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杰
中国设想在约78个国家提供资金并建设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自五年前提出以来一直毁誉参半。还没有哪项发展倡议能在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企业家中间引发如此激烈的国际辩论。
分析人士往往聚焦这一远大计划的影响（或积极或消极），但他们仍然没搞清楚，“一带”和“一路”倡议究竟包含什么，以及中国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北京的哪些人士负责“一带一路”项目的决策，以及中央政府所在的“中南海”如何对总预算进行分配。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三层独特的讽刺意味。首先，它试图解决国内工业产能过剩，但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加剧这一问题。其次，它被认为是由中央主管，但实际上非常没有组织性。第三，它力争加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有些时候却暴露出它们的局限性。
“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国内经济利益至上原则与宏大的国际地缘政治策略结合起来。其目标是纠正中国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之间的经济失衡、稳定麻烦不断的西部边境地区，以及消化国内过剩的工业产能。习近平曾明确把推进“一带一路”与他着眼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改革联系起来。
但到目前为止，该计划似乎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这个存在已久的问题。这是因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倾向于假设这些项目一定能够成功实施，因此在乐观的预期下提高了产量。
然而，“一带一路”项目最终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中国的财力和政治资本，还取决于外国伙伴的合作。北京方面必须制定一个深思熟虑的B计划，以避免在一些没有结果的项目上浪费财力和人力。
另一个问题是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威权主义，中国的政策是由习近平班子中的“上层梯队”精心策划和执行的。这种看法导致了西方对“一带一路”的严重误解。
“一带一路”倡议非常符合过去一些宏伟计划体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它没有明确定性，实施过程不透明，落实项目的相关措施具有灵活性。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非常了解并且亲身践行着这些中国特色。邓小平曾把自己的改革思路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显然采用了这种方式。但邓小平使用这种策略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中国处于被孤立的状态，而习近平需要大概78个国家的参与才有可能实现他的愿景。
“一带一路”界定的宽松性给北京官员和各省官员都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前者可以否决贷款，后者可以争相对该计划作出有利于本地区的解读。“一带一路”倡议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浪漫的设想，没有详细的实施路线图。
从黑龙江到海南，中国所有32个省和自治区都争相列出了本地的重点项目和产业，以赢得“一带一路”项目下的官方支持。如果成功，各地政府将获得慷慨的预算支持，然后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如何参与“一带一路”计划，因为几乎没有来自上面的标准操作指南。
最后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与中国企业有关。中国领导层打算利用“一带一路”深化对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扩大它们在全球的足迹。然而，尽管这些企业规模优势明显，它们仍缺乏全球业务、基本市场知识和公司治理。许多企业在投资目的地国运营时遭遇了麻烦。
这些企业通常认为，聘请领先的专业服务公司就如同自身拥有良好的项目管理技能。他们利用专业服务公司主要是基于后者的声誉，而非它们的专业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对许多中国企业而言，参与“一带一路”是要表现响应北京的重点工作事项，而不是基于商业目标考虑。
北京方面已经意识到，其对“一带一路”的热情可能无法在国外获得回应，部分原因是该计划包含严重的风险。中国不应想当然地认为，就因为中国利用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增长，造就了经济奇迹，这种做法就能放诸四海而皆准；也不应该固执地寻求周边邻国和远方大国的支持。
相反，现在是消除“一带一路”计划在国内的这三个矛盾，并且停止过度迷恋中国模式的时候了。对于在“一带一路”项目中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北京方面有必要保持浓厚的兴趣，以了解对方想要什么，或者担心什么。中国的挑战或许在于赢得人心，而不是抛撒美元和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