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机构迎来史上最强监管和最严厉的处罚措施。
8月17日下午2点多，中国国内五家老牌评级机构之一、成立24年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资信），由于在评级业务中涉及典型的利益冲突违规行为，被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称交易商协会）勒令停业整顿，暂停债券评级资格一年。
同日下午4点，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常德鹏表示，大公资信因违规，被北京证监局责令限期整改一年，期间不得承接新的证券评级业务，需更换不符合条件的高管人员。
这意味着，未来一年，无论是交易所债市还是银行间债市，大公资信都不能承接任何评级业务。
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这次处罚是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采取的首次联合处罚措施，属于银行间债市和交易所债市跨市场统一执法后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银行间债市，目前这是交易商协会作为自律组织能开出的最高处罚手段。进一步的行政处罚，例如吊销牌照等须由行政主管部门央行征信局推进。
财新记者同时获悉，在主管企业债发行的发改委方面，后续也会对大公资信作出同样处理。
“给所有评级机构敲响一个警钟。”接近监管部门人士如是告诉财新记者。
据财新记者了解，此次处罚缘于有大公资信内部人士向监管部门举报大公资信的利益违规行为，即大公资信给企业上调信用评级时，要求企业高价购买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下称大公集团）旗下关联公司销售的咨询软件。
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确认，监管部门已经查实，购买了大公集团旗下关联公司销售的咨询软件，并同时购买了大公资信上调企业信用评级服务的，至少涉及26家公司的发债项目。
这26家企业中，有3家企业（新光控股集团、东旭集团、南通三建）是大公资信直接一手卖评级一手卖软件的，其余23家企业是由大公集团旗下关联企业出面，这些企业中不乏明星上市公司，如三胞集团、美凯龙、海王生物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地方国有平台。据财新记者了解，东旭集团因自身问题，即使委托了大公资信上调评级也没能成功发债；而个别企业如三胞集团等，已画皮脱落，变成问题公司，印证了当年他们急于从大公购买评级背后的猫腻。
“为了博取高评级，拿到低成本融资，可以说是双方的合谋。”一位市场人士表示。
对前述举报事实，证监会和交易商协会于今年7月首次开展联合现场检查，共同推进对大公资信违规的后续处理，堪称史上力度最强的一次联合执法行动。
据证监会披露，在现场检查中，大公资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大公国际与关联公司公章混用，内部控制机制运行不良，内部管理混乱；二是在为多家发行人开展评级服务的同时为发行人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有违独立原则；三是部分高管人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资质不符合要求；四是个别评级项目底稿资料缺失，模型计算存在数据遗漏等。
据财新独家获悉，近期，交易商协会还将率先推出规范评级行业利益冲突的管理规则，未来在所有发债企业的评级报告中，强制要求必须在首页全面完整地披露利益冲突的相关内容。也就是说，如果一家发债企业委托这家评级公司做评级，同时购买同一家评级公司关联企业的产品，都要予以披露，让投资者去判断其外部评级是否公正客观。同时，相关配套的评级公司信息披露规则也会推出。
目前虽然中国国内评级市场的行政规章、自律规则均对评级机构承诺高等级、提供有利益冲突的附属业务有明确的禁止性要求，但对涉及利益冲突的行为尚缺乏具体细则。这两项制度，是管理评级行业中利益冲突的重要核心制度，预计将对评级行业的利益冲突现象作出根本改变。
将评级与咨询挂钩
“大公资信对企业敲诈得很厉害。”多位债市人士如是告诉财新记者。
财新记者从市场多方了解，大公资信的做法是，承诺给一些AA信用评级的民企调到AA+信用评级，条件是企业必须购买大公集团的一套数据管理咨询系统。“这套系统的费用大约是970万元，以后每年的系统服务费约80万元。好多企业对这个还挺有怨言的，我听不止一家企业说过这个事情。”一位券商固定收益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据财新记者了解，这套系统名叫“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是由大公集团的子公司大公信用数据有限公司（下称大公数据）研发的。
大公集团官网显示，其旗下有若干家子公司，其中大公数据成立于2014年，官网称这家公司是集信用评级技术研究、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研发、互联网金融平台建设与运营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知情人士透露，大公集团内部有一个对目标企业精准营销的名单。
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了解到，监管部门已查证此名单涉及26家公司的发债项目，大公集团旗下至少有三家子公司（大公资信、大公数据、大公研究院）同时对发债企业销售前述咨询软件。也就是说，大公集团一手卖评级，一手挂钩评级卖咨询软件。
