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9月9日（周五）19:30-21:30、9月10日（周六）14:30-16:30
地点：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三联韬奋书店地下一层
主讲人：刘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此次公开课，将按照长征的进程分为两讲：第一讲从第五次反“围剿”到飞夺泸定桥；第二讲从翻越夹金山到陕北胜利会师。
*以下文字据9月9日书店里的大学公开课第八季现场实录整理
一提起长征，我们就想起《毛泽东选集》上那段气壮山河的话，“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
但是，同样是毛泽东，1958年6月，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反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讲话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密，毛泽东也谈到了红军的历史。讲到长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没有好久，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不走则已，一走两万五千里。所以说，我们军队不仅政治方面，军事路线也是犯过错误的。你们说没有？那么你们就举出理由来说服我，那些根据地是怎么丢掉的？是因为闷得很，想散步，逛马路，一散就散到陕北？还是因为犯了一点错误，我们的对手蒋介石请我们走？据我看，实在是他请我们走。我们是不想走，他就说你走吧，他下了命令，没有办法只得走的。”
毛泽东谈到长征的时候，真正的心里话是这段话。长征不是我们愿意走的，而是我们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被迫不得已走的，而且从江西开始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从这个角度再去重温一下长征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长征绝对不是共产党的一次旅游，而是一次充满了痛苦和鲜血的求生之路。
▲ 毛泽东《长征》
为什么要长征？官方历史也承认，因为我们第五次反“围剿”犯了错误，丢掉了根据地。问题就来了，前四次反“围剿”不都赢了么，国民党不都被打败了，怎么第五次反“围剿”赢不了了呢？这里面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
首先，江西的苏区能够发展，红军能够发展到十万人，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地区都属于贫困落后地区。蒋介石当时在忙着什么呢？他忙着统一中原，招降东北，在跟各路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内战。所以，说句老实话，他当时没有精力来全力对付这些红军。
前四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开始是兵力投入不够，后来是对江西的情况不了解。总而言之，当时蒋介石没有尽全力，也没有集中兵力做这个事情。前四次反“围剿”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使用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把国民党军队拖到江西根据地深山老林的地方打伏击，就是这么打赢的。后来就出现问题了。
1932年10月，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在宁都开了一次会，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的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当时要打大城市。要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打南昌，毛泽东说打了也站不住，也不行。打赣州，在赣南建一个“红都”，比瑞金还大，行不行？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结果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火了，有十万军队也不敢打一个城市，毛泽东这是逃跑主义。当时周恩来征求意见，问彭德怀敢不敢打，彭德怀说敢打，问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敢打。在这种情况下，在当时共产国际占领导地位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处于少数，处于被动。
结果是，红军1932年去打赣州，没想到赣州的守军破釜沉舟，死守赣州。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打的？城墙攻不上去，就挖地道，送了两棺材的黑色火药，运到赣州城墙底下。没想到赣州守军雇了一群瞎子，天天趴在地上听动静，红军一挖地道，人家早就摸准了地道的方位。彭德怀把炸药送进去，让突击队埋伏在城墙底下，炸开了城门就往里冲，没想到我们当时战术水平太低，攻城技术也不懂。第一，那炸药不是TNT，是做爆竹的黑色火药，爆炸能力有限；第二，爆破的角度也算不准，轰隆一声巨响，城墙炸开了，炸的方向反了，把我们的突击队员扣在城墙底下。我们再往里冲，人家早就在缺口那里等好了，一个反击就被打了出来。赣州打了那么长时间也打不下来，中央只得下令撤退。这些政治局委员们觉得让毛看了笑话。
另外一条，就是共产国际要按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苏区实现苏维埃化，全部照搬苏联的体制。一看毛泽东在江西给富农分田，允许富农经商，说这是“富农路线”。政治局委员们就认定，无论如何不让毛再干下去了。1932年10月，在江西宁都小原村就开了五天会，叫“反倾向斗争”。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成为绝对的少数。毛当时恨恨地说，“这些钦差大臣，张嘴共产国际的指示，闭嘴斯大林的指示，谁相信我的土玩意叫‘毛泽东思想’，那叫做山沟里的共产主义”。所以，在共产国际路线的指引下，大家决定罢免毛泽东，毛泽东的实权——红军总政委，被周恩来接替，毛泽东回到后方当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苏维埃主席。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罢免了毛泽东，中央苏区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化。本来是周恩来当第一把手，没过几天，博古从上海到瑞金来了。博古二十七八岁，一个年轻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到了瑞金就说，王明同志临走时说了，他走了以后由我代行他的职务。结果周恩来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过了不久，博古又推荐了个洋顾问李德，说这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是什么人？他是德国人，苏联红军的情报官员，他受苏联情报机关的派遣在大连从事情报收集工作，1932年被日本谍报机关破获了，李德就逃到了上海。当时博古正好要去苏区，一看来了个苏联红军军官，还是搞军事的，就说太好了，你到苏区就给我们当军事顾问。结果到了苏区跟周恩来一说，周恩来又没有和共产国际核实，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因此到了1934年初，江西苏区的红军领导形成了三驾马车，就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
▲ 周恩来、毛泽东、博古
李德刚一到瑞金的时候，神气十足，当时给了他新盖了住处，叫“独立房子”；给了他一个连的警卫；一出门就是高头大马，生活上也是给予特殊照顾。当时江西的老百姓都很兴奋，听说苏联红军派人来了，中国革命一定就能实现了，中国以后都要变成红色的江山了。
▲ 李德
