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on Evans
（一）卧室里的坦克——被军事化的互联网人，以及可以怎么办
（泡泡特约）我想提醒的只是三点：1、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因为它关系到所有人在这个时代的生存；2、为什么不能妥协——因为敌人一直都在进攻；3、中国人缺少的是什么？——抵抗意识、技能和知识。
最可怕的并不是不了解，而是妥协，甚至是自我审查式的拼命想“做个好人”，这在中国很常见，在全球都不稀罕，他们看不见反击者的奋力拼搏，对送到眼前的保护盾熟视无睹，然后陷在无力的哀伤中，一事无成。正是他们，给敌人的火力敞开了大门。
新时代的战争和被动军事化
形形色色的黑客大赛往往都有政府和军队的资助，当权者希望从中培养、挖掘到更多的赛博战士。他们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不是在传授战术，他们关注的是对防御系统的修辞术，以及攻击术，于是他们需要激怒人们，激起人们的爱国狂热。他们在推动一种机器齿轮式的心智，让人们跟从“国家利益”的命令行事。
技术只是一个砝码，民族主义才是杠杆。
民间技术高手蜂拥而至，因为有耀眼的奖金和“高贵”的工作机会，然后他们成为了赢家，被政府戴上大红花，被盛情邀请去“保卫祖国”。
也许你认为自己不是技术人士，这些与你无关？也许你说那些人是五毛、功名利禄的奴隶，然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要你拥有一台可联网的电子设备，你就无法摆脱被军事化的阴影。
整个赛博空间都在加速军事化，原本属于全球公民的领地正在被把控资源的当权者步步占领。这个时代里，只要你通信就会被拦截，你就必然处于军事管制之中。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私生活放在了网上，这就像你的卧室里开进了一辆坦克，你的床下藏着一个士兵。这是公民身份的军事化。
不用考虑政治体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施大规模拦截，因为它早已商业化了，那些想“赶着时代步伐”捞一笔的人们都在搞监控，独裁国家对这般邪门技术的狂热追求更是吸引到了全球技术专家的跪舔，钱如雨下。
大规模监控意味着储存所有通信，所有语音通话，所有流量数据，所有用到短信服务的消费方式，包括互联网连接方式。
曾经流行一时的侥幸心理认为，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撑长期持续的全面监控，于是很多关注隐私安全的人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角度上。但很遗憾，大家想错了。如果你把军费预算和监控成本以及互联网战士的培训成本做一个比较，你会发现，普通的武器系统往往会更贵，赛博战士和大规模监控的成本相比一架战机来说是非常便宜的。
并且，随着科技飞跃，储存成本每年都在下降。比如德国，一年只需要花费大约三千万欧元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储存系统，以良好的音质储存所有德国人的电话通话，还包括管理费用，至于纯粹储存成本只需要大概800万欧元。
南非还有像 VASTech这样的公司，它们销售一种系统每年只要一千万美元，可以拦截所有人的所有通话，并储存。于是状况已经开始变化了。在以前，跨国拦截只是针对特定目标的全面监听，而现在，是永久性的拦截一切，储存一切。
比如 Eagle 这套系统，法国公司 Amesys 曾经把它卖给了卡扎菲的利比亚，在商业文件中被描述为“全国性拦截机制”，它可以监听全国所有人的通信。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有多穷、资源有多匮乏，众所周知，他们都买得起用得起法国的技术来实现斯塔西式全面监控，足够说明问题了吗？
这个“行业”的工作被分为战略路径和战术路径。战术路径的意思是：在目标场所内安装窃听器，需要有人把麦克风带进去，或者把GSM部署在一辆车里，就可以拦截人们的通话，不需要和网络运营商交涉，也无需提前获得搜查令之类的文件，不需要走法律程序。
而战略路径的意思则是默认执行，也就是记录一切，然后再分析，系统整理。
也就是把一颗通讯卫星正在转播的东西全部拿走，把一根光缆上传播的东西全部拿走。当权者喜欢这么干，因为你不知道谁什么时候就会变成嫌疑人。在西方国家，这种手段曾经引起过广泛的宪法争论，正因为他们可以永久保留这些数据。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拦截进出本国的通信，然而像自动封锁银行账户、自动部署警力、针对特定群体拦截等诸多此类的后续活动，在Al技术的驱使下，基本是轻而易举的。西门子曾经向情报部门推销过一款自动实施行动的平台，一旦拦截记录发现A目标正位于B目标的特定范围内，目标A就能收到一条提示邮件——一个关键词——然后就能触发一次行动。
情报部门和政府的工作核心是：通过剥夺人们理解事物的能力来延缓事态发展。最常用的就是“机密”二字，一旦这个词出现，便意味着你被限制了继续了解详情的资格。