大公集团官网的公开资料称：大公集团在信用评级领域创新了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可以提供对融资企业的全面信用评价及供应链风险管理。一方面，应用大公数字评级技术，对供应链核心企业及其上下游链属企业进行科学的信用评价，协助供应链企业完善内部信用管理制度，有效防范信用风险；另一方面，实时监控供应链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人员流等动态数据，强化风险的监控预警机制，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把控。
“其实评级行业中的利益冲突行为，各家评级公司多少都会打一些擦边球。但像大公资信如此典型的不多，企业想要调升评级必须买大公的这套系统软件，业内早有耳闻。”一位资信评估公司高管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大公如此行径，的确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挂钩其他业务来影响评级的客观、公正、独立，这是利益冲突中最严重的违规行为”。
“大公的这套系统，要求企业把自己的相关数据传上去。它这套数据在业内看来效果甚微，因为国家税务部门都无法保证企业的数据完全真实，一家评级公司对企业的约束怎么可能做到呢？何况存在明显利益冲突。”一位债券市场人士说。
来自交易商协会的业务通报显示，2017年全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大公资信正面调整家数占本机构存续家数的比例最高，为14.04%；从级别上调家数占比来看，大公资信的主体级别稳定性最弱，级别上调69家，占存续家数的11%。
财新记者统计Wind数据发现，2017年全年，包括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调高至AAA、AA+级的债券，大公资信评级的债券数量最多，分别为103家和129家。
光大固收报告显示，2017年初至今（2018年8月17日），大公资信的上调率为19.16%，处于银行间各评级公司的首位，且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信用利差检验也凸显出个别评级公司虚高的问题。AAA级的利差均值中，大公资信超过了其余所有评级公司，达到143个基点，高出第二名上海新世纪约30个基点。在AA+级组别中最高的仍为大公资信，其利差均值为325个基点，高出第二名东方金诚17个基点。隐含评级数据也可以作证上述数据，在全市场的可比样本中，大公资信给出的评级结果平均高出隐含评级0.88个级别，而中诚信仅仅高出0.67个级别。
交易商协会8月1日发布的最新通报中，大公资信的负面表现也较多。例如，截至2018年6月30日，银行间市场存续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主体共计1744家，AA+及以上发行人占比59.17%，同比上升3.85个百分点；分机构看，各家所评AA+及以上发行人的占比均同比上升，其中大公资信升幅最高，上升8.06个百分点。
交易商协会的通报特别指出，个别机构评级稳定性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级别向上跃迁情形显著：大公资信2017年年初所评AA+主体，在一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率达18%，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五家发行人付费的评级机构中为最高；上海新世纪的该比率为13.07%，其他评级机构该比率均在7%以内。
今年以来，中国债市对国际评级机构打开大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管当局希望通过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来推动境内外评级标准体系趋于一致，提高评级结果的可参考性，倒逼国内评级机构提升自身评级技术和综合竞争力，真正获得市场认可。
“任性”评级
今年4月，交易商协会已经开始对大公资信进场调查，目前已经完成了自律组织内部流程，包括大公资信要求的复审会议都已结束。据财新记者了解，证监会进场调查起步晚，但力度比较大，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地方证监局组织了团队进场检查，检查持续了至少一周。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去年3月，就已有市场成员向交易商协会匿名举报大公资信的违规问题，但当时未启动立案调查。
此次联合现场检查中，两家监管部门均对举报人举证证据中涉及的所有企业发债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
大公资信官网显示，大公供应链金融信用管理系统目前已经与怡亚通集团、山东齐悦集团、新光集团、国烨集团等客户实现战略合作，进行有针对性的迭代开发，并且根据客户供应链金融融资需求对接多家金融机构提供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这些公司牵涉到大公资信评级的违规操作，也意味着这些企业发行债券的外部评级会受到市场质疑。
以新光集团为例。新光债自从2017年下半年就被机构投资者怀疑其主体流动性，早已被市场视为垃圾债。从去年年底开始，“11新光债”和“16新光债”的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居高不下，2017年7月底甚至突破100%。
去年下半年，联合资信曾上调新光主体评级至AA+，引来市场一片哗然，联合资信很快撤回了上调评级报告。但未料今年3月25日，大公资信对新光集团主体及相关债项的信用评级由原来的AA级上调至AA+级。新光债二级市场39%的中债估值，被认为几乎是高收益债中的高收益，也创造了债市纪录：第一只收益率在30%以上、还被上调评级的债券。“让人有点蒙。”一位债市投资人对此表示。