这个时候蒋介石到了南昌，决心要彻底地消灭江西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蒋介石在江西行营调集了50多万的军队，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在行动前，蒋介石的谋士杨永泰就劝蒋介石，前四次“围剿”为什么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把江西的老百姓都当成了共匪，把江西的老百姓都惹翻了，他们就都去支持红军了。这次我们改变策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打仗不着急，慢慢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到之处要安抚老百姓，要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让他们体会到我们的好处。这样的话，江西的老百姓都归顺我们了，那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
蒋介石认为杨永泰的主意非常好，于是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谋略。对江西苏区实行铁桶式的包围，到处的筑堡垒、筑壕堑，一步步向江西苏区压缩，让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所到之处，让老百姓回家，该修房子就修房子，该修路就修路，让老百姓感觉到生活的比在共产党手下要好。还有一点，对江西苏区进行彻底的经济封锁，盐、各种生活用品、工业用品，严格地断绝和苏区的交易，苏区赖以生存的贸易完全被切断了。这种经济制裁使得苏区本来就非常贫困的二十多个县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这时候，蒋介石才开始对江西苏区第五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重点突破。当时李德、博古、周恩来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国土”、“两个拳头打人”，一个对付北边，一个对付南边，这样的方式就把十万红军严格地限制在了阵地上。在阵地上以堡垒对堡垒，以壕堑对壕堑，和国民党硬拼。国民党一看，太高兴了，过去在朱毛红军的时候连影儿都摸不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现在红军摆个阵地让我打，我还不打你吗？不能说红军打得不英勇，但确实是实力悬殊太大。毛泽东后来讲话谈到第五次反“围剿”，用了一个比喻，说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国民党军50万人，什么装备？红军10万人，什么装备？你还想打阵地战、防御战，还想打胜仗，有可能吗？
红军将领和战士明明知道这样打下去没有前途，但当时中央的命令是非常严酷的，保卫局就在你后面，要是敢撤退马上就制裁你。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时候，守卫江西北大门黎川县的是后来的海军大将萧劲光，他守黎川县城只有几百人，而且还不是正规军队，没想到国民党来了一个师，五千多人扑过来，气势汹汹，萧劲光一算，打也是死，怎么也守不住，与其让大家都阵亡，不如我们主动撤退，这样还可以保存一些同事的生命。在当时，他这样思考是可以理解的，三四百人抵抗五千人的正规军，怎么可能？所以萧劲光带着部队主动撤退了。李德一听，让你把守苏区的北大门，结果不战而退，大怒。于是在苏区的报纸上，说萧劲光不战而逃。在红军的报纸上还画了一幅漫画，把违抗命令仓皇逃跑的萧劲光送到革命的法庭去，萧劲光被无产阶级的铁锤砸了个眼冒金星。萧劲光就被押到了瑞金，开公审大会。萧劲光在会上陈述，我为什么守不住黎川，我只有几百人。台下有人喊，你为什么不发动群众？萧劲光哭笑不得，怎么发动群众，打仗是闹着玩的事吗？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军委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苏区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点了我的名，而且批判我的逃跑路线。这位是谁？署名是周恩来。萧劲光说，军委主要负责人批判我的错误，我向他提出我冤枉，他说：“现在不批判你，不足以鼓舞军队的士气，你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决定。我明明知道你也有道理，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批你。”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出来为萧劲光说话，说萧劲光这个事确实是不得已，你们要是这样杀人，红军干部的信心肯定会受到极大的打击。在毛泽东的搭救之下，萧劲光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被安排到了红军大学的干部队。在整个长征期间萧劲光是没有职务也是没有待遇的，这在当时就是杀鸡给猴看，谁敢后退就是这个下场，所以，当时红军不得不做最后的搏击了。
▲ 萧劲光
第五次反“围剿”最激烈的战斗在广昌高虎脑。高虎脑守在从北面进入苏区的一条大路上，这个地方有两个山包，就叫做高虎脑。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把他的部队都集中在这里，准备打一场阵地防御战。国民党一个师往上攻，红军就在山头拼命守。当时红军守在阵地前面这个团，团长是苏振华，解放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这个团的政委是黄镇，他在长征中画了《长征组画》，解放后任文化部部长。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山头上打了三天三夜的阻击战，这一个团一千多人最后打得只剩下三百人。黄镇就骂，“这是什么打法，过去我们都是吃肥肉的，没想到现在打的这么惨。”彭德怀不得已，只好撤退，现在在高虎脑有一个纪念碑，题字的是军委副主席张震，张震当时在红三军团参加高虎脑战斗，任连长。
高虎脑战斗一失败，当时苏区就非常的困难了。张闻天写了一篇文章，《死亡或者胜利》，还力图鼓舞士气。毛泽东虽然受到了打击和冷落，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的，他也在苏区的报纸上发表了题词：“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可见当时形势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
▲ 高虎脑战役纪念碑碑文
我们提一个问题，博古、李德不行，那毛泽东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行不行？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计算，特别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黄道炫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1933-1934》），通过各方各面的条件来计算，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是下决心了，集中优势兵力和红军打，这样的话红军是神仙也打不过。因为战争不是一两次战斗的胜利，而是总体实力的对比。我们说苏区20多个县已经经过了四次反“围剿”，你还有多大的实力去支撑？
首先说钱，打仗要用钱。当时20多个县，那么少的财政收入，维持红军日常的生活都很艰难，真到一打起仗来，中央哪儿还有钱？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维埃政府向江西20多个县的发行公债借了400多万元钱，基本上是有借无还。赤字亏空到这个的程度了，还有经济实力来维持吗？
第二，人。江西苏区20多个县一共200万人口，这200万人口中有多少男青年适合当兵？可以说所有的壮丁都已经上了战场。壮丁都不够，还组建了少共国际师，十五六岁的娃娃也当了红军。萧华为什么36岁能当上将，因为他16岁就当了少共国际师的师长，这群娃娃兵一样上战场。当时男人都去当了兵打了仗，江西的妇女怎么办？当时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要嫁男人就嫁残疾人，比如说红军负伤了，缺胳膊少腿还是个男人，而且不用上战场。要是嫁个适龄、正当年的小伙子，说不定过两天就送了命了，女人就当了寡妇了。当时为了征兵，江西苏区发出了一个号召，叫做“创建100万铁的红军”——征兵100万人。苏区一共200万人口，想征兵100万人，这可能吗？当时各个县都要完成征兵指标，造成了新兵大批逃亡。当时红军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的问题》，谁敢逃跑怎么处置，家属怎么办等等，非常严酷，但即使如此，逃亡还是制止不了的。
