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一周年，中国留学生的美国梦还在吗
作者：刘文 2021年2月8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一个极其难熬的鼠年终于过去了，而接下来的牛年会更好吗？也没有人可以给出答案。我所采访的七位留美的中国学生当中，有些受到重大影响，有些则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们都已不是一年前的同一个人了——都表示，对中国与美国的看法以及自己的计划变了许多。他们有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担忧，但是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如何在美国这样一个动荡的社会中生存，并且自我实现。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回国的艰难逼得我要从政
1月8日，大学毕业的Tina Li拖着大大小小一共五件行李来到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为了遵守中国大使馆近几个月一系列检测方面的规定，住在波特兰的她提早三天到了西雅图，一共去了四家检测机构，终于得到了“双阴性”的检测报告。
但是，随着登机的时间愈来愈临近，她却迟迟没有收到绿色的健康码。她说，她几次三番给中国驻美国的领事馆发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应。她只能先赶去机场，在值机柜台前才发现，有数十乘客都没有拿到绿色的健康码，尽管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都符合取得绿码的标准。“大概有五十多个人没登上飞机，有的人连死亡证明都拿出来了还是不给飞，”她在朋友圈写。
“祖国母亲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之类的话，都是一句笑话，”她有些无奈地说。她现在滞留在西雅图，正忙着预定旧金山或者洛杉矶起飞回国的机票，也在绞尽脑汁想该如何证明自己回国的必要性。
“我毕业了，在美国找不到工作，想家人了，想回家和他们团聚，你说我要怎么把这些写得紧急一些呢？”她问。
Tina说，18岁那年出国的时候，她和父母关系并不融洽，寒暑假也总是报名参加社会考察和实习，就为了有借口不回国。但是经过疫情一年，什么都要靠自己，也没有家人的孤独，她和父母的关系逐渐和解了。这次连工作签证都顾不上申请，只想尽快回到父母身边。
但同时，她感到很矛盾。她说，自己来美国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小粉红”，在大学校园里，她还因为2019年香港的游行事件和来自香港与台湾的同学激烈辩论过。而这次她和周围的中国同学难以回国的经历，让她开始反思中国的一些政策和社会现状。她的朋友历尽艰辛从美国回到了国内的时候，遭到邻居在小区的微信群里不断指责她“千里投毒”的做法，甚至在居家隔离期结束之后，仍然在公众场合辱骂她和家人，让他们滚回家呆着。
Tina认真反思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出了一点问题，人们实在太愤怒了，而且动不动就把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和‘境外势力’挂上钩，但其实我们也是中国国民，也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这现状更加坚定了她想要从政，然后从政策上改变社会的想法。原本，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是回国之后要找高薪的工作，最好是做金融，要买车买房。但是现在，她的父母对她的要求更宽松，只要她健康和快乐就可以了。听到她说想要从政，可能会从最底层的公务员或者村官干起，她的父母也表示会全力支持她。
“现在的政客都太腐败了，他们和底层的百姓脱节太久了，不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Tina说。“我们需要的是大使馆可以把回国的规定说清楚，不想让我们回国就不回国，而不是天天改变政策，或者用一些很模糊的话来搪塞我们发过去询问的邮件。”
“美国的政客也是，采取一些根本没有用的社交隔离措施，苦的是老百姓和小商贩们，受益的是大企业，”她说。“我希望可以做一个真正能够倾听老百姓疾苦的政客，然后推行一些方便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的政策。”
见识了美国的另一面
如果没有疫情，Eric Ma会于2020年暑假在美国进行实习，然后为毕业之后找工作做准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遗产保护学硕士，生长在北京的他从小对古建筑与城市历史充满了兴趣。2020年3月时，他已经面试了好几家博物馆、政府机构等，一切进行顺利。
