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月，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深化，中国高层的气氛越来越微妙：几年间充斥媒体和官场的“四个自信”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摇摆。
中国高层在政策和立场的犹豫不决，不同部门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这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国资或民资、对坚持市场开放或保护主义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对贸易战中中国所持强硬态度的质疑，更围绕着是否拥护“定于一尊”还是反对个人崇拜、警惕文革重来的交锋上。坊间许多传闻都把焦点集中到了王沪宁身上，相信他是“君侧”的保守一方，作为主张全面的新权威主义，即加强个人集权和国企垄断、鼓吹“浮夸自大”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技术官僚们的务实主义形成很大干扰，问责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最近一个月，包括已经结束的北戴河会议，并未证实任何对他不利的消息，而且，不仅《厉害了我的国》、“中国制造2025”之类民族主义声调统统消失，官方媒体近来还出现了一系列细微调整，例如中央电视台和财新杂志对公众关心的话题报道越来越直接，明显讨好公众；对贸易战的态度也转趋鲜明。这都显示，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王沪宁似乎有意摆脱政策摇摆和进退失据的尴尬，试图以灵活却强硬的方式，通过迅速采取应对措施走出困境，避免成为路线斗争的牺牲品。
其中，最值得观察的，是近日美国媒体爆出的谷歌公司的“蜻蜓”计划。谷歌CEO劈柴（Sundar Pichai）在上周四的一次会议上证实了一个迎合中国当局、进行网络审查、以重返中国市场的蜻蜓搜索发动机计划的存在。虽然劈柴和谷歌公司的伦理问题遭受着外界的广泛质疑，不过，就劈柴承认自2015年以来密集访问中国，曾经与包括王沪宁在内的中国高管会晤，可以发现，不仅谷歌公司出于中国庞大市场的考量回归中国，中国意识形态部门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似乎，他们虽然坚持要谷歌搜索必须接受中国的审查标准，但是，更盼望谷歌搜索业务能够早日返回中国。尤其这一迫切性，正在以一种焦虑的形态蔓延在中国高层官僚间。
从科学院院士到大专院校，从少数勇于批评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到某些接近高层的智库，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过去半年中国管理层犯下连续错判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成功的互联网防火墙以及相应的国际交流限制本身制造了管理层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误解和误判。换言之，中国有效的互联网信息管制，虽然成功阻止了公众和媒体自由接触国际信息，却也等于切断了国内研究者和政策部门获取国际信息的便捷通道；加上当局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外交流的严格管制，以及相关智库“投上所好”的论证式研究而非独立研究立场，导致中国高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出现严重偏差。
这或许是最近半年贸易战受挫以来中国高层政策摇摆的关键原因。任何口头上对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高调宣传，并不能掩盖他们对自身执政有效性的怀疑，而且这种对专业能力的怀疑很容易扩散成为对高级官员们效忠的怀疑。以至于接近高层的技术官僚们人人自危，仿佛生存在“犹太医生案”的阴影下。以联名上书的“清华校友”们为代表，他们不得不反击，试图找出胡鞍钢、梅新育和金灿荣等吹鼓手作为“清君侧”的替罪羊，而王沪宁似乎也试图通过与谷歌公司合作，打破目前的信息封闭，作出一点有限的自我纠正。
不过，至前为止，“蜻蜓”搜索计划透露出的中国方面对网络开放和审查的调整意向还非常有限，王沪宁的工作风格本身或许就是症结所在，也因而成为众矢之的。自1995年离开复旦大学到北京就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以来，王就主动切断了与学术界的联系，也不敢组建自己的干部班底，只凭党内情报系统和有限的调查和谈话来获取资讯，几乎完全以私人幕僚的身份对领袖提供建议，而放弃了所有可能的公共性，包括与国内学术界、媒体和公众、与国际学术界、媒体和政客们的所有对话和讨论，固然因此让领袖们绝无怀疑其忠诚和超脱，却也陷入了一个自我营造的洞穴之中。
如果他所服务的领袖有着足够开放的视野，譬如通晓“八国外语”，或者被“八个常委”也就是八大利益集团所环绕，那么最终决策往往是折衷平衡的产物，总不至于唐突各方、动摇国体；但是，如果遇到一位同样热衷小圈子政治的领袖，那么更容易“合谋”出一意孤行的单边政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为，这种领袖心理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或许有远大理想，却因幼时缺乏父爱而长于感性交流而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往往很难分辨政策和话语中的原则冲突，且羞于交往，只信任亲信近臣，而鄙视官僚系统，一如中国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刚愎自用，最后归责“百官误我”。
所以，对他们来说，世界的复杂性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混乱和失误往往意味着叛变和不忠。在追责疫苗案时，兢兢业业的“新三届”技术官僚可能如袁崇焕一般被当作替罪羊；参加MeToo运动和声援深圳佳士工厂工人的北大学生岳昕，也被管理层问责校方何以培养出来这种学生；而小丑式的胡鞍钢却轻易得到宽大处理。回荡高层的，除了死一般的沉寂，就是对贸易战次生舆情的各种震怒，和人们远远的写在脸上的幸灾乐祸。
