法庭文件，该官员拿走了这笔钱，并保证会尽力而为。
几个月后，杜伟民获准开始两种疫苗的临床试验。这两种疫苗最终获得批准，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收入。
2016年，该政府官员因收受杜伟民和其他几家疫苗生产商的贿赂而入狱。杜伟民从未被起诉。
相反，他建立了一个帝国。他的深圳康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疫苗生产商之一。被称为“疫苗之王”的杜伟民则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依靠这样的成功，杜伟民和他的公司如今在新冠病毒疫苗生产的全球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康泰将成为英国-瑞典合资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疫苗在中国大陆的独家生产商，这两家公司还可以在其他国家的疫苗交易上进行合作。这家中国公司也在为其候选疫苗进行早期试验。
杜伟民丑闻之下的成功在中国并非例外。而是常态。
在中国政府推动建设享誉全球的疫苗公司之际，国家扶持并保护了这个饱受腐败和争议困扰的行业。
急于将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制药公司利用财务激励手段打动薪水微薄的政府员工，以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查阅法庭记录显示，近年来，有数百名官员被控在涉及疫苗企业的案件中收受贿赂。牵涉其中的企业和高管很少受到惩罚。
监管的薄弱导致了大量不合格疫苗丑闻的发生。虽然政府在每次事故后都承诺要采取更多措施整顿行业，但监管机构很少提供关于问题出在哪里的信息。企业往往在道歉或支付罚款之后毫发无损，而且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它们都被允许继续经营下去。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前中国负责人叶雷(Ray Yip)表示，他认为康泰是中国最顶尖的疫苗企业之一，并补充说他对大多数疫苗企业的生产和技术标准“没有意见”。
“这些企业中许多的问题出在他们的商业行为上，”同时也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中国办事处负责人的叶雷说。“他们都想把产品卖给地方政府，所以必须给回扣，必须行贿。这是中国疫苗生意的致命弱点。”
康泰没有回复记者的多次置评请求。
阿斯利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在与任何实体达成协议之前，都进行了妥当和彻底的尽职调查”。
“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至关重要，阿斯利康已与出色的知名机构合作，在疫情期间不盈利的情况下，帮助确保疫苗广泛而公平的全球可及性，”该公司表示。
缺乏透明度，再加上可疑的商业行为，动摇了公众对中国产疫苗的信心，哪怕它们已被证明是安全的。许多富裕的家长避之不及，更愿意选择西方的疫苗。
2013年，17名婴儿在注射了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监管机构排除了康泰的不当行为，该疫苗仍在安全使用。但政府没有提供有关死亡事故的调查或康泰安全措施的实质性细节；该公司已经撤下了负面报道。
全世界都有忧心忡忡的父母将他们孩子的疾病或夭折归咎于疫苗生产商，这些指控往往缺乏科学证据。但在中国，政府迫使许多家庭缄口不言，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产疫苗的怀疑。
呼吁对包括康泰在内的制药公司进行更严格审查的活动人士遭到了骚扰、恐吓和拘留。出于对社会稳定的担忧，中国官员们试图靠封禁社交媒体群组和监控通讯来阻止他们组织活动。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表示，2013年的丑闻“引发了人们”对康泰的“合理担忧”。
“风险非常高，”黄严忠说。“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再有类似丑闻被报道会怎样。这不仅会损害对生产疫苗的公司的信心，也会损害阿斯利康及其疫苗的声誉。”
“疫苗之王”
本世纪初，在担任一家小型疫苗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时，杜伟民就在寻找增长点。他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参观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制药公司和生物技术研究机构。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杜伟民回忆说，当时35岁左右的他在结束这些会面后就得出了一个紧迫的结论。杜伟民认为，中国继续依赖外国疫苗是个错误。那些疫苗太贵了。他也担心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中国人的疫苗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杜伟民在2014年接受国有报纸《江西日报》的采访时表示。
他赶上的时机非常好。多年来依靠跨国企业提供关键药品的中国政府，出于许多相同的原因，希望培育本土疫苗产业。