当权者会把互联网看成一种疾病，这种疾病损害了他们的能力，过去他们在用这种能力去定义现实，去定义正在发声的事，去限制人们对事实的了解，以及弱化人们的反应能力。于是现在，当权者对监控技术大举投入资金，因为他们害怕互联网会影响他们的统治方式。
他们总是在谈论数字战争，就像是他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想要缔造和平。他们努力控制技术和法律进程，以此作为促进自身利益的手段 —— 用对你我的利益的剥夺，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
可怕的无知者
过去，为斯塔西服务的人还能拿到金钱报酬，而如今，所有人在 Facebook 上刷活跃度，而这些人能获得的报酬只是虚无缥缈的所谓社会资本。
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中国人更惨，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人脉资源拼命地全裸行军，把自己内心的独白、私人信息都放在共产党举目可见的范围内，他们认为不翻墙的时候 VPN 就是多余的，他们嫌弃加密通信里“没有红包”可抢，他们觉得自己“循规蹈矩”就能避祸免灾，一个“18岁”梗就能让大批的他们主动为监视数据库添砖加瓦。
他们已经爱上了这个圆形监狱，舒舒服服地紧闭双眼，并告诉你“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互联网文化让人们太过乐意交出自己的私人信息了。
Google知道你在和谁通信、你了解些什么、你在琢磨什么、你的性取向、宗教和哲学信仰，你什么时候上线什么时候下线，N年前的今天此刻你正在找些什么，它都知道。
Facebook就是靠模糊私人、朋友和公众的界限来做生意的，它还储存着你误认为只对朋友和亲人可见的信息。你以为设置了信息的公开程度就一定程度上安全了？当你每一次点击“发布”时，Facebook就全知道了。这点上所有社交网络都一样。
如果你在互联网上自愿向第三方透露信息，就甭指望有任何隐私了。互联网上每个人都是第三方。
政府和情报部门可以索取Google、twitter 和Facebook的所有数据，这是合法的，而且他们还能阻止这些网络运营商将被索取数据的事实通知给客户，大部分时候你不可能知道。某种程度上你可以忘掉那个透明度报告的。
并且你还很难指责那些“遵守法律规定”的公司，这种行为被认为是正常的，而拒绝政府要求、也就是违法的行为，才被认为不正常。这也是为什么苹果能趾高气扬地辩称下架VPN是“遵循中国的法律行事”。
怎么办之一
在信息掌权者和数量越来越多的公众之间存在着一场斗争。前者是搜集信息的局内人，那些信息的影子政府，他们一直在迅速壮大，互换情报，彼此连接、并积极吸引私营部门的力量；后者就是你我，把互联网当成一个可以让全人类为自己发声的公共工具。
尽管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施大规模监控，但大规模的通信依旧能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迅速达成共识。如果从常态中能够非常迅速地形成一种新的大规模舆论，尽管国家也许能够预计它的发展，但当权者基本没有足够时间对此做出有效反应。
这就要看社会凝聚力了。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互信被网络的视觉匿名折损了一部分，但并不是太严重，最关键的还在于一个社会本身的互信能力。为什么警察国家的社会互信程度非常低，而民主社会里人们更容易彼此信任，这个问题以前写过，不再重复。
2008年的开罗抗议得益于 Facebook 上的组织，这震惊了穆巴拉克政府，结果是，那些在网上发动抗议的人也被通过 Facebook 追踪到了；2011年，埃及革命中所使用的最重要文件之一，其第一页和最后一页都用大字这样写着：“不要使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来散发本手册”。
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不少埃及人使用了 Twitter 和 Facebook，但他们幸运的是，革命成功了。如果没有成功，这些人将陷入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
中文twitter 的“茉莉花革命”时发生了什么，中国人都知道。也正是因为没有成功，才会有大批的人落入恐怖之中。
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愤怒的大众，需要足够高的速度，而且如果组织发生在互联网上，那就需要获胜，因为一旦不能取胜，同样的基础设施既能让一种舆论共识迅速发展起来，也能被用来追踪所有卷入舆论散播的人。
埃及曾经是美国的盟友，但它不是英语国家情报联盟的成员（Five Eyes），这一情报联盟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如果假设埃及革命发生在美国，那么 Twitter 和 Facebook上会发生什么呢？它们基本会被国家接管，一旦无法成功，FBI和CIA分分钟就能追查到所有关键参与者。