这样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仗怎么打下去？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方面为了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想一条出路，他们就派了两支部队去探路。一是看看有什么希望没有？再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摆脱困境。
第一支部队就是由乐少华、粟裕率领的抗日北上先遣队。1934年7月，这支部队从江西出发，去浙江、安徽。到了浙江、安徽后，跟赣东北的方志敏会合。他们想往北去，那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也是交通发达的富庶地区，在交通发达的地区别想有生存之地，国民党“围剿”红军行动快着呢。于是方志敏拉着队伍想回赣东北老家，结果在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了，红十军团全军覆没，方志敏被俘，一直被押到了南昌（1935年8月牺牲）。只有粟裕带着几百人突围进入了山区。从这个时候起，粟裕就脱离了中央的嫡系，长期孤身在外，单独地奋斗。
还有一支队伍是在井冈山地区的红六军团，当时是萧克、王震率领的。中央命令他们向西，看看能不能与贺龙会合，为了领导这支队伍，派任弼时当中央代表。说句老实话，任弼时相当有能力，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这支部队，从井冈山出发一路向西，经过广西、进入贵州，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胜利地和贺龙的部队在贵州会师，又回到了张家界那一带（贺龙的老家）。当时萧克、王震走的路线就是后来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走的路，路线是完全重合的，红六军团西征的胜利，实际上为中央红军探了一条出路。
▲ 任弼时
派部队去探路用心良苦，一是想分散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是看看往哪个方向走才有出路。但是，什么原因促使红军突然决定长征？缘于一个绝密的情报。蒋介石攻占了高虎脑一线之后，国民党军队也打的比较疲乏，实现了两个月的休整。这两个月里，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最后消灭江西苏区的“铁桶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把江西的瑞金彻底拿下。蒋介石制定这个计划的时候，与会者中有一个当地的保安司令莫雄，莫雄是叶剑英的老乡，他从心里同情共产党。莫雄手下有几个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项与年，现在大家对他不熟悉了，但他的儿子也非常出名，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最为大刀阔斧的湖南省委书记项南。莫雄拿到蒋介石的计划之后，交给项与年，项与年设法送到江西的瑞金。项与年从江西的吉安出发，自己敲掉好几颗门牙，装成了要饭的老叫化子，又脏又破，在要饭的篓子里装了一本小字典，字典上有他的密码。他装叫花子一路跑，混过了国民党的层层哨卡，在1934年10月到了瑞金。周恩来和李克农看到项与年送来的这份情报，大惊失色，原来国民党很快就要动手了，要彻底解决我们了。他们对莫雄、项与年非常的感激，感谢他们提前送来了这个最重要的情报。
▲ 项与年
当时红军准备出发就是一个星期的事情，在一个星期里要做好全部的准备。出发往哪儿走？就是按照红六军团的路线往西走。
这就有好几个问题。第一，谁走谁留？因为还想着能够保存江西的根据地，还要留下一个比较强有力的班子坚持。这样的话，就要决定谁留下。主持全面工作的要留一个政治局委员，就是项英。军事方面留谁呢？周恩来他们就考虑，留下陈毅。陈毅当时是什么情况？陈毅在第五次反“围剿”里受了重伤，大腿几乎残废，还在那里没动手术呢。周恩来找陈毅谈话，说中央决定把你留下来担任江西军区的司令员。
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留下了。瞿秋白带不走，也留下。当时就有人说，瞿秋白怎么就不能跟着长征呢？他是有肺结核，但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都比他岁数还大，王稼祥也是躺在担架上走。有人给了瞿秋白一匹马，说你追队伍去。到这个时候瞿秋白的文人面子就把他害了，瞿秋白说人家不让我走，我怎么好意思追人家，叫我留我就留下吧，反正组织上是安排我去上海治病的。这样把瞿秋白也留下了。
▲ 就义前的瞿秋白
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一旦长征开始，他肯定很快就会被留下。所以毛泽东在五次反“围剿”间歇的时候，也就是中央把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六军团派出去以后，毛泽东说，我来承担一项任务，到于都探探路线。他自己先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红军还没有开始动，他就到红军出发的地方去了。毛泽东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领导人，他是不会乞求于别人的脸色的。
红军的走的非常仓促，几天内就决定谁走谁留，然后就立即开拔。开拔后，当时没想长征，而是想突围，突围到张家界和贺龙、萧克会合，走的时候坛坛罐罐都带上了。毛泽东说长征初期是“大搬家”、“大逃跑”。搬家的挑夫就两万多人，邱会作说长征开始的时候是乱糟糟的。干部队伍每天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想在哪儿吃饭就在哪儿吃饭，干部随意离队，总而言之根本不像行军的样子。这么笨重的队伍，一天才走15里、20里，怎么还能突破国民党军的四道封锁线？我到了江西寻乌县，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纪念馆，纪念馆门口的牌子叫做“鸽子飞了”。怎么有这么一个纪念馆？我到里面一看，又揭开了一个秘密。
红军长征前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地通过广东、江西交界地区进入广西，通过四道封锁线，最关键的问题是周恩来派代表做通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工作。我们知道陈济棠是“南天王”，但陈济棠跟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一直是反蒋派。他和蒋介石打了三次仗，最重要的一次是蒋桂战争，陈济棠被打败了，被迫屈服了，结果他心里始终咽不下这口气。而且更重要的，陈济棠和江西苏区有重大的贸易关系，钨矿生意。毛泽民挖出钨砂来，翻山越岭到广州卖给陈济棠，陈济棠到广州再倒一手，出口卖到德国，这是陈济棠一大经济来源。蒋介石这时候命令陈济棠当南路军的司令，进攻苏区，陈济棠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陈济棠先派了他的部下，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联络红军，说咱们两家不打行不行？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了，于是就派出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共产党贿赂了陈济棠的代表，双方达成了四条协议：第一，就地停战；第二，互通情报，不用电报和电话，用鸡毛信；第三，互相通商；第四，必要的时候红军可以借道。就在谈判刚完成的时候，周恩来用密语就通知何长工和潘汉年，“鸽子飞了”，意思就是“我们要行动了”。潘汉年、何长工与陈济棠就达成了默契，我们过你的封锁线不占你的地盘，你朝天开枪就行。陈济棠乐得呢，犯不着和你拼命。于是红军就夜行军，通过了四道封锁线。我们认为这是长征中的得意之笔，红军能够从江西走出来，一直通过四道封锁线都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这确实是红军长征开始的时候，做的第一件聪明事。