但是当疫情来临，所有的面试都没有下文。他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也找不到工作。政府停摆，建筑项目停工，博物馆关门，对建筑专业的他们的打击是巨大的。
有一段时间，他很焦虑，精神压力很大。他也羡慕在国内读研的大学同学们，许多人去了故宫等地实习，他也想过要不要回国，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怎么买飞机票。但Eric最终决定留在美国。我问他，回到2019年再选择一次，还会来美国读研吗？他说还会，因为在持续近一年的疫情中，见识到了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面。
“新冠肺炎大流行带给我个人的不仅仅是烦恼和不便，它有时也意味着新的观察世界的角度，”Eric说。“在这场波及每一个人的历史性事件里，我看到了混乱，矛盾，人性的险恶，也见证了气壮山河的伟大胜利，还有来自社会基层的人性光芒。”
他说，他见证了纽约市把教堂改造成医院，见证了志愿者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候在街上发免费的口罩，见证了救护车在马路上川流不息。他观察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细节，比如每天晚上七点钟，大家自发去窗口鼓掌表达对医护人员与其他必要工种的人员的敬意。
但是他也对美国体制感到非常失望。“在来美国之前，从未怀疑过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觉得美国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之一，”他说。“实地经历过之后，觉得美国的表现配不上它的国际地位。觉得政府部门和应该为之负责的高层领导人是完全失职的，觉得他们辜负了底层人民的表现。”
如今，美国的疫情还在持续，他已经找到了如何在疫情中努力过好生活与保持求知欲的方法，比如多去观察一些平时被忽略的角落，用相机去记录下平凡人的生活。
但Eric坦言，看两个国家的政府彼此攻击甚至谩骂，却是不会好受。“我作为中国学生，想要多了解美国，想要从这里学到一些东西，我身边的很多美国人也想多了解中国，”他说。“但是在敌对的大背景下，我和很多美国人的这些微小的愿望就越来越无法得到满足。”
在美国“黑”下来了，特朗普的支持者却给我送温暖
一场疫情彻底让May Fang彻底醒悟过来——“原本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天之弃子，”她自嘲说。
就在一年前，她还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高材生，而且早就找到了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的工作，只等着6月份拿到毕业证书，然后回国入职。也正因为如此，她并没有申请可以让她毕业之后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的OPT签证。
武汉暴发疫情的时候，她连续三天开车出门，买光了周围超市的口罩和消毒水，通过武汉大学校友会捐给武汉的医护人员。她天天晚上刷微博上和疫情有关的信息，李文亮去世那天，她哭了很久很久，第二天都没办法去上课。
“当时觉得自己在美国很幸福，也竭尽全力地帮助国内的人，”她说。“没想到后来，美国的情况更糟糕十倍一百倍，而我在国内的朋友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我的生活却完全被毁了。”
她在疫情前，早早就买了6月份回国的机票，但是在值机的时候，得知因为其他几班航班被取消，所以这班航班超卖了，她和许多乘客无法值机，拿不到登机牌。而当时，她的学生身份已经到期，必须在90天的宽限期里离境，车已经卖了，房子也退了，大件的行李和冬天的衣服也都打包寄给了家人。她的生活一下子就乱了套。
雪上加霜的是，她因为连续好几天奔波各地找房子，最后8月感染了新冠肺炎。她的症状并不严重，但看到了检测报告上的阳性字样，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浑身发冷，抖地像筛子一样。
病好之后，10月初，她的母亲不再放心她呆在美国，取出积蓄给她买了11月中旬九千多美金的商务舱机票，等待她的却是最新的双阴政策——核酸阴性和血清抗体阴性。她身体里还有新冠抗体，测了许多家都测不出来抗体阴性，这样一来，她回国的路算是彻底堵死了。
她也试过在网上抱怨自己的处境，说自己曾经给武汉捐物资，凭什么不让自己回到祖国。回复里都是骂她自私和不顾全大局的，直到现在，还有人私信她，问她怎么还没死。
现在，没有签证，没有驾照，没有合法身份的她在美国“黑”了下来。她没有办法工作，只能靠父母每月给她一些零花钱，也没有社会保险号和财产证明，没办法长期租房，只能在网上找各种短租房或者群租房。她以后要申请美国签证都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她说，自己顾不上考虑这么多，因为原本也没有准备留在美国工作或者读博，她只想尽快和父母团聚。