如果它发生在中国呢？毫无悬念的是断网，而不为人知的数据交易也很容易让反抗者被精确瞄准。这就是为什么关注抗争的本网不断重申：不要在未经加密的通信媒介上发布关键信息。
加密就是为所有赛博人在这个被当权者疯狂入侵的网络世界里，划出一块我们自己的地盘。二十多年来，不断有技术人士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一块块抢回互联网，可惜其中没有中国人。随着技术发展，大家发现了更多更好的技术可以挽回互联网的民主化，这些技术原本可以分享给所有人，只可惜，太多人并没能意识到危险，反而促进了技术的集权化。
也许技术的基本趋势就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先集权化，再民主化——如果其原理能冲击到下一代的受教育人口。
当年 Johannes Gutenberg 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时候，德国某些地区会禁止这项技术，但它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了。因为印刷术在一地遭到禁止，他们就会转移到另外一个司法管辖区继续发展。他们扰乱了天主教会，因为教会对书籍的垄断权被打破了，而一旦卷入法律纠纷，他们就会转移阵地，到没有禁止这项技术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禁令在推动技术的传播。
在中国，VPN开发和使用技术的流传也异曲同工，但那个该死的GFW阻碍了人们的认知，至今仍然有绝大部分使用VPN的中国人，只是为刷推而已。
“互联网将审查视为故障，并绕道而行”——电子前哨基金会创始人 John Gilmore，1990年
John Gilmore 鼓励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行为方式，那就是你要拥有匿名通信方式，而不必害怕被追踪。互联网需要更多的 John Gilmore。
有点可惜的是，传播需要人们理解这项技术的工作原理，印刷术不难理解，而电子技术就不一样了，人们是在技术内部制造更多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内嵌的。内嵌的控制阻碍人们去理解它，防止人们违背制造商的意愿去改变它。目前的状况甚至更糟，这些内嵌控制的机器还是联网的。
它本身就包含了监视用户和用户数据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自由软件对一个自由社会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它是我们获取作为生活基础的系统蓝图的能力，同样，这也是自由硬件的重要原因。
如果你不能理解它，一般的趋势只能是顺从权威，顺从那些理解系统并声称控制系统的人。
怎么办之二
当权者举着大仁大义的招牌向我们进攻，他们可以把很多猥琐的手段合法化。
不否认所谓的战术监控在某些时候是合法的，但问题在于，司法监控的界限在哪儿？使用这些工具对所有公民实施监控的界限在哪儿？这是个政策议题。
当遇到政策议题时，往往是一些对技术本身一窍不通的政客在那儿签署各种法律。在民主国家，公民需要尽责，不仅需要对那些政客解释技术本身，也要积极地参与到技术使用的政治辩论中。在威权国家，你什么犹豫都不该有，只需要立刻投入阻击战。
在这个问题上，民主国家并不是安全港，虽然公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当局必需依法行事，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得不到任何好处。但通过这种战术路径，欧盟内的民主国家一直在大规模购入能够使他们在法律之外行事的机器，这些东西不需要法院判决，完全不受控，他们只要按下开关就可以执行了。
那么对此应该怎么办呢？理论上有两个途径：物理途径——开发防范拦截的设备；人的定律——确立监管问责机制，制定民主控制的法律，以确保人们必须得到授权才能进行数据拦截。
但即便圆满完成这两个途径，也无法阻止战略拦截，它不可能受到监管的有效制约。战略拦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拦截每个人的数据，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在从事这种监控，他们自己不可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去曝光国家的间谍行为。
这种技术非常复杂、实践中又是秘密使用的，民主在此无法发挥作用。
要绕开政治问责来实施拦截是非常容易的，也很便宜。瑞典在2008年通过了一项拦截法案，即著名的 FRA-lagen，该法案意味着瑞典情报机构国航无线电局（FRA）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合法地大规模拦截所有过境通信，并把所有数据送到美国。