▲ “鸽子飞了”
从江西出来，进入了广西，广西桂林北边兴安县的界首，是一个湘江渡口。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就不客气了。蒋介石一听说中央红军跑了，于是命令中央军的三个纵队薛岳、吴奇伟、周浑元在后面紧紧追赶；命令广西的白崇禧带着广西军在南边；湖南军队在北边，三路夹击，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湘江渡口。在界首这个地方渡湘江形成了一场惨烈的“湘江战役”。
广西军从南边上来，红三军团在这儿顶着；湖南军从北边上来，红一军团在这儿里顶着，战斗打得非常惨烈。当时我们在阻击，后面的中央纵队还在以每天20里的速度慢慢往前爬。红一三军团非常的焦急，说中央纵队走得快一点，你们走得快一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些人。但是一直到了第四天，中央纵队才到了湘江边上。白崇禧当时有7架飞机，都是那种双层机翼的飞机。这7架飞机在广西桂林轮流起飞，飞到界首上空，往下扔炸弹。红军队伍大乱，乱得不可收拾。红军在渡过湘江之后统计人数，损失了三分之二。从出发的时候的10万人，湘江战役后剩下不足3万人。
▲ 湘江战役图
我到湘江渡口去看，这个渡口也不宽，连100米都不到。红军当时是用架浮桥，而且是架了好几道浮桥过去的。统计一下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七军团的伤亡，一共不过几千人，损失的那么多人去哪儿了呢？绝大部分都逃跑了。那么多的挑夫，本来就不愿意跟着走，炸弹一来，队伍一乱，跑了。招了那么多的新兵，也不愿意离开老家，队伍一乱，也跑了。这样一来，溃逃的是绝大多数，真正战斗牺牲的人数并不多。过了湘江的部队，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这四个军团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实际上还保存着他们的力量。
博古一看就崩溃了，刚开始长征就遭受了那么大的损失，他这么年轻，感觉承担不了，于是就掏枪想自杀。周恩来赶紧劝他，到这时候你也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我们的人逃跑的那么多，消息肯定都暴露出去了，我们不可能再和贺龙、萧克会合了，我们一直往西走吧；哪儿没有敌人我们就往哪儿走吧。
▲ 湘江界首
这样红军就改变了方向，由广西进入了贵州。翻过了越城岭（老山界），红军就进了贵州。当时贵州穷到什么程度？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红军天天走在荒山野岭里，人也见不着，房子也见不着，好几万的红军每天在哪儿睡觉，在哪儿吃饭呢？红军战士心里就嘀咕，我们的领导到底行不行，把我们往哪儿领啊？红军战士都犯嘀咕，红军的高层就更加焦虑。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那次重走长征路中央军委下了大力量，护卫他，给他找住的地方，帮他找谈话的人，军事博物馆的副馆长秦兴汉陪着他走。索尔兹伯里获得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后来写了一本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有一章《担架上的谋划》，说红军长征有两个三人团，一个是公开的，博古、周恩来和李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三人团，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个三人团没有权，只能随军行动。眼看着红军一天天走入绝境，王稼祥和张闻天着急啊，来找毛泽东商量，说博古、李德他们看来是不行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当然愿意。但毛泽东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到现在整整受难两年了，他在政治上成熟多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考虑什么关键问题呢？他在算票数，计算如何获得多数票。
遵义之前已经开了两个会了，一是通道会议，决定不去湖南，转向贵州；另外一个会议是黎平会议，决定让刘伯承取代李德，结果李德勃然大怒，跟周恩来拍桌子，周恩来也跟李德拍桌子，他们两个人算是掰了。这时候毛泽东说，这两次会议都是三对四，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红军的生存问题，而不牵扯政治路线问题，我们先谈怎么挽救红军。
我们研究下一步红军往哪儿走，这样的话各军团的首长都要参与，我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请过来，叫林彪、彭德怀、杨尚昆他们都来，让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票，我们不就有多数票了吗？王稼祥和张闻天都觉得这个主意好。他们三个谋划完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就去跟博古、周恩来说，恩来呀，前面就到遵义了，咱们开个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吧。研究红军的行动，各军团首长更了解具体情况，咱们把各军团的首长都叫来，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你看好不好啊？周恩来和博古就同意了。
他们既然同意，周恩来在准备报告，博古也在准备，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就在广泛地做各军团首长的工作。1935年1月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的公馆二楼举行。一开始博古做政治报告，周恩来做军事报告，还在掩盖失败的责任。他们俩说完了官话之后，毛泽东、张闻天就站起来了，相继做了准备已久的长篇发言，集中火力猛批博古和李德，说他们两个人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错误，断送了苏区，所以红军今天的惨状，他们要负责任。张闻天的讲话内容，主要保留在了《遵义会议决议》里，这个决议是张闻天起草的。毛泽东的发言内容保留在他到延安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文中把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的主要内容写了出来。他们两个人的发言就定下了调子，各路的红军将领站起来猛批博古和李德，形成了围攻之势。
周恩来一下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晚上他经过痛苦的思考，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彻底和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宣布自己拥护张闻天、毛泽东同志的立场，并且对过去他担任红军政委期间的一些错误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检讨。遵义会议时周恩来的这一票最关键，周恩来倒过来，遵义会议就开成功了。所以王稼祥说，遵义会议之后恩来同志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 张闻天、毛泽东
遵义会议通过了三条决议：第一，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党的“总负责”，注意不是“总书记”。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后来毛在延安说，张闻天就是个“虚君”。第二，周恩来仍然担任红军总政委，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是红军总政委，也就是说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仍然握有指挥权。第三，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辅助张闻天和周恩来的工作，毛泽东是第三把手。过去党史上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到了80年代末，遵义会议的档案一公开，一看毛是第三把手，我们官修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这一段改写为，“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所以要会读正史，要会从这几个字后面读出它的意思来。