从毛时代开始，国有企业长期主导着中国的商业。随着需求增长，杜伟民这样的企业家就看到了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的机会。
许多企业都愿意与外国疫苗制造商合作，这一战略也被中国在科技和汽车制造等其他领域采用。这些跨国企业获得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中国企业则获得了有关生产工艺和技术的宝贵知识。
这样的交易，让杜伟民这个来自江西省贫困山区农民家庭的儿子得以登上更大的舞台。
2004年，他帮助成立了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后与法国制药巨头赛诺菲巴斯德(Sanofi Pasteur)合作研制狂犬病疫苗。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号召齐心协力控制该疾病的蔓延，那一年，狂犬病在中国造成2600多人死亡。
2008年，杜伟民投资康泰，扩大了自己的业务。这家公司于1992年在美国制药商默克(Merck)的帮助下成立。作为旨在提高中国卫生标准的共同行动的一部分，他们联合生产了一种乙肝疫苗。
他的交易手段将创造出一个行业巨头。当地媒体称他是“疫苗王国的勇士”。
截至今年5月，他的净资产估值达到74亿美元，他也在此时将价值35亿美元的公司股份转给了前妻袁莉萍，中国媒体将此举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昂贵的离婚。袁莉萍是加拿大公民，如今已经成为加拿大最为富有的女性之一。
“从发家、暴富到离婚，”大陆新闻网站华夏时报网在关于这位大亨的报道中写道，“他身上的谜，只能交给时间来解答。”
资本铁腕
时机看上去有些可疑。
2010年，国营报纸《中国青年报》报道称，监管机构没有及时将约有18万剂狂犬病疫苗无效的信息告知公众。这些疫苗由江苏延申生产，该公司当时为康泰生物的杜伟民所有。
据财经新闻媒体《经济观察报》网站报道，在长达9个月的拖延中，杜伟民将这家公司约51%的股份卖给了另一家制药商先声药业集团。
调查记者杜涛欣开始挖掘内幕。他表示，业内人士证实了这些报道，并告诉他，监管机构推迟发布公告，是为了让杜伟民出售股份，从而不用为丑闻承担责任。
这与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一致。该篇文章同样提到了杜伟民的名字，并发现当局隐瞒了这一信息，以使先声药业不得不承担丑闻带来的名誉损失。
在疫苗问题被曝光后，先声药业发布声明称，疫苗质量问题发生在其成为江苏延申的股东之前，强调称自己与“本次事件没有任何责任关联”。作为江苏延申的高管，杜伟民没有置评。
2014年8月，这位记者以《食药监总局官员身陷“举报门”疫苗案大起底》为标题发表了文章。
该行业的许多问题都是与政府的共生关系导致的。中国的疫苗由地方传染病控制中心进行管理。这些中心要从某些类型疫苗的利润分一杯羹，为腐败创造了诱因。
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分析，从2018年到2020年，共有59起涉及疫苗企业的腐败诉讼。其中54起涉及贿赂地方官员。
康泰对记者杜涛欣及其工作的报社《民主与法制时报》提起诉讼，称其诽谤。
杜涛欣及报社试图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提交了在他们看来是媒体压力的其他证据。
2014年9月，官方电视台广东卫视的一个节目中，一名著名中国经济学家批评了这位大亨的企业。电视台随后就节目造成的“精神损害”向杜伟民道歉，并撤回了报道。
法庭文件显示，具有影响力的商业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删除了其发表过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均与杜伟民的公司及2013年接种康泰乙肝疫苗新生儿死亡有关。该报密切报道了几起死亡事件，并且报道称杜伟民一家此前已移民加拿大。
作为其辩护的一部分，记者指出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也对同一题材进行过报道。尚不清楚为何这些媒体没有面临法律行动。
这位疫苗大亨的律师是张合，他还为国家食药监局领导尹红章辩护过，后者因为收受杜伟民贿赂被定罪。
杜涛欣认为，这起受贿案可以证明，他的文章没有对这位高管进行诽谤。在法庭文件中，杜伟民承认他正是曾向尹红章行贿的“杜某”。
但法官表示，这一信息与该案无关。在进行裁决时，该法官还将该名记者拒绝披露其匿名信源的身份作为根据。
2016年11月，杜涛欣被判“侵害”杜伟民“名誉权”。法院表示杜涛欣的文章“导致杜伟民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了其名誉权”。
他必须要赔偿杜伟民2000元人民币，报社必须删除报道。
这一判决是在中国记者节当天发出的。一年后，杜涛欣辞职不做记者了。
“疫苗好像一件不可碰的事情，”杜涛欣说。“无论我怎么坚持追逐地真相，真相好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拿出所有的证据，但我知道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官司。”
优待
近年来，一批中国家庭牵头发起了一项规模不大但坚定的行动，试图让这个国家的疫苗行业得到更严格监管。将政治组织视为对共产党威胁的政府已经在寻求让他们的活动噤声。
官员已经骚扰、拘留了孩子们的母亲、父亲和祖母，指控他们“扰乱公共秩序”或“寻衅滋事”。据其朋友说，10月，河南省当局拘留了何方美。她是中国最直言不讳批评中国疫苗公司的人之一。鉴于法律敏感性，她的朋友要求匿名。
为疫苗活动人士代理案件的律师面临严重处罚。许多家庭用来倾诉不满和协调抗议的微信群被关停。