而且多年来的事实证明，FRA已经在各种场合破坏了法律。更多的国家将拦截置于法律管辖之外，根本不可能对此立法，更可怕的是，立法提案在帮斯塔西们擦屁股。看威权国家。
拦截所有元数据意味着必须建立一套系统以在物理上拦截所有数据，然后扔掉元数据以外的所有东西。但这种系统是不可信的，除非有熟练工程师得以批准去彻查所发生的事，否则无法取证，由于技术复杂性和保密政策的有效勾结，真相被隐藏在其中，被掩盖在各种秘密里。
不可问责性就内嵌在这种体系中，这是体系的特征。是被故意设计出来的危险。
你觉得法律都是在维护你的利益吗？那可不一定。在包括美日英在内的33个国家联合签署的《瓦森纳协定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中，加密技术被视为一种所谓的军民两用技术来处理，终端产品形式的加密技术如果向很多国家出口是要收到法律限制的。在宣称某些国家及其邪恶行为的背景下，这条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另一面却是，通信监控技术目前没有受到任何出口限制。
所有国家都想获利，民主国家也一样，假如你和邪恶国家做生意，你把监控设备卖给他们去做坏事，那么你就能从中得利，因为你将因此知道他们在监听什么，他们在害怕什么，谁是对邪恶国家最具威胁性的人，谁在组织反对活动，于是你就可以更准确地预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以便提早制定应对方案。
这就是为何监控系统不受管制，而加密技术被管制。
……
世界人口大约每25年翻一倍，而监控技术能力则是每18个月翻一倍，监控曲线严重压倒了人口增长曲线。没有更直接的办法可以逃脱，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国性大规模监控之数据的储存单元，只需要一千万美元。看起来我们只能努力的控制局面。
在利比亚的抗议活动中，反对派直接奔向了监控站，他们拿到了数据，可以证实西方企业在协助卡扎菲政权的镇压运动。然而，新政府完全接管了这些监控设施，现在这些设施又在欢快地运转了。
无疑，公民有兴趣对抗当权者的利益，但糟糕的是，不论是谁拥有这种可以窃听所有人手机的能力，他都会去使用它，这就像是库存率——经济学说，只要你知道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你就能赚到暴利。
还能想到什么办法？欢迎留言探讨。
这是无人能幸免的危机，需要更多人一起来思考。
（对全球互联网公民的终极警告）
（二）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当下中国的异议群体似乎有着充分的情绪，这是革命的一个基础，但他们没有能力，基础知识、技术和思考等多方面的能力均严重欠缺。于是很少有人会去重视“可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能用手头的资源做些什么，最新出现的资源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如果您长期关注海外媒体对中国异议人士的采访就可以发现，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他们，大多呈现这一特征。
作为网络审查最严重受灾区域之一的中国，其国民对此的反馈至今只停留在吐口水上，相当于放任当权者不断加速深入的侵犯。
甚至不少人已经提出了“躲藏/远离”的想法，“我离开互联网不就行了吗”，这种非常天真也很危险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常见。很遗憾没有人能躲得开互联网，就算您扔掉所有电子设备，也要去银行存钱，要生活下去就必需消费，于是您还是在互联网里。说这种想法危险是在于，它以一种逃避的心理在自保，彻底熄灭了反抗精神。
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系统可以说是全球最先进的审查系统之一，在中国网络上，政府已经有能力将一个话题标签的可见度固定在某个特定的省份之内，最大程度上压制联合，哪怕仅仅是舆论联合。这是数字版的“枫桥经验”，令Facebook都自叹不如。
在谈论亚洲地区的审查时，很多西方国家的互联网公民喜欢用“其他人”这个词，就好像审查只会影响到“其他地方”，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就算你在美国使用Google，照样会出现“出于法律要求，部分搜索结果被省略”，这样的字眼。
当然，美国互联网的结构是相对去中心的，这方面令它很难实现中国式的审查。美国的审查缘由、审查方法和审查施行机构，都与中国不同，但必须承认，实质是雷同的，同样都是侵犯知情权的恶行。
审查和监控绝不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基于全球联网的技术设施，并不存在“其他地方”，就像技术安全和政府事务的安全（政权稳固）一直都是两码事，这在全球都一样。好在部分中国人已经明白这点了。