同期，获得恒丰银行100亿元授信和邹平县政府力保的西王债，被大公资信下调评级至AA，而站在风口浪尖的新光却被上调至AA+，市场直呼看不懂。彼时市场盛传，大公资信调低西王集团主体评级的原因，就是因为西王集团不愿意花近千万元买大公数据的前述管理系统软件。
今年7月11日，大公资信仍然对新光集团主体出具展望为“稳定”的评级报告。8月15日，“11新光债”的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为130.47%，估值净价为73.75元；“16新光债”中债估值到期收益率为132.16%，估值净价86.42元。“虽说外部评级不会受估值影响，但主体信用评级为AA+发行人发的债收益率却超级高，很不正常。”有债券分析师指出。
据财新记者了解，此次大公资信被举报，其中一个线索是大公给新疆地区的多家企业挂钩评级卖系统，赚了5600万元。有知情人士透露，被举报之后，大公集团多方灭火，或退款或打点企业相关人士，“又花了5600万元”。几次三番的举报之后，“纸包不住火”了，在此次联合现场检查之后，很快查实。
此外监管部门还发现，长期以来，大公集团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诸多漏洞，比如公司公章混用，甚至工资关系混用等。
关建中涉案
“只能说老关是个‘有情怀’的人。”有市场人士语带讽刺。
老关是关建中，大公资信的实际控制人，现任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大公国际信用评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信用评级集团董事长。
航空系统出身的关建中现年65岁，1998年任大公总裁。2002年，大公结束了和穆迪三年的技术合作，在关建中的主导下，开始大打民族牌，在评级行业一直被视为奇葩的存在。百度百科对其个人简介是这样描述的：他领导大公国际发展成国际性评级机构；创立了大公评级思想理论体系；提出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理论，创建世界信用评级集团；揭示西方评级思想错误，为正确认识西方评级错误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让大公资信声名鹊起的是2010年7月，大公资信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被认为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在这份号称斥资2000万元、耗五年的报告里，美国的AAA级主权信用评级，被大公置于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之下，市场哗然。
“从品牌效应来说，这份报告太值得了，一下子把我们推到全世界，不得了。”彼时关建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沾沾自喜。
另一件让大公资信至今在业内沦为笑谈的评级事件是：2011年8月，大公对彼时铁道部发债给出AAA的主体信用评级，高于大公对中国的AA主权信用评级，与其同期给予的青岛城投集团的AAA评级相同。毕竟对单个公司主体评级高于其所在国的主权评级，在国外成熟市场罕见。而当年8月4日大公还宣布将对美国的主权评级下调至A，也就是说大公给予中国地方政府城投债的评级竟然高于美国政府，这再度引起嘘声一片（相关报道详见本刊2011年第32期“中国式评级 耳光响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铁道部那次发行的超短融资券最终中标利率落在投标区间的最高上限5.55%，明显高于三个月期限的普通AAA评级券。
“市场给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位债市交易员称，“但无人为此感到羞耻。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债券市场。”
彼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对此评价称，“铁道部如此之高的债务负担及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信用评级居然还高于主权债，不由得令人严重质疑大公的公信力与专业水准。”
诸如类似的“雷人”之举，大公频出。关建中还提出了评级思想论，著有《国家信用评级新论》《中国的崛起需要强大的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改革国际信用评级体系需要新思维》等一套自成一体的“多篇具有国际影响”的理论文章。“都是一些虚头巴脑的、不专业的投机。”一位评级业资深人士对此如是评价。
在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关建中的陈述中，关建中称：针对美国债务危机走势，大公资信自2010年6月以来，先后五次调整和降低美国主权信用等级至BBB+，评级展望为负面，揭示美国经济“欠债模式”“畸形信用”的本质特征和偿债能力恶化的发展走势。2017年5月26日，大公资信针对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3下调至A1、冲击中国金融市场的情况，“果断”向全球发布“中国声音”，宣布维持中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AA+和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成为稳固市场、对冲风险的“及时雨”。