所有人大概都有理由庆幸，他可能永远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当洞穴内射进一束光线，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他、或者这个制度从此不再自信，而摇摆也将持续。这或许是2018年夏天中国所发生的最饶有趣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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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最近一段时间外界盛传他面临党内重大挑战强势反击。这一反击有两个重要指向，一个向外界显示，他大权在握，不存在挑战者；一个通过公布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向党内警告，谁敢传播“谣言“或者搞“山头主义”，谁将被清除。
在七八月交际之间，关于习近平权力削弱的传言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于他的个人崇拜做到了荒唐的程度引发不仅社会的反感更重要的是愈来愈丧失权力的党内元老的反感，在不能直面讨伐习近平的情况下，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成为各方声讨的替罪羊，而王沪宁连续几周的“隐身”“低调”更助长了这一猜测；二是习近平被指抛弃邓小平韬光养晦战略，错误评估形势，陷入让中国精英阶层越来越感到悲观的中美贸易大战。随着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加剧，中国学界公开批评这种政策的声音越来越多，中共党内，包括正在不断失势的红二代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通过传播内部消息，包括利用传言，越来越猛烈地把矛头指向习近平，可以说那段时间达到了习近平执政五年以来最尖锐的程度。
如此尖锐，并非中共党内反对势力已经壮大，并非民间形成了某种反对力量，而是与习近平自造牢笼有重大关系。十九大后，习近平被指霸王硬上弓，通过密谋会议形式闪电般修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于断绝了中共内部改革派残存的通过每隔十年替换领导人延续中共政权的希望。大权高度集中一人之手带来的危险因素是，从此习近平很难找到替罪羊。这种情况，甚至与十九大召开前一年中共党内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候发生的情形都有明显不同。那一阶段，希望维持中共接班人隔代指定这一“党法”，实行国家领导人退休制度的党内势力把矛头对准了王岐山，希望通过迫使王岐山遵守“七上八下”来维持中共形成的领导人替换制度。但是，习王在强大压力下虚晃一枪，王岐山随后卷土重来，并协助习近平火速修宪，废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十九大前希望维持中共接班人制度的元老们或者他们的拥护者们残存的希望破灭了。
不难想象，在一个黑箱作业，连封建时代那种谏言制度都不存在的中共党内，面对面挑战习近平极其困难，这就形成了流言飞传的政治基础。熟悉中共文革以来历史的观察人士知道，流言多寡强弱几乎成为观测中共官场内斗的晴雨表。
当然，即便在八月初盛传习近平权力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诸多观察人士也不以为习近平的权力正在削弱，他们更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信正在严重削弱，这对习近平未来想继续延长执政十分不利，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埋下难以预测的动荡的种子。
中共近日的几个大动作显示，习近平对内部出现的对他个人崇拜、权力过分集中的某种形式的批评，对他贸然引发中美商贸大战、对他抛弃韬光养晦战略的做法的批评，习开始强势反击。这些反击体现在几件事上：中央军委召开党的建设会议；提拔一批军事将领；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官媒新华社周日正式公布 中共党员纪律条例；另外一个是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五周年推进座谈会上为外界看衰被中国民间怒指的“大撒币”强力鼓吹。观察人士注意到一个细节，伴随着这些会议和事件，是前一段隐身的王沪宁的高调亮相。习近平在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一句“党中央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宣传思想战线广大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等于为王沪宁“平反”。
习近平通过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显示他对中国军队的牢固掌控，通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习近平再次强调了对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控制的强硬路线，习近平在这一会议上提出“九个坚持”，包括坚持用“习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对社会上，对中共党内针对个人崇拜、一带一路，盲目开打中美贸易战表示的不满都进行了一一反击。在这一系列做法中，为强化习政权做注脚的应是中共党纪条列，这一条例最醒目的是增加了对习中央权威的规定，明列“习核心”地位，把“习思想”、“习核心”攀升到党纪层次，不容挑战。一个如此大权在握的领导人，还需党纪条例来增加权威，这意味着什么？值得思考。
这次中共修订党纪条例还特别增加了对搞山头主义，“甚至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的…”“两面人”的处分规定，以及对“制造、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对党造成损害的”党员的处分规定。从习近平安排亲信主管网新办，塑造”两面人“典型鲁炜，在七月底把一个红二代出身的退休高官背后几句议论作为“妄议“来看，习近平加紧防范的仍然是党内势力，而且现在把它具体化、条例化。把“散布、传播政治谣言”作为党员大忌显然是习近平对北戴河会议前流言四传局面的反弹，或可以视为是一种忌惮。
在有的观察人士看来，习核心需要如此不断地强化权威，不断地杜绝“政治谣言”，意味着习近平时代是一个超级高压的时代，不仅对社会如此，对整个统治集团也如此，超高压的始作俑者也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状态能否持久令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