不管怎么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回到了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回到最高领导层和走上领袖之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1945年才完成。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还没有达到最后决策者的这个高度。后来，长征之后发生的一些风风雨雨，又印证了这些问题。
▲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和红军最大的一个动作，是“四渡赤水”。关于四渡赤水，《长征组歌》有一句歌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军事科学院把四渡赤水的路线恢复了，一看是绕来绕去，完全看不懂。别说我看不懂，林彪当年都看不懂，林彪就对毛泽东说，怎么老是走弓背路，不会走直线啊？结果毛泽东训斥他，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我确实也不懂。有一年我们开长征经验会，把茅台县县长请来了，我说你是当地人，你给我们讲一讲四渡赤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这很简单，红军从江西走到遵义，已经是衣衫蓝缕，骨瘦如柴，体力和战斗力大为下降。怎么办？当时朱德看中了四川，说我们拉着队伍过赤水河，在川南建立一块根据地，让红军得到休养生息。于是红军从遵义出发过了赤水河，进入了四川。川军一看你来抢地盘了，他们就上来了，打头阵的是川军刘湘的模范旅郭勋祺。朱德和刘伯承都说，川军我们熟悉，都是“双枪兵”，很烂的，跟他打！在土城渡这么一打，没想到川军为了保卫家乡真是玩命，打得非常英勇，爬山爬得飞快，而红军瘦弱得连抡大刀的力气都没有。两军在土城渡一打，红军被打的大败，根本收拾不住。当时是陈赓的干部团挺身而出，把毛泽东和朱德从土城渡救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赶紧从土城渡逃过了赤水河，回到了贵州。川军一看红军离开他的地盘了，就收兵回城了。
贵州军阀一看，红军怎么又过来了？于是贵州军队又上来了。当时中央开会，红军将领都说，黔军好打，我们和黔军打。毛泽东力劝大家，千万打不得了，我们没有战斗力了，我们现在一打就是全军覆没、就要当石达开了，红军没有了，还干什么革命？但毛泽东的意见被众位将领否决了，他们决心要和黔军打一仗，在贵州站稳脚跟。毛泽东心里非常不安，就提着油灯去苦口婆心地劝周恩来，说我们不能打了。最终，周恩来被毛泽东说动了。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决定不打了，于是红军就开始跑。毛泽东的基本战术思想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我们电视上演的都是红军高举红旗前进，谁见过红军跑？但那个时候，你就得跑，不跑就会被包围、消灭。
怎么跑？毛泽东是“边缘战略”的大师，他就利用这条赤水河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分界，就在赤水河上绕，在川军、滇军、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黔军来了，我跑四川；川军来了，我跑云南；滇军来了，我再绕回贵州来，绕来绕去。跑也不容易，你怎么知道往哪儿跑呢？每天各路军马“围剿”你，你怎么知道如何绕来绕去呢？这个谜，过去我们一直不知道。几年前，有人给我们揭示了这个秘密。这是毛泽东1947年在西柏坡和军委二局的同志的合影。毛泽东身边这个戴皮帽子的，叫曹祥仁，他是军委二局局长。红军长征的时候，他是军委二局译电科的科长。军委二局是负责情报的，局长就是后来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译电科科长曹祥仁的手下，就是三五个人、背着部电台，每天一有工夫就在监听国民党各方面的电报。国民党的军队要协调啊，中央军问川军，红军到四川了吗？川军问黔军，红军到贵州哪儿了？黔军问滇军，红军进到云南哪儿了？这些电报的密码都不复杂，是按诗韵排列的，译电科截获了700多封电报，每天连蒙带猜，差不多把电报都破译了。毛泽东这才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没敌人，他根据电报的情况才决定往哪儿跑，所以四渡赤水的路线才是这么弯弯绕。毛泽东当时就是保住一条，这个秘密谁都不能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知道我们能够破译他们的电报，一换密码，我们就完了。《杨尚昆回忆录》说，连军团级的干部都不知道毛泽东这件事，所以林彪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绕来绕去的，可见毛泽东当时保密到了什么程度。
▲ 四渡赤水图
于是就一边接收着电报，一边绕来绕去。红军真要被拖垮了。天天这么行军，李德说，有敌机来轰炸，我倒头就睡，只要不炸到我身上，我连理都不理了。已经疲惫到了这种程度。在那种情况下，谁掉队谁完蛋，根本管不了你。
曹祥仁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也发烧，走不动，掉队了。结果他就高一脚低一脚地走，找队伍。从后面来了一位骑马的首长，红三军团的黄克诚师长。黄师长一看，曹祥仁你怎么了？来上马，咱们两个人骑一匹马走。曹祥仁就上马，两个人慢慢骑马往前走。走了没多远，黄克诚手下一个团长也在地下倒着，一见师长过来，磕头求师长，你把我带走吧，你把我带走吧！黄克诚说，不行，我现在管不了你，曹祥仁比你更重要。于是就把这个团长抛下了。曹祥仁说，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团长了，他很可能是被土匪或是被当地的军阀杀害了。
当时更倒霉的一件事，就是钱壮飞。钱壮飞是周恩来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钱壮飞提前把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告诉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就被一锅端了。结果中央从上海撤退之后，钱壮飞也到了瑞金。钱壮飞是个艺术家，到了瑞金以后，修了一个“红军烈士纪念塔”，就是现在瑞金那个炮弹式的塔，设计师就是钱壮飞。钱壮飞也能歌善舞，是风流才子。长征的时候，钱壮飞跟着一块儿走，他是上海的少爷，哪儿受过这个苦，走着走着也掉队了。后来听人说，当时是遇到了轰炸，大伙儿四处分散着到树林隐蔽，钱壮飞大概是累得倒头就睡着了。等他醒了，队伍也没有了。钱壮飞只好戴着眼睛一步步摸着找队伍，碰到两个贵州农民，就问红军在哪里。这两个贵州农民就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背的一匹洋布。当时红军在长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经费，当时有什么东西给你什么东西，有的人给一块大洋，有的人给一个金戒指，有的人给几两烟土。给钱壮飞的是一匹洋布，这一匹布就是盘缠，掉了队你自己想办法。听说这两个农民就是看中了钱壮飞身上这匹洋布，骗他说我们带你去找红军，于是把他东引西引，引到了一个溶洞，和钱壮飞抢夺这匹布。钱壮飞说什么也不能把这匹布丢了，他一个文弱书生，没几下就被人打晕了。于是这匹洋布被抢了，钱壮飞被扔进了溶洞的深渊。蒋介石用五万大洋买钱壮飞的人头，就为了一匹洋布，在长征中送了命。这就是四渡赤水过程中的残酷现实。
▲ 钱壮飞