“我一个人在美国，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圣诞节期间，她终于放下面子去领取餐馆发放的免费食物，冷风中，她站在长长的队列里，周围都是因为新冠而失去工作甚至无家可归的人，她想，自己到底是哪一步走错了，才陷入如此的境地呢？
好在周围的邻居在听说了她的情况之后，纷纷给她送来食物和御寒的衣服。她暂住的地方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社区，住户很多都是商店收银员、巴士司机等，收入不高，但是社区里每周日都会有人把旧衣服、旧家具和多余的食物拿去社区的教堂，供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
从1月下旬开始，她通过在教堂里做一些义工来换取免费的食物，也可以免费使用教堂里的厨房，这让她的生活稍微稳定了一下。她有机会和美国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互相帮助，这样的经历让她想要在将来做一个社工。
May说：“我原本很害怕那些特朗普的支持者会歧视我，会叫我滚回中国，但是他们都很热情。而且因为大家的生活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所以很是有种抱团取暖的感觉。知道我没有车之后，他们争着开车载我去超市采购物品。我原本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志愿者机构，有帮助流浪汉的，有帮助少数族裔的，有帮助单身妈妈的。我觉得，回到中国之后，可以在中国的城市里建立起类似的互助机构。”
但她现在也不排斥再有机会的时候留在美国工作。因为自身的遭遇，她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失望至极，后来又因为素昧平生的人带来的温暖，觉得社会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她说，“我过去一年学会了不要给复杂的事情下结论。”
疫情对我是难得的机会
过去一年的艰难似乎并没有那么影响到安铂的生活——因为她拒绝让疫情改变她的计划。
安铂在沃顿商学院就读MBA，2020年1月，正在上海探亲的她在中国疫情彻底暴发前顺利地改签机票回到了美国。之后，美国疫情迅速恶化，学校转成了网课，她又于5月份乘坐私人包机回到了中国。但是在家里呆了快半年之后，她10月份又回到美国费城了。（回美国前，她接受了中国国产的疫苗注射，当时需要有关系才能轮到。）
“我回来美国，是因为早就规划好的创业项目要开始启动，”她说，“当然，如果我留在中国的话，日子会舒服很多，可以正常出门吃饭，看电影，但是我不希望因为疫情而改变我的人生规划。”
应该说，她是因为家里条件好才比较容易这样去安排。安铂的父亲是商人，家境殷实，母亲则来自官员家庭，她很小就去了美国，在家人的支持下开公司，做投资，生活风生水起。谈到疫情对她的影响时，她笑着说交了非常贵的学费，希望可以拓展一些人脉，却变成了全网络授课，同学之间连面都见不到，更别说进行社交了，也少了许多嘉宾讲座等课余活动。但她说自己在课业轻松下来之后，还开始自学编程和投资股票。
安铂现在甚至有点后悔在美国疫情暴发的时候回到国内去躲疫情了。她说，自己认识的几位在美国的创业者或者投资人，都因为疫情期间房价和股价的飞涨，身家翻了几倍。“我现在意识到了，全球疫情这么巨大的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灾难，但是对最聪明最顶尖的那群人来说，是很难得的机会。”
从小在商场里耳濡目染的她也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她原本希望自己线上教育的初创企业可以在三年里盈利，但是她现在的计划是18个月内实现盈利；她原本希望可以做大公司的女高管，但是她现在希望做一个连续创业者——不断在危机中发现机会。
把健康与快乐放到学业与事业之前
金珊妮和杨锦忆是一对来自武汉的闺蜜，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她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黑色的1月和2月。
“我和我也是武汉人的室友天天抱头痛哭，”锦忆说，那段时间，抱怨那些上层领导人的不作为所带来的的愤怒就成了情绪的出口。愤怒的背后是身处千里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的无力。她曾经参与一个网络上的筹款组织，很快就群策群力募集到了上百万人民币，他们花了其中的几十万购买当时武汉急需的口罩，但是却被对方给骗了，凝聚着大家的关怀的捐款就这么石沉大海。
珊妮的父母都是湖北省中医院的医生，是最早和病毒搏斗的那一群人，亦在最早被感染的那一群医护人员中。1月底2月初，父母相继感染，而他们在病好后，又立刻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珊妮在讲述那段往事仍然会伤心落泪，她记得父母都确诊之后，声音有些虚弱和沙哑的父亲打电话给她，用前所未有的严肃口吻告诉她要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但是父母确诊的消息，也让她心态从之前的恐慌和担忧变得坚定。