大公资信官网还显示，今年8月28日，大公将面向世界发布包括美国在内的42个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报告，并在报告中重点揭露美国发动贸易战的失信危害。建议国家有关媒体做好相应的宣传造势工作，力争使这次发布成为反制美国贸易战的打击行动。
对于此次有人举报大公诸多违规问题，关建中在前述陈述中辩解称，“今年1月大公再次对美国主权信用降级之后，就接二连三地有人频繁向监管部门写信反映大公管理问题。如果美国搞垮大公的险恶图谋得逞，将毁掉一个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中国利益的民族品牌，这一问题应当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然而，据财新记者了解，关建中除了已被查出前述大公通过企业非正常调高评级为代价、旗下多个子公司向相关企业高价搭售所谓管理系统外，他个人也在香港收取评级企业的“咨询顾问费”。至案发前，有关账户金额累计达几千万元。
强制挂钩外部评级的后果
中国债券评级市场规模并不大，一年有约20亿元的评级费用总额。目前所有评级公司70%-80%的收入来自于为银行间债市的发债企业提供信用评级服务。
虽然单家公司的评级价格不过在二三十万元，集团公司评级也仅有四五十万元，但这些评级公司仍然可以说掌握企业债券发行定价的生杀大权，相当于拿着“金饭碗”。这是由于在中国国内现行政策要求下，监管机构以外部评级为依据做了很多业务指引，比如投资标准（银保监会对于银行和保险机构债券投资要求必须是投资级别以上的债券）、资产证券化中入池资产的标准、质押回购标准、发债绿色通道标准、储架发行标准等。
“这些政策都是直接简单地套用外部评级，目前看绝大部分政策都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市场发展需要，也缺乏合理性，都属于滥用外部评级。”有市场人士建议，监管不应强制性要求发债企业做外部评级，应弱化投资人对外部评级的依赖，鼓励投资人自主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评级泡沫虚高的问题。
“以级定价”“以价定级”，评级结果经不起市场检验，一直是行业痼疾，评级机构在发行人违约后大跨度下调级别的现象也经常出现。例如，大连机床、丹东港、凯迪生态等主体的多只AA级债券发生违约后，评级机构采取断崖式下调评级的方式，一次性调降16个子级到C。交易商协会的评级业务通报认为，评级机构对信用风险的揭示及预警方面的能力不足。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投资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内部评级体系，外部评级仅作为参考，甚至连监管当局也并不信任这些外部评级。据财新记者了解，央行在货币政策操作中，例如抵押补充贷款（PSL）涉及的高信用评级抵押债券，央行是依据自己的内部评级，而并非评级公司的外部评级。
极端案例如7月底，中证登突然将中融新大在交易所债市交易的九只公司债的标准券折算率降为零，即把中融新大的债券踢出质押库。
截至目前，联合资信对中融新大的主体信用评级仍为AAA，属于信用等级最高的信用债，中融新大也没有违约违规公告。但显然，中证登并不认可这一评级。
据财新记者了解，中融新大的债券折算率突然被降为零，是因为监管部门认为中融新大公司债存在重大风险，而且此前由于价格波动异常，其在上交所的竞价平台已经持续停牌多日。
一位中银香港人士向财新记者介绍，在国际债市，监管部门并没有硬性要求发行人一定要有信用评级报告，也有少数“裸发”的短期债券——即没有信用评级报告的债券。“主要是因为没有信用评级的债券很多投资者不会买，所以债券要卖出一个好价格，发行人要花钱申请信用评级报告，主要是市场的自主选择。”
近几年，交易商协会已逐渐弱化对发债企业外部评级的要求，例如储架发行制度（即一次核准、多次发行的再融资制度）已取消挂钩外部评级的硬性要求，但加强了财务指标的披露要求。目前在银行间债市，仅有永续票据的发行与外部评级有硬性挂钩。
而交易所债市推出的储架发行，仍要求发行人达到外部评级AAA、部分发行企业AA+的评级标准。这种政策上强制性要求的后果，也促使一大堆不符合评级要求的发行企业涌向买评级；评级公司手中的“生杀大权”显得更为举足轻重，利益面前，很容易忘了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把以次级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结构化金融产品评为高信用等级，对投资者产生了严重误导。次贷危机后，规范评级机构，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要金融改革制度之一。除了加强信息披露、改进评级技术，减少利益冲突、不强制评级也是其中的重要措施。比如美国在《多德-佛兰克法案》对评级机构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包括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限制利益冲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追究、减轻评级依赖等。
另外，在规范债券市场的利益冲突方面，早在193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信托契约法》（Trust Indenture Act，TIA），以立法形式推出“债券受托人制度”，其核心条款是清晰界定利益冲突问题，并为此明确规定了十种典型的利益冲突情形。TIA的出台，给债券投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因而迅速获得业界认可，很多原本不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私募债券也纷纷以约定形式选择适用TIA，使债券市场的投资者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