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承诺增加进口 美方“暂停”贸易战
美国从对华贸易战的悬崖边缘后退了一步。美国财长表示，华盛顿方面叫停了对至多1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
“我们暂停了贸易战，”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昨日表示。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贸易谈判团队的这位核心成员作出上述宣告之前，美中两国上周六发表联合声明称，北京方面承诺将“大幅增加”对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的进口，并且双方都表示，他们将在今夏继续磋商。
上周六的声明没有给出具体目标，此前中国谈判代表抵制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即中国需承诺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的进口。
美国的批评人士担心，白宫的重点似乎是达到特朗普的目标，即降低每年3370亿美元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而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更为棘手的结构性问题，比如北京方面系统性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姆努钦昨日坚称，中国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承诺是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并警告称，如果北京方面不履行承诺，特朗普将有权对其加征关税。
他说，双方已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并补充称：“我们已同意在努力执行这一框架的同时暂停加征关税。”
然而，特朗普政府其他官员表示，上周六声明的含糊措辞揭示了双方的巨大分歧。“并没有就签署协议达成一致。我方从未预期会签署协议。两个大国发表了一份公报，仅此而已，”特朗普的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主席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昨日说。
特朗普政府在国内面临另一场风暴，因为特朗普把贸易谈判与可能解除对中兴通讯(ZTE)的一份禁令联系起来。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承认自己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也违反了其与美国政府达成的12亿美元和解协议的条款。
知情人士表示，解决中兴通讯问题此前是中国的优先考虑，但特朗普上周在Twitter上承诺帮助该公司恢复业务在华盛顿引起的反应，削弱了美方达成协议的能力，并导致中国拒绝答应每年减少2000亿美元赤字的目标。
姆努钦表示，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计划在未来几周内前往中国。但他表示，美方心里对“每个行业”已有了非常具体的目标，从而带来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中国今年从美国增加35%至40%的农产品进口，在未来3至5年里每年增加500亿至600亿美元的的能源产品进口。
“我们将减少贸易赤字，”姆努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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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周末达成了一项内容模糊的协议，表示将继续进行磋商，并努力减少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失衡，这推迟了贸易战的爆发，并可能最终实现更广泛的和平。但也激起了两国强硬派的愤怒回应，凸显实现和平将有多难。
双方周末同意暂停实施关税举措，继续就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所说的“框架”协议进行谈判。根据这个框架，北京方面将大量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并承诺削减美国对华3370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逆差。
然而，在美国国内，此举引发对华鹰派担忧，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放弃通过威胁对1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而赢得的谈判筹码，让迫使中国作出改变的努力功亏一篑。
“不够好。是时候脱掉手套了，”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贸易顾问、纽柯钢铁(Nucor Steel)前首席执行官丹•迪米科(Dan DiMicco)上周六在Twitter上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级经济特使刘鹤周末回到北京，受到了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欢迎。
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转发一张照片，把刘鹤在国会山开会的照片，与清朝官员在欧美军队1901年镇压义和团运动后举行投降谈判的图片合成在一起。
对北京方面而言，部分问题是在刘鹤回国之际，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ZTE)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该公司在七年内不得向美国企业采购关键零部件的禁令仍未解除。
据三位了解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在上周谈判开始前，刘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方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使其7万名员工能保住饭碗——如果美国商务部不允许该公司恢复从美国采购零部件，这些员工可能会失业。这项为期7年的禁令于上月开始实施。之前这家总部位于深圳的电信设备制造商承认，它违反了2017年与美国政府就其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的制裁而达成的12亿美元和解协议的条款。
达成交易的障碍是，特朗普在Twitter上作出的让中兴“尽快恢复业务”的承诺，在华盛顿引发两党议员的强烈不满。但是，由于特朗普和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作出的“快速”安排放过中兴的承诺未能兑现，刘鹤的回旋余地受到了制约。
此外，围绕中兴的争端只是阻碍达成协议的众多问题之一。
美国已将2000亿美元的赤字削减目标设定为一个基准。但经济学家表示，鉴于美国去年对华商品出口总额仅为1300亿美元，这将很难实现。
推动姆努钦所称的“各行业”具体目标——如能源出口增加500亿至600亿美元——与被一些人视为美国以往失败的贸易政策如出一辙。
“这让人似曾相识，”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经济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说。
特朗普政府力推的做法看上去很像20世纪80和90年代几位美国总统倡导的与日本开展“有管理的贸易”的政策。那些政策对改变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中国为解决美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投诉所作的承诺，看起来也和北京方面过去的套路如出一辙，即承诺修订法律法规，结果在实践中无视这些承诺。