怎么办，毛泽东也是忧心如焚。哪怕把红军带到一个地方能休养生息十来天也是好的。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从雪山的那边来了电报，说张国焘率领着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到了川西北，现在等待着中央红军来会师。消息一传到红一方面军，群情振奋，于是红军玩命地北上，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就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来讲，是红军最危难、最痛苦的时刻。但是，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怎么就消灭不了红军呢？当时很多人猜测，说蒋介石故意放毛泽东一马，甚至有一个叫做张戎的，在香港出了一本很烂的书《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说蒋经国当时在苏联，在斯大林手里当人质，所以红军才没有被蒋介石斩尽杀绝。这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当时在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红军斩尽杀绝，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第一，我们今天去贵州，重走四渡赤水之路，才理解毛泽东诗词里的那句话“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苍山如海在贵州是真实的写照，当时根本就没有交通，除了从贵阳到遵义的一条公路之外，其他都是土路了；再有本事，到那个地方也要靠两条腿走路。当时川军围剿红军，蒋介石下了命令，说川军某年某月必须要到达某个地区，结果师长一看，还有100里路，哪儿走得到！连马都骑不了，师长和士兵一样都得两条腿爬山。师长没办法，让侦察连背着一部电台，强行军先走，到了山头就发电报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儿了。蒙人嘛。滇军当时追红军，追到山顶上一看，红军就在河谷里睡觉，但是要顺着羊肠小道下山，得要整整一天。在那个地区，河对岸可以说话，但是要见面得走一天。红军就是往这种蛮荒之地跑，什么交通工具也不顶用，汽车没有道，马在山上也骑不了，就要一步一步走，即使差一两天的距离也追不上红军。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原因。
▲ 四渡赤水处
第二，蒋介石追剿红军，他认为红军已经溃不成军，消灭红军是早晚的事，他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进入大西南。中国当时军阀割据，大西南云、贵、川崇山峻岭，中央军怎么进得来呢？正好有追剿红军这么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于是中央军开进了四川。进了四川，蒋介石在重庆建立了参谋团，表面上是联合指挥部“围剿”红军，实际上这个参谋团是为蒋介石谋划怎样控制大西南的。蒋介石也是第一次进四川，一看四川盆地的阵势，他说这个地方将来可以作为抗战的后方基地。他在1935年就预感到了1937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他进川的一大收获，所以他不着急，慢慢来，先把云、贵、川三省搞定再说。刘湘受召安了，刘文辉受召安了，很好，给个官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追剿红军不利，被撤职了，于是贵州也到手里了。龙云大烟鬼，蒋介石安抚他，龙云表面上也服从了蒋介石。蒋介石当时的中心工作是收服这三个省，事实证明当年他做的这些事，对他在抗战的中后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通过对红军的追剿，才真正地把大西南这三个省抓到了手心里。
这样蒋介石催得不那么急，各地的军队没有那么一种非要和红军干到底的精神。红军长征所过之处，一直到今天，都是相当困难的地方。我们旅游要想顺着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今天还是很不容易的。各路的军阀就那么点实力，犯不着和红军死拼。所以他们的目标都是把你赶走为止，红军只要出了境，我太平了，就不跟你玩命了。所以，就是这种思想，也是使红军每次冲关、每次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都能够化险为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长征路线图
我们看，长征的路线原来是弯弯曲曲的，但一过金沙江，立刻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前面就要过大渡河、安顺场。
安顺场是当年石达开的覆灭之地，我们今天去看地形，就在安顺场这一片空地上，石达开的几万太平军被围困在这里。清军把几个要道一扼守，把渡口一扼守，石达开的部队就没有粮食了，在几天内部队就陷入了混乱。石达开没办法，他把自己绑了起来，送到了清军大营，说你让我这些弟兄活下来。结果事与愿违，清军把他们都斩尽杀绝了。当时在这个渡口，川军要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川军把所有渡口的船只都拉到了对岸，但是有一个军官，他家在安顺场上，那天晚上他以为红军不会来，所以坐了一只船过来了，在家里过日子。没想到红军的行动非常迅速，他被端了锅。
红军只有这一条船，决心强渡过去，刘伯承亲自指挥，17勇士在一条船上，然后就强渡。我们的电影《万水千山》演出了红军17勇士强渡大渡河。到了80年代，中央电视台做长征节目的时候采访李聚奎上将，李聚奎上将说，我们的很多事情是宣传，强渡大渡河的时候并没有打得很激烈。刘文辉的川军，当时一看形势不好，红军真要玩命，他们就跑了。让你过去吧，红军不就是过去吗，当时川军的思想就是这样，过去就算了。所以，强渡大渡河、安顺场之战就取得了胜利。
▲ 安顺场
中央军委一看，一条船，三四万红军过河要过多少天？这不现实。于是打听怎么办，北边还有个泸定桥。我们占住了泸定桥，就占住了通往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之路。所以，当时决定抢泸定桥。在我们的电影上，红军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壮观的一幕。电影演红军爬着铁索，又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一开始我也信，后来我到泸定桥一看，红军占的是这边的观音庙，川军守的是对岸泸定镇。泸定桥100米长，人晃晃悠悠地走铁索桥也得走几分钟才能过来，那么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把泸定桥的桥板拆光，爬铁链得爬多长时间？没有15分钟不行吧。在对岸桥头堡上，川军拿着一杆步枪慢慢地一个个瞄准，也把红军都打到河里去，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就在当地采访，问飞夺泸定桥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采访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泸定桥是四川汉区通往藏区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是川西军阀刘文辉的一条重要的财路，他和藏区的往来都靠泸定桥，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炸毁泸定桥。于是，他就命令守桥的川军拆板子。你看看今天的泸定桥，拆桥板只能三四个人站在桥面上作业，一块块拆要拆多少天？今天的泸定桥大概是每两三年换一次桥板，拆除的时间就得一个月，从一头往另一头拆，100米得多少板子，上面都有绳索缠绕。所以，拆桥板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结果川军拆了半宿，拆了20米，大烟瘾犯了，说红军起码还有两天才能过来，就收工了。没想到奇迹就发生在这一昼夜。红军当时的先遣团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是王开湘，政治委员是杨成武，当时他们在海螺沟一带接到命令，要求一昼夜飞奔240里，抢夺泸定桥。接到命令后，红军就开始了一昼夜的狂奔，今天我们去泸定桥，是沿着大渡河的公路走，但是当年红军可没有公路，红军走的是半山腰上的放羊路，就是羊肠小道。红军下的命令是抛弃一切辎重，干粮什么的都不带了，就背着枪和子弹沿着山路狂奔。