审查并非只存在于那些压迫性的政治体制中，无疑，每个当权者都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互联网问题就是全球性问题，互联网人需要尽快转换思考方式，以免被恶意愚蠢的政府削弱智商。
尤其是中国人，而且，你将由此发现一个更为高超的反抗路径，你将获得全球反抗力量的支持。
加密在很多国家至今仍是非法的，因为它划出了一块块视觉盲区令政府恐惧，当权者拼命地想要阻止强加密技术、要求添加后门，而且政府的要求究竟落实了多少，在各种所谓机密的保护下我们很难准确了解。为了维护经济，中国政府无法全面禁用当下最普遍使用的加密技术 VPN，这还是拜GFW所赐，可以说是当局的作茧自缚，然而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同样效果的方法，那就是强制备案。
这并不是世界末日。但现在开始，就需要更多人了解到事实真相，更多人一起出谋划策，加入反抗大军。本文将继续上周的话题，一起探讨应对方案。
大部分审查并非如你平日的吐槽对象那般显而易见
1953年，苏联秘密警察首脑、内政部长贝利亚被撤职并受到处决，于是关于他的一切资料、那些正面描述他的条目，全部被编纂百科全书的机构删除了，仿佛苏联的历史上不存在这个人。
中国当局对“反腐运动”中倒台的高官也是同样的处理方式，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在积极地进行资料数字化工作，从而对其进行再编辑。随着技术进程的加快，未来将有更多的原始资料、历史事实被抹杀，如果现在不能有效阻止这种审查的话。
通过审查篡改历史并非数字时代的新玩意，然而正是数字化，让很多事实不仅被扭曲，甚至连扭曲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了，正如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谁就控制了未来”。
中国人对 404 再熟悉不过了，中国网信办似乎比较懒，只要发现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会要求全文删除，对突发新闻如此，对“反腐”倒台高官曾经的正面报道也是如此。于是你经常能看到404页面，很多线索因此被切断，这是谷歌无法解决的。
以上说的还仅仅是出版后审查，然而出版前的自我审查更远甚于此，并且通常极难被发现。也就是本网曾经分析过的：媒体对信息的第一层过滤。某国际大牌媒体就曾经对一封62页的电报进行了编改，只引用了其中的两段话，以证实文章本身的立场，而其余被删除的部分却正好是反对这两种观点的。
事实上这类状况非常普遍。我们所有人在大部分时候都通过媒介来了解世界，而媒介的背后是当权者和投资人，于是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变成了他们希望我们看到的世界。
很多国家的确有民主架构，但并不代表审查在这里不存在，相反它会变得非常复杂和精妙，它通过多个层面的间接途径来混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层面可以用来否认正在发生的审查。为了绕避选民的追问，当权者一直为此绞尽脑汁。
为了便于理解，你可以把审查想像成一个金字塔，只有一个小小的塔尖露出了地面，这个塔尖就是公共诽谤诉讼、谋杀记者、新闻禁令等等这些，所有人能直接看到的东西。而这些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塔尖的下一层是那些不愿意暴露于塔尖的人，他们通过自我审查将消息压住，以免被推向塔尖。
再下面一层是各种各样的经济诱导，或者叫它赞助诱导，把利益摆在面前，让人们积极地报道某件事，从而回避其他事。再下面一层就是原始经济——媒体人对流量的痴迷，他们只写那些划算的、有的赚的故事，甚至都不必考虑上层的经济因素。
然后再下面就是读者的偏见，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很有限，他们容易受到假新闻的操控，并且你还无法对他们解释真实的信息。
这就是审查的金字塔。网上流出来的网信办禁令和遍地的404是第一层，上述那家大型媒体所做的事在第二层。
我一直说，全球打击假新闻的努力看起来声嘶力竭，就算能圆满成功，也不过是皮毛之举，审查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真相。而绝大多数审查是不被承认的，因为它们发生在暗处，也因此不存在对某个特定主张进行审查的指示。相反，是记者自己认识到了他们被期望如何去做，因为他们了解取悦和巴结某些人的利益所在。
存在于前苏联的那种审查——半夜踹开门把记者带走——现在被倒转过来了。记者们放弃了职责的同时，就把真相带走了。
政权很擅长对审查进行洗白，并将权力的运作制度化，在高度财政化的社会中，任何通过审查还能留下来的公开言论，都将很难动摇真正的权力关系。
这是个深刻的警告。
审查不可取，那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恶劣的信息？
