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林唐人街灾难的一年：“真的太难了”
记者：KIMIKO DE FREYTAS-TAMURA, JEFFREY E. SINGER 2021年4月13日纽约时报
首先是病毒，陈善庄(John Chan)说这让他的餐厅损失了数十万美元的销售额。然后是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激增让一些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待在家里，远离餐馆，这进一步损害了生意。
“就像上天在捉弄我们，”陈善庄说。他是布鲁克林唐人街的社区领袖，在那里拥有一座宽敞的餐厅——金皇廷(Golden Imperial Palace)。
大流行首次席卷纽约一年多后，布鲁克林南部日落公园的街道反映出大流行留下的尚未愈合的深刻伤口，交织着一个社区努力慢慢恢复生机的迹象。
人行道上挤满了购物者和小贩，更多的商店开门迎客。但业主们仍在为支付租金和维持生意运转而苦苦挣扎，许多去年进入防疫封锁后遭解雇的工人仍然没有工作。
虽然纽约的疫苗接种率已经显著提高，但新冠病毒仍在这个密集的社区之中渗透。日落公园所在的邮编区也有大量拉美裔人口，4月初，该地区的确诊率是布鲁克林最高的，几乎是全市确诊率的两倍。一些居民受到TikTok和其他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虚假信息惊吓，对疫苗表示怀疑。
在纽约和全国各地，针对亚裔的一系列仇恨犯罪和暴力事件接连不断，种族主义者声称亚裔美国人应对传播病毒负责，这在某些情况下助长了暴力。
“我告诉你，如果情况没有好转，我就完了。真的完蛋了，”陈善庄在描述自己持续的财务挑战时说。“现在我们又得面对这种对我们的歧视。”
他坐在位于位于日落公园基本空无一人的餐厅里，一首香港流行老歌的歌词静静地从一个大型LED屏幕底部划过。写有“停止对亚裔的仇恨”的一盒盒T恤堆放在一张宴会桌旁边。
尼科尔·黄(Nicole Huang)在当地经营一家互助机构，与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她估计，在这个社区的商业中心第八大道一带，包括餐馆、服装店和发廊，大约有36家营业场所在疫情期间永久关闭。
陈善庄说，他裁掉了100名员工中的80人，而且没有叫他们回来。和其他餐馆老板一样，他试图发展户外用餐，在停车场搭起了天篷。但在去年11月，它们被强风破坏了，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于是放弃了。
本森·朱（Bunsen Zhu，音）在第八大道和第50街交界处经营一家发廊，去年，他看到来自中国的报道后感到震惊，在纽约正式封锁两周前关闭了发廊。他还早在许多纽约人之前储备了口罩。然而，这并没有使他免受大流行带来的经济冲击。
疫情前，本森·朱的许多顾客都是华裔短工，他们在这个社区的停留时间很短，之后就会前往全国各地打工，通常是在餐馆。但当去年春天纽约的死亡人数飙升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没有回来，这给依赖他们的店家造成了损失。
“真是太难了，”36岁的本森·朱摊在发廊的沙发上说。一位员工坐在沙发的另一头，睡得正熟。“你要么在家里饿死，要么想方设法糊口。”与本文采访的大多数人一样，本森·朱说的是普通话。
本森·朱以前每天接待十几名顾客，但现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房东给他打了个小折扣，他还有办法继续交租，不过他拒绝提供细节，并对今年余下的日子感到郁闷。“我们就等着这件事过去了，”本森·朱说。
与本森·朱的发廊在同一条街的海悦大酒楼(Pacific Palace)是一家早茶店，顾客们正在缓慢回归，但人数还不足以让餐馆实现盈利。
据餐馆经理珍妮特·杨(Janet Yang)表示，疫情封锁导致餐馆推迟了40场婚礼，在60名员工里，只有四人未被解雇。
“为了活下去，我们做了无数努力，”珍妮特·杨说。
这家餐馆首次开始提供外卖服务，这占据了他们目前三分之一的生意。露天座位一直没吸引到多少人，部分原因是这家餐馆本以举办大型庆祝活动闻名，而这类活动已经被禁止数月之久。
“噪音水平回升了，”珍妮特·杨指着街上变多的行人说。“但我感觉整个社区还没有恢复。”
现年54岁的贾斯汀·程(Justin Cheng)是这家餐馆剩下的四名员工之一，他在去年3月被解雇，9月又被叫回来做服务生。他回忆说，随着月复一月压力的增大，“我们吃的越来越少，也吃得更便宜了。”
海悦大酒楼将一些户外空间改造成了市场，最近让一名女子坐在那里，负责销售中式饼干和袋装枸杞果等包装商品。顾客很少。
卖海鲜的男人们兜售着泡沫塑料箱里的牡蛎和鱼，与店面更大的鱼贩抢生意，后者的冰镇海鲜箱就摊开在人行道上。
不远处，一个女人在卖乌鸡和鸭肉，不清楚她的营业执照是否齐全，但她说自己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