他们在奔的时候，这边的川军从安顺场方向也在向泸定桥增援，红军和他们赛跑。半夜里下起大雨，川军决定不跑了，就在附近村庄宿营了。红军还在跑，当然，也有很多虚脱的，也有体力不支的，但是这个团怎么说也有一大半人坚持下来了。在1935年5月25日的早晨，他们冲到了泸定桥的对岸。川军一看，没想到红军居然过来了，就不敢拆桥板子了，这个桥也就拆了大概20多米的板子。但红军也累趴下了，也虚脱了。当时红军就想等着刘伯承带着从大渡河渡过来的红军，直接从对岸拿下泸定镇，这边就不用夺桥了。这个团就地休息，等待那边的红军来策应。从早晨一直等到了黄昏，结果北岸的部队还没有来，红军就决定夺桥。这个先遣团是红一方面军装备最好的团，有20多挺捷克轻机枪，当时下了命令，把轻机枪沿岸排开，一声令下就集中火力打桥头堡。泸定的川军都是收税的部队，从来没有打过仗，哪儿见过这个阵势，20多挺轻机枪吓得他们，放火点着了门楼子就朝后山跑。红军就一边铺板子，一边爬桥，到了桥中央火着起来了，红军犹豫了，怎么办？团长、政委就在岸边喊，同志们，犹豫不得啊，冲过去，要桥不要人！红军就开始冲桥，首先是扑火，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跟上，把桥拿下了。守桥的川军逃到了泸定镇的后山上，在森林里眼看着中央红军在泸定桥上过了三天三夜，红军走完了，他们才又回到了泸定镇上。
▲ 泸定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它的神奇在“飞”。红军竟然能够一昼夜30个小时走240里山路，这是我们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有一个参照，有一年开红军长征的纪念会，南京的一位老板自费参加会议，他说，我是徒步重走长征路的。我就问他，从海螺沟到泸定桥这一段，你走了多长时间？他说走了五天。我说你怎么走了五天呢？他说，我每天背着大背包，走路的时间是有限的，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看到快黄昏了我就要找村子落脚，我不能走夜路，走夜路不安全。所以，这段路200多里，他走了五天，但是红军是一昼夜240里。当年红军为了打开这条北上之路，就是这样到了搏命的地步，这么瘦弱的人，又没有饭吃，又没有什么营养，居然能这么狂奔，我们今天真是难以想象。
飞夺泸定桥，正是因为红军的急行军，长跑，造成第一，川军没拆完板子；第二，增援部队没有赶到。这才取得了夺取泸定桥的胜利。这样一解释，我们大家觉得事情合情合理了。而红军的这种精神，确实带给我们非常大的震憾。
▲ 泸定桥
红军过泸定桥之后，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今天翻越夹金山不成问题了，因为已经有公路了。另外因为气候变暖，夹金山基本上没有雪了。但那时候，五月份过夹金山还是很艰难的。因为红军从江西出来，没有一个人是有棉袄的，都是穿着单衣爬雪山。根据当年的记载，林彪爬到雪山顶上都休克了，是用担架抬下来的。这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四川成都有一位长征迷叫做周军，他在网上的名字叫做“双石”，他自费组织了一个考察队，骑着摩托一座雪山一座雪山地考察，考察的结果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队），他们的路线是北上、南下再北上，他们一共爬了14座雪山，夹金山只是其中之一。红一方面军这些南方人第一次翻过了大雪山，在山下的懋功终于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过泸定桥之前就开始了频繁的电报联系，红四方面军告诉他们往哪儿走，红一方面军就顺着这个路线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翻过了夹金山之后，在懋功，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杨成武那个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李先念任政委的部队）会合了。会合的消息一传来，对后面的红一方面军是极大的鼓舞。会师的第三天，中央机关到了懋功，在懋功的天主教堂里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来接他的人，记忆非常深刻，毛泽东第一次认识了李先念。李先念对中央、对红一方面军老大哥非常的谦恭有礼，李先念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四方面军会师，徐向前总指挥当时下命令，红一老大哥来了，红四同志拿出礼物，迎接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上上下下做干粮、做皮袄、织毛衣，迎接红一方面军。
1935年5月底，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两河口会师。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是衣衫蓝缕，骨瘦如柴，朱德当时说，我们已经走成了一个骨头架子了。受到了八万红四方面军兄弟般的欢迎，那种激动那种感激是难以言表的。
▲ 懋功会师桥
当时在中央红军里最感动的就是邓小平。红军长征的前半截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倒霉的时候。邓小平前边的一万里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后来邓榕写《我的父亲邓小平》，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就三个字，“跟着走”。那会儿跟邓小平一块倒霉的还有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郭化若中将，他是被开除党籍，撤销了红四军代参谋长的职务，跟着邓小平一块走。后来郭化若回忆，长征前面的一万里地，他脚上的血口子就没愈合过。你想，穿着草鞋，和红军战士一样，脚磨破了，出血，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没有坐担架、骑马的待遇，血口子长上了又裂开，那种痛苦想象一下你就知道。邓小平那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
到川西北，会师了，邓小平碰到了他的法国同学傅钟，傅钟当时是红四的政治部主任。红四的高级将领每个人都有几匹马换着骑，傅钟给了邓小平一匹马，一包牛肉干，一件皮大衣。邓小平告诉邓榕：“多亏了傅钟给我这三件宝，我才能活着走出草地。”这道出了他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红一、红四当时会师了以后，大伙儿多高兴，特别是红一对红四多感激啊！但毛泽东说，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论资历，张国焘中共一大代表，他是主持会议的代表，而且张国焘一直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政治局委员两次被撤职。论实力，张国焘指挥着八万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还剩下两万多人，破破烂烂。论学历，张国焘是正牌的北大法科毕业生，毛泽东是图书馆管理员。所以两河口会师，两家坐下来开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就提出，现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了，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关键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结果毛泽东讲，国焘不应该这么说，我们应该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一开政治局会议，张国焘就剩一票了，博古都和毛泽东站到一起去了。张国焘想，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这一下，张国焘不动，红四方面军不动，中央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较劲了两个月，这两个月是要命的两个月。
后来红军过草地为什么饿成那样，为什么会吃草根、吃皮带，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这两个月的内耗过程中，红军吃完了川西北所有的粮食。那么荒凉的川西北地区，我们今天去九寨沟，走很远还看不见一个藏族寨子，当年那么荒凉的川西北地区一下子来了十万红军，天天要吃饭。林伯渠说，筹粮当时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于是就命令，每天的任务就是找粮食。红军怎么找粮食？先去藏民家，藏民一看红军来，早就逃跑了，跑到深山里了。红军把藏民家里的粮食搬出来，好心的留块大洋，没钱的打个白条，等革命胜利了再还。这样藏民家里的粮食都搬完吃完了。到了八月，川西北的青稞麦熟了，红军的任务就是收青稞。红军在地里每天撸麦穗，每个人都要学会搓麦粒，把麦粒炒熟。结果地里的青稞麦又吃光了。最后打喇嘛庙，说喇嘛庙里的喇嘛都是反动的，红军把喇嘛庙里面的粮食、酥油都端出来。等这些粮食也分光了，红军就各显神通了。