全球当权者最喜欢用的理由是：洗钱、毒品、恐怖主义和儿童色情（在中国，仅仅“色情”就可以让你看见404），隐私保护支持者讽其为“信息末日启示录”的四骑士。也就是说，只要这四种理由摆出来，审查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一篇关于数据存储的被曝光的欧盟委员会工作论文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应该多谈谈儿童色情问题，这样人们就会支持我们了”。你瞧，当权者都很聪明。
如果你只针对某项事物进行审查，比如说儿童色情，你需要从人们浏览的东西中过滤出关于儿童色情的内容，那么你就首先必须监视每个人都在做什么，你需要建立能够监控所有人的基础设施，也就是大规模监控系统。
你可以说这项工作的初衷是好的，连美剧创作都在使用这种逻辑为政府的全面监控洗白（《疑犯追踪》）。很多时候，政府制造的麻烦比他们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你又如何确定政府就是这个星球上解决所有问题的终极答案？
政府掌握了太多权力，权力集中的领域又吸引着滥用权力和贪图权力的人。而互联网让权力再一次出现了集中化高峰，如今的网络安全沙皇和五十年前的安保部队沙皇没什么区别，人类正在建立一种同样的威权控制架构，它吸引人们去滥用它，然而很多人还在假装这事儿在民主国家会有所不同。
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的连续体，从威权主义到个人意志主义。英国OrangeUK曾经审查公民权利组织 La Quadrature du Net 的网站长达几个星期，连续八年拒绝承认该网站。因为 La Quadrature du Net 反对英国违背“网络中立性”的政策，该组织呼吁禁止他们对用户通信的差别对待。
服务商在这里就扮演着这样一种角色，他们主动剥削人们接触互联网信息的能力。不论你把权力赋予Orange、政府，还是其他什么人，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我承认儿童色情那种东西真的很可怕，令人作呕，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绝不是政府和服务商主导的审查，很多国家都存在骚扰人民的所谓“常规监督”，在互联网上，网络警察造成的伤害早已胜过了儿童色情。
那么怎么办？德国“黑客元老”瓦乌·荷兰德曾经说过：“过滤应该由最终用户来决定，由终端用户的终端设备来执行”。这就是答案。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带着一个过滤器，就长在脖子上——你的大脑。过滤不该由政府代表人民来执行，如果人们不想看到某些东西，那好，他们就不会去看，而且，不论如何，现在也的确需要你自己去过滤很多事情。
（三）创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土；推荐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
怎么办思考之三：反抗ACTA的成与败
互联网上的政治叙述依赖于煽情造势和媒体的时间尺度，这种时间尺度极其短暂，一则消息的出现与消失都在24小时内，然后就会被新的信息所取代。通过互联网，我们是在建造所谓的互联网时间。因为理论上互联网不会遗忘，于是可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建立卷宗，对其做研究分析（相关分析软件非常多），最终团结人们参与其中，来形成我们自己的政治叙事。
让当权者滚蛋。
国际无政府主义者曾经使用这种方法对付ACTA。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反仿冒贸易协定》是一个国际知识产权协定，最初由美国版权行业搞出来的，实际上早已运用在相当多的双边贸易协议中，立法者企图创建一种新的国际制度，来规定什么样的出版合法，什么非法。它是阻止人们从事各种出版活动的机制。
在这个体系下，如果你给某人发一封信，要求他们从互联网上删除某些东西，他们就必须删除，虽然可以给他们几天时间提出抗议，但是，由于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而言，处理这种抗议太费钱了，于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删除。然后让作者和上传者自己去维权。
中国人一直以为谷歌是绝对伟大的，百度是绝对垃圾的，这句话其实只对了后一半，谷歌一样逃不开ACTA。最典型、且被公开的信息比如山达基教（Scientology），他们已被证实曾经从谷歌的YouTube上删除了数以千计的视频。
ACTA一直被广泛批评为限制人权、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协议，并且因此在欧洲多处掀起了抗议。欧盟签署后，负责研究这项协定的欧盟专员Kader Arif当即宣布辞职，并指出这项议案对公民权的限制不容忽视。幸亏中国没能加入ACTA，但对中国人来说，只是在某部分程度上的状况没有急剧恶化，但别忘了，中国政府正在加紧收买国际商业媒体，这是比删帖更严重的入侵——它能从根本上控制信息。