双方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交易可能取决于特朗普自己的情绪。美国总统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 Un)举行峰会，这似乎在他与中国的最新贸易谈判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在6月12日的峰会后，他会不会采取不同的观点？
中方抱怨说，美国谈判团队的声音太多，除了姆努钦和罗斯外，还包括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对华鹰派。但中方也有自己的要求。
作为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改革中国的外国投资和产业发展政策的交换条件，北京方面希望看到1989年起对中国实施的某些高技术出口限制被解除。中方还希望美方保证中国投资者在美国不会受到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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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中美贸易谈判与两种路线之争
整个五月，没有新闻比中国副总理刘鹤领衔的访美使团吸引更多目光。5月19日，中美两国《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以下简称声明）的出台，更是引发不同声音，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首先，声明究竟说了什么？
简单来说，涉及三方面内容。
第一，提到减少贸易逆差，但是没有提出具体数字。声明指出，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促进高质量经济发展，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这也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
第二，强调加强合作，这其实意味着本次谈判之后还有后手。声明指出，双方同意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美方将派团赴华讨论具体事项，同时双方同意继续就此保持高层沟通，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
最后，也提到减少分歧，主要体现为营商环境改善以及知识产权。这主要体现为双方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争议最大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
比起明确的文字，更值得深究的是声明透露了什么信息？这次声明初读很是含混，既没有表示具体数字，也没有谈到具体政策。然而全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信息量不少，基本点在于双方谈拢了。
所谓外交，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外交公约数，彼此都要面子。固然，买什么、如何买、何时买等问题没有写明，但纸面上的声明的模糊，其实为未来的操作留下空间。
回看30多年前日美贸易战之时的《广场协议》，公告写得也很简单，但背后很多实质性措施都已经谈好，称为“无纸面记录”。与抽象简单的公告不同，这一份所有参与国都同意的“无纸面记录”，对汇率目标、行动方案、干预总规模、干预货币、各国认领干预份额都做了详细规定，最终的各国行动也基本忠实地执行了该约定。
一个细节是，本次中美声明具体谈到了农产品和能源，我以前也猜测如此。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让步，如果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与能源，相应地可能不得不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其中涉及到俄罗斯、委内瑞拉、澳大利亚等传统上的进口大国，其实需要中国做出相应调整，也会付出一定代价。
更深一步看，本次会谈看似中美对局，其实是从经济层面而言，涉及两个国家四种路线的博弈。
双方温和派都希望谈成，但是各自国内都有强硬派的声音。从美方来看，以对中国贸易态度而言，可以为鸽派与鹰派，鸽派以美国财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为代表，更在意中国贸易中中国分走多少好处，希望通过谈判拿回好处；另一边则是主张强硬的鹰派，比如以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代表，更在意狙击与惩罚中国。反过来，中国的情况也类似，有希望谈判的温和派，也有希望强硬对抗美国的声音。
就谈判而言，双方的温和派都希望达成共识，而对抗则符合双方强硬派利益。所以这一场贸易谈判，正对应两个国家四个路线的分歧，刘鹤身份是国家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他带回的协议其实也需要四个派别一定程度的默许。
本次情况来看，温和派达成了协议，至少短期内不会有太多大冲突，中美阶段性共识初步达成。
那么，到底谁赢了？
有朋友在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直接发问。目前声明还是留下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与细节：2000亿美元不见踪迹、特朗普表态软化的中兴事件没有出现在协议中、社交媒体关于外网消息满天飞。太多的流言，在没有实际信息之前，更多应该作为背景补充以及人心所向。抛开这些细节之外，或许可以说，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这次显然是利好，无论是享受更优质价廉的商品，还是未来可以稳定发展的环境。
北大教授、经济人读书会书友苏剑老师曾经说，“美国是我国最大的顾客，是我们的生意伙伴”，也正因此，满足客户要求并不丢人，本就是商业活动的应有之意，要点在于“这就把我国改革开放的长远目标和我国顾客的诉求结合起来，既满足了顾客的要求，也加快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这一观点见仁见智，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是国人应该补上的一课，这也意味着，对于双方贸易与经济之外的谈判目标，不应该抱有太大期望。即使如此，中美双方决定不打贸易战，这一决定本身，其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很可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道路都有重大影响，其意义要在数年之后才能被真正认识。
回顾历史，国家道路的选择，如果缺乏外力，在国内各利益集团博弈之下，基本可以决定路径与格局，路径依赖制约之下，道路锁定的情况常见。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与主要大国的冲突，往往会带来意料不到的变化。
无论历史上的大清还是八十年代的日本，都面临海外压力带来自身改变的案例，前者是从朝贡模式进入条约模式，后者则是通过广场协议等条款进入西方政策协同的世界——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对于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泡沫这一认知存在误读。
公允地说，如果贸易谈判可以促进中国国内无法推动的改革，对于中国并不算很坏的结果。面对巨大挑战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处境，如果能够积极顺应、勠力改革，那么其实对于双方民众都是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