在儿子彭勇（音）被发现患有病毒性脑炎后，廖方生（音）试图向中央政府请愿。廖方生说，在儿子接种康泰生产的疫苗前，他是一个快乐健康的一岁半宝宝。
在接种两到三天后，彭勇出现低烧，随后陷入昏迷长达17天。2019年12月，当地卫健委表示这名男孩接种疫苗后生病是个“巧合”。
廖方生没有科学方面的证据，但他仍然相信此事与疫苗有关。他前往北京的国家卫健委和信访局。他们把他推给了其他政府部门，廖认为这是“推诿扯皮”。
他试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大院外寻求帮助，结果被送回自己的家乡江西省拘留一周。一份拘留通知书显示，当局说他“扰乱单位秩序”。
“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上级保护下级，”廖方生说。“交的才材料没人看。我说话的地方都没有。你说这个法律在哪里？政府在哪里？”
中国政府保护这个行业不受批评可能是有原因的。在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国家，谣言传播得很快。但信息匮乏和法律资源的缺失也可能会滋生深深的不信任感。
2010年，中国南部广东省有数十名小学生在注射康泰的乙肝疫苗后出现头疼、呕吐和四肢无力问题。
据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一名省卫生官员将问题归咎于“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这位名叫彭国文的官员是广东省疾控中心计划免疫所所长，他说像头晕或腹痛这样的症状大多是“主观的”，并且这些学生都没有出现发烧。他指责媒体和社会上散布的有关疫苗安全性的谣言，称这“加剧”了学生的紧张情绪，从而导致呕吐。
在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问政府如何在没有得到检测结果的情况下就判断不良反应与疫苗无关。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官员们没有回答。
2013年，有报道称17名婴儿在接种了同一种疫苗后死亡，杜伟民被中国媒体和民众称为“杀婴者”。政府在12月叫停了疫苗的销售，时间持续逾一个月。
在认定责任不在该公司后，政府取消了禁令。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没有透露多少细节。据一份政府声明称，报告主要是表示了解到死亡事件的发生，并列出死因，包括肺炎、心脏病和腹泻。
相比其他国家，中国一直在疫苗安全性的问题上不太透明。在美国，联邦政府在生产商报告疫苗问题后通常会委托进行深度评估。在韩国，近期有一系列死亡事件导致一种流感疫苗遭遇信任危机，政府随即就死亡案例公布了详细的数据，以恢复公众的信心。
如今中国正在努力建立科学和医学大国的国际声誉，疫苗生产商的声誉问题变得空前重要。
几十年来，这个产业一直侧重于在国内销售产品，认为国内市场的规模足以维持运转。很少有公司开发出能产生国际影响的产品。
只有五种中国疫苗得到了世卫组织的出口预审批。相比之下，印度有47种疫苗达到了这一要求。
在中国，新冠疫情给这个产业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它正在向康泰这样的领先企业注入巨资。
南方城市深圳的地方政府给了康泰一块20000平方米的地，用于建造公司的新冠疫苗工厂。康泰还得到了中国为防疫工作拨发的经费。
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上月底宣布，他们的疫苗看起来是有效的，尽管有效水平存在争议。根据与阿斯利康的协议，康泰将为中国大陆生产2亿剂疫苗。
9月底，康泰宣布在中国开展自己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测试，此前该疫苗经实验证明对鼠、猴能起到保护作用。
在接受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康泰首席科学家郑海发表示，公司正力争“尽快”在疫苗研发上实现突破，以完成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交予的任务，后者曾呼吁全国药企开展疫苗生产的全面行动。
郑海发说，公司的使命很简单：“为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Katie Thomas对本文有报道贡献。Elsie Chen、Amber Wang、Liu Yi、Albee Zhang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黄瑞黎(Sui-Lee Wee)是《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记者。她报道中国近十年，关注社会议题、性别、基因监测、医疗保健以及人口和经济的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suilee。
赫海威(Javier C. Hernández)是《纽约时报》负责报道中国的记者。他报道了习近平领导下专制国家的崛起、#MeToo运动等社会理念的发展以及农民工和污染受害者等中国最弱势公民的困境。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HernandezJavie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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