在民主辩论中，ACTA已经臭名昭著，公民赢得了语话权，但在幕后，秘密的双边协议其实已经建立起来，并达到了同等程度的目的，这直接颠覆了民主议程。比如新的联盟－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照搬的ACTA，这类状况非常多，当权者把受争议法案的标题拿掉了，把内容切割成了小块，让这些小块像蠕虫病毒一样渗透到各种事物中，渗透到国际制度中。
在公众眼里，你以为自己的公民权得到了发挥，以为民主胜利了，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胜利，而事实上，情况一如既往。
由此可见，政策和立法改革并没有奏效，尽管你也不能把主动权交给对手，那样他们就会加速进程。所以要想保住民主，就要全球公民警惕起来，用各种方法进行检查，这样至少能延缓事态发展进度。
最基础的是，动员人们切实地参与到这些讨论中来，参与到改革中来，在他们还有权利这样做的时候。
也只有互联网公民能做到。增加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些人的政治成本，只有把互联网掌握在公民自己手中，我们才能通过一个自由的互联网来促成这些集体行动。
怎么办思考之四：去他们的云计算吧
去中心化系统(decentralization)的基础建构的难度是个核心要点，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基础架构必须掌握在人民手中，因为现在已经有集中化的云计算了。
集中化是所有互联网人的撒旦，Facebook是集中化的，twitter是集中化的，Google也是集中化的，中国那些玩意儿更是，它们都受制于掌握强制性权力的人。就如当年的电报门，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德国《明镜周刊》、西班牙《国家报》以及法国《世界报》均迅速给予了报道，而亚马逊则立刻将维基解密的网站从它的服务器上删除了。
而且云计算还给公司提供了一种经济激励，把数据交给所谓的国际数据中心处理，是一种更便捷的处理方式，但这些数据中心都是美国企业运营的，这就意味着背后是政府牵头的被集中化，就像支付公司那样。
向云计算转移数据的趋势相当令人担忧，太多的服务器被集中在同一区域，为了更便于标准化控制，也便于对支付系统进行标准化处理。这是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技术，主要因为集中起来更便宜。除了流媒体电影外，互联网上发的绝大多数通信都发生在服务器之间，所以你把服务器放得更近些就会更便宜。最终，就得到了这些通信服务器的巨型蜂巢。
这些巨型建筑正是国安局大规模拦截的搜集点。中央控制让权力滥用变得非常容易。
集中化是赢在经济竞争中了。而为此埋单的正是我们所有人的个人安全。
因此必须致力于打造我们自己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想要反对这种监控状态，要推翻“老大哥”，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去他们的云计算还是什么其他垃圾吧，互联网公民应该拥有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
这也是急需向更多公众传播的信息。随时都会有当权者跑来干涉你寻求自由的努力，1999年 Napster 开始的P2P技术就曾被指“犯罪”。他们就是这样制造舆论攻击的。但如果你为自己建立起更好的文化，那么每个人都会使用Napster。
文化就意味着共享。
Napster在最初还是有点集中化的，但也正是它，为去中心化的理念埋下了种子。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具体的实例来显示去中心化建构如何作用于知识共享。当我们在讨论绕开审查或揭穿政治叙事，以建立更好的民主体制和更好的生活时，我们就是在讨论知识共享。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抵制ACTA。欧洲议会中一些人现在已经明白了，当人们分享东西时，不为牟利地分享重要文件时，他们不该被送去监狱，不该受到处罚。
这是全球海盗党十多年来不懈追求的自由。数以千计的群体行动被激发，朝着同一个方向，那些小到你看不见的个人行动，凝结起来了，这就是去中心化政治运动的见证。
有些人习惯等待先锋队的想法很糟糕。P2P运动明确反对政治先锋队，这种观念是，我们都是对等的，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或提供不同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对信息的核实，维基百科的思路很好，但很多内容不可靠，尤其是中文维基，存在为数不少的低级错误，就是核实不力造成的。
人人都能发言，但大多数人说的都是废话。就像活动家Lessig 曾经说的那样：“学生的作文99%都是废话，但尽管如此，还是必需教给他们如何写作”。互联网上的胡说八道一直都是大多数，但随着时间推移，你就可以运用这种能力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以自己的方式构建你的语话，越来越有效地参与到复杂的讨论中。