“就是为了能多吃几口饭，在这里做点小生意，”这位姓江的女士一边给鸡拔毛一边说道。
由于害怕引起当局注意，61岁的江女士只透露了自己的姓氏。她就在卖家禽的摊位和另一个卖耳环和手镯的摊位来回周转。
她与丈夫儿子住在这附近，但疫情发生时，她尚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家中餐馆工作。餐馆倒闭了，于是江女士回到了日落公园。
在不远的地方，经营一家小型服装厂的余耐安(Naian Yu，音）说，他正在动用自积蓄，并担心每月8000美元的房租他还能负担多久。
他原来曾为诺德斯特龙(Nordstrom)和梅西百货(Macy’s)等百货商店供应服装，去年与当地医院达成了提供防护设备的协议后，他转向生产个人防护用品。
为百货公司供货的合同越来越少后，这项工作变得至关重要，但生产防护设备的合同也在去年12月终止了，让他和员工们陷入困境。
“这是我们的生命线，”余耐安说。他说，百货商店的订单已重新出现，但还没有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水平。
租户支付房租的困难也给那些有抵押贷款和账单要付的小房东带来了困难。
阿卜杜拉·代迈斯(Abdallah Demes)仍在为他在第八大道拥有的大楼的店面寻找租户。几个月前，他同意让以前的租户解除租约，尽管离租约到期还有两年。
那位租户曾把店面转租给一家瓷器店，但由于那家店是非必需业务，所以不得不在行动限制期间关门。租户告诉代迈斯，他无法承担每月4000多美元的租金。
代迈斯表示可免掉两个月的房租。“我对他说，‘留下来吧，’”代迈斯说。“但我们都知道，那家店在免了两个月的租金后也持续不下去。解除租约是正确的做法。”
经营着一个地下室麻将馆的60岁的郑孟耀（Mengyao Zheng，音）说，打麻将的人每次前来，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那是“一种减压方式”。
川菜馆“川天下”(Chuan World)的经理奎妮·董(Queenie Dong)担心的不是生意是否会恢复，而是她不断看到的那些质疑新冠病毒疫苗安全性的社交媒体帖子。
30岁的董女士说，她的手机里有很多谎称疫苗有害、甚至致命的TikTok视频和微信帖子，看了那些东西后她开始害怕。
“年轻的人觉得我们应该没事，”董女士说。“我们觉得戴口罩就足够了，就算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也不会死。”
在内心深处辩论了几周后，保护自己的愿望战胜了焦虑，她最终接种了疫苗。
根据纽约市的公共卫生数据，日落公园约有三分之一的居民至少已经打了一剂疫苗，与全市的总体情况大致相同。但当地领导人表示，他们想把这个数字进一步提高。
49岁的宽能法师是第八大道西方寺的创始人。他说，最近几周常有人来向他表达对疫苗的担忧。
宽能说，人们常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打疫苗？”再就是：“我现在很健康。困难时期已经差不多过去了。”
“很多人想拖一拖，等等再说，”宽能说，包括他本人。
林育（Yu Lin，音）经营着两家成人日托中心，他正在参加代表包括日落公园在内选区的市议会议员竞选。他去年感染了新冠病毒，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感染了病毒。他最近打了疫苗，并进行选举活动时鼓励选民接种疫苗。
“与从传统媒体上获取的信息相比，如果是真实的人说的，人们会更相信，”他说。“我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除了有点肌肉疼痛外，没有什么可怕的。”
早茶店经理珍妮特·杨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上。
“一切都取决于城市开放，”她说。
靠近店门的柜台上摆着一个用中文写的祈求好运的红牌子。牌子旁边有个举着一只爪子的瓷招财猫，据说它能带来好运。杨女士指着瓷猫说，“这个招财猫已经没电了。”
Kimiko de Freytas-Tamura此前是时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范围涉及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她在巴黎出生长大，精通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她。
Jeffrey E. Singer担任记者已有十几年，2008年开始为时报供稿。他还曾为Gothamist撰写文章，报道包括从犯罪、政治到移民各个方面的新闻。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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