似乎是一开始就经历了疫情最糟糕最无助最恐慌的阶段，所以珊妮与锦忆在后来的一年里，遇到其他的困难和障碍，都有了些游刃有余的成熟。
她们说，现在自己已经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那些“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的歧视，不再把别人的侮辱当成一回事。她们也逐渐从夜夜流泪、不能入眠的情绪中慢慢走了出来，甚至开始有意识地去关心呆在宿舍里的那些落单的同学们；她们会约学弟学妹一起做菜，也会给老师过生日。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中国媒体上对于美国抗疫之糟糕的渲染，和美国媒体上对于中国的敌意，她们也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
她们也开始把健康、快乐这些概念放到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之前。如今，她们选择在康奈尔继续自己的学业，学校给同学和教职员工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只允许核酸阴性的人进入教学楼，还有好几个心理疏导平台供她们倾诉，所以她们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觉得很安全。
但是经历了疫情之后，珊妮说，她更想要毕业后回国，在一个和父母家人见面更方便的城市。而在职业规划上，学习景观设计的她开始想要向疗愈景观(therapeutic landscape design)的方向发展和研究。疗愈景观目前在医院、疗养院等应用得更多。珊妮说，父母在家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是楼上院子里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让他们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她自己也经历了学校的突然关闭，能够保持乐观，和坚持戴口罩去户外跑步中与大自然的接触分不开。所以，她认为后疫情时代，公共区域的设计会更加考虑怎么给人更多的空间，怎么让人们放松身心。
还是相信民主比权威制度好
梁晓晨是加州大学圣塔克鲁斯分校的社会学博士。她说，过去的一年里，疫情、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大选等许多问题渐次出现，也让她觉得自己难以融入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她开玩笑说：“我和我的男朋友应该是留学生里面最讨厌特朗普的。”
她所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可能是针对她的社会与政治价值观。据她介绍，身边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反对BLM游行，反对政府派福利给非法移民，他们拒绝任何帮助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行为，觉得那是人家咎由自取。他们中的许多都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也有人已经有了硅谷的实习或者工作经历。他们觉得中国疫情的表现很不错，因此看不起别人。但是他们也不愿意因为疫情的原因回国工作，因为自己都可以在家学习或者工作，收入也没有减少。
他们在梁晓晨询问起来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被家里人灌输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观念——要去名牌学校读书，要去名牌公司工作，要买豪车，住大房子。而在美国，因为房价车价相对中国的北上广更低，名牌公司也比中国更多，所以他们在美国更能够实现童年就有的梦想——住别墅，开特斯拉，生几个孩子等。
好在疫情本身并没有给梁晓晨的生活带来许多改变，想要做老师的她在疫情期间积累了远程教学的经验。对她未来的事业和家庭计划影响更大的，恐怕是特朗普政府10月宣布对H-1B签证政策的重大改变，新规将大幅度提升薪水的门槛，严格限制申请人专业背景要求等。她以后想要做教师，而这个职业可能拿不到可以申请H-1B的基础工资，这个可能会很大程度影响她未来的计划。如今，她在等待拜登政府能否出台新政策。
她说，虽然中国疫情时期的管理方法很高压，但还是有成效。她对特朗普这个人和共和党也有了进一步的厌恶，尤其是他们在疫情期间制造种族歧视的无耻举动。但相比较而言，她仍然更喜欢美国的政治和社会。
“（我）还是相信民主是比权威更优越的政治制度，只是目前美国的民主制度不完善，”她说。“但是就个人而言，（我）在美国感受到了更多的包容和理解。”
刘文(Tracy Wen Liu)，独立记者、翻译。著有《这世上的种种告别》等五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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