而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的问题，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想实现它，就需要将其切割为诸多小的部分，这样才能让更多人理解问题本身，才能邀请人们加入讨论。
你要知道，国家一直在对你做什么
国家是强制性权力在其中流动的系统，国家内的各个政治派系也许通过互相竞争来谋求支持，但这只是导致了一种民主的表象，而国家的基础是系统性地运用或规避暴力。土地所有权、租金、股息、税收、法院罚款、审查、版权和商标，这一切都是由国家的暴力威胁来强制执行的。而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会觉得暴力离我们有多近，因为所有人都为了避免暴力而让渡了权利。
互联网世界从原子构成的旧世界中脱胎而出，渴望着独立。但是国家及其盟友行动起来，通过控制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夺取了我们所有人对这个新世界的控制权。国家就像油井周围的一支军队、或者边界上的关税代理人，向人民索取贿赂，阻碍人们梦寐以求的独立。
他们通过控制光缆线路、绕地卫星和地面接收站，大规模拦截互联网公民的信息流——这个新世界的本质，他们渗入了新世界的经脉，吞噬着每一种表达和交流的关系，吞噬人们阅读的每一个网页、发送的每一条信息、搜索的每一个概念，每天拦截数十亿条信息，然后将这些做为权力加固器的数据，储存在一个巨大的机密仓库里。
再然后，国家会一次次地开采这些宝藏、这些搜集到的人类个体的智力创造，利用前所未有的复杂搜索和模式发现算法，充实这些宝藏，将拦截者和被拦截的世界之间的不平衡，继续扩大。
最后，国家会将他们从中所学到的运用到现实世界，去发动战争，发动无人机攻击，操纵贸易和联合国委员会，去为产业界、局内人和朋党亲信的巨大关系网牟利。
我们可以用来抵御的武器
这是我们可以抵御全面统治的一个希望，一个结合勇气、洞见和团结的希望，它就是加密技术——我们可以摆脱无处不在的入侵，从中创造一个新的国度，将那些物质现实的控制者隔离在外，他们一直在煞费苦心地追踪我们所有人。
密码术是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终极形式。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对数百万人施加无限暴力，然而强大的密码术意味着一个国家——即便是能够施加无限暴力的国家——也无法打破个人保守秘密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互联网的普世性将让全球人类逐渐消失在一个大规模监控的天罗地网中。
为自由而战
我们追求的是自由阅读和自由发言的权利，是互联网应当赋予我们的权利，被政府和服务商抢走的东西，现在要把它拿回来，要惠及每一个人。同样也需要匿名发言的权利，让人们可以不受到第三方干扰地进行支付，能够享受自由的旅行，能够在系统中纠正关于自己的信息。我们需要看到各种机构的系统都变成透明的和可问责。
未来世界最积极的方向就是自我认知、多样性和自决的网络，受过高等教育的全球人口是自由交流的产物，同时也刺激了新文化的成长，以及个人思想最大程度的多样化，同时能促进快速的联合，以及超越地理限制的价值交换，就像阿拉伯之春和泛阿拉伯运动中所展现的那样，那些运动就是通过互联网才成为可能的。
而当下的趋势却是，这个世界正在滑向一种狭隘的、同质化的后现代极权主义体系，所有人的自由都在受到威胁。
这种新型的跨国反乌托邦发展趋势尚未被大多数人所了解，它被隐藏在所谓机密、复杂性和更小的尺度里，互联网被当权者变成了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推进器，它已经开始威胁人类文明。
是时候奋起而战了。
吐口水没什么意义。需要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地加入思考，把想法付诸实践，鼓励人们分享这些知识，教会人们如何用技术武装自己，用新技术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去中心化加密基础设施，拥有自己的通信基础设施。向全社会推广。
我们需要自由的软件，就像民主制度需要法律—— Code is law——让每个人都能学习法律、运用法律、真正的理解法律，并确保法律如期执行。
政府和公司都在改变着互联网的基本结构，把它从一个普通的网络分割成像巴尔干地区那样的小型子网。但作为网络公民，我们讨论的是全球性事务，不论是金融系统的扭曲、腐败、还是地缘政治和能源环境问题，都是今天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人类手上就有这个全球性的工具，可以实现更好的通信、更好的知识共享、更好的政治和民主参与。
很有可能，全球互联的网络是我们应对这些问题的唯一工具，因此，争取一个自由的互联网才是所有战斗的核心，我们所有人都应当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