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罗荣桓、黄镇在回忆录里写到，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秘密，喇嘛庙每个台上都有很多的贡品，佛爷啊、摆的动物啊等等，都是面做的，他们说把这些佛爷拿到锅里一炒，炒出来像绿豆沙一样，特别好吃。所以他们就天天吃佛爷，吃贡品，但是还不能让其他的部队同志知道，他们要知道了一扫而光，咱们就没的吃了。你看，当年的粮食到了何等严峻的程度。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中央连续地开会，在沙窝会议上张国焘摊牌了，说要多增选一些工农干部进中央局和中央委员会，张国焘一下子提出了11人的名单，9人进政治局，包括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程世才等。毛泽东说，张国焘的建议是很好的，但我们现在应该先研究战略问题，先应该北上等等。张国焘继续逼宫，毛泽东大怒，说你这开的是督军团会议，拿着枪杆子整我。张国焘也是愤愤不平。到这个时候，张闻天开始退让，他和毛泽东商量，不满足张国焘他就不走，要不然把我的总书记让给他得了。毛泽东说，你可不能让总书记，要是让了总书记，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一开扩大会议就全完了。
那怎么办？毛泽东想了想说，他不是想指挥红军吗？咱们让他当总政委吧。当总政委他就能指挥红军了，但是总政委也要听政治局的决议，这叫“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闻天他们都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最后就在毛儿盖开会做出决议，红军改组整编。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
▲ 毛儿盖会议会址
毛儿盖会议之后，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了。为什么要北上，我们也不明白，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出一个人究竟能不能当领袖。张国焘说，我就在这片荒凉地区，国民党也过不来，我能割地称雄，建立苏维埃。毛泽东说，不行，你这个地方那么封闭落后，能成气候吗？能发展壮大吗？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吗？刘伯承就问毛泽东，那你说咱们往哪儿走？毛想了想说，咱们还是应该接近黄河，接近抗日前线，这样我们才能发动群众，共产党才能得到人心，才能得到发展。也就是在草地，在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毛泽东凭着感觉说，我们要北上。所以，刘伯承后来在1962年给军队干部讲话的时候说，这么一比，就能比出毛、张两个人的水平高低。
今天是长征讲座的第二讲，因为有一些听众昨天没有来，所以我们把昨天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长征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博古、李德、周恩来当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大搬家、大逃跑。红军经过湘江之战之后，一下损失了三分之二，中央高层内部开始了争论，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策划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层，博古、李德下来，张闻天、毛泽东上位，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的新的三人领导机构。
在毛泽东重新回到决策层之后，红军长征的方式有了变化，开始变得机动灵活，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路线弯弯曲曲、绕来绕去，就是为了避战，因为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这支走了几千里地的红军队伍已经是精疲力竭，没有战斗力了，如果要打，就是全军覆没。没有红军了，还谈什么革命？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的夹缝里求生存，所以行军路线才会那样地绕来绕去。就在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最困难的时候，突然接到雪山那边的电报，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渡过了嘉陵江，在今天的川西北建立了一块根据地，等着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对红一方面军来说，这是绝处逢生，疲惫之师一下鼓足了勇气，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1935年5月一、四方面军终于在川西北会师了。
走了一万多里地的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衣衫褴褛，骨瘦如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八万多人兄弟般的迎接，当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拿出了粮食、皮袄等各种各样的礼物来慰问红一方面军，使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觉得非常温暖，大家都感觉到这是长征中的一大胜利，好像是过节一样。
▲ 长征路线图
但是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别人都那么高兴，怎么成了毛泽东最黑暗的时刻呢？因为毛泽东遇见了党内最强劲的对手张国焘，张国焘当时依仗着在党内的资历和权威，最重要的是他手里的人、枪比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还要多得多。张国焘在会师之后提出，两大主力会师应该统一组织、统一指挥。对不对？完全对。问题是谁指挥谁？张国焘说，当然我指挥你了，你们还剩下几个人了？毛泽东就躲避、回避这个问题，不肯把权力交给张国焘，于是张国焘就摊牌了，不解决组织问题，我就不走，看你怎么办？
中央对张国焘束手无策，为了解决组织问题和权力分配的问题，中央和张国焘在川西北整整相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红军消耗尽了当地所有的粮食，当时全军处于饥饿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张闻天表示实在不行就把总书记让给张国焘，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方案，“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张国焘想指挥红军咱们就让他当总政委，但是总政委也得听政治局的。这样的话，中央在1935年8月的毛尔盖会议，决定改组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张国焘担任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之后，他的权力欲望得到了满足。
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来，咱们要北上，过草地。毛泽东又生一计，说草地人烟都没有，粮食也没有，十万大军哪儿能一块行动呢？咱们还是兵分两路吧，于是毛泽东就提出，中央还有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跟着徐向前、陈昌浩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右路军，从毛尔盖北上；让朱德和刘伯承陪着张国焘组成左路军，从阿坝北上。张国焘也不知道是计策，于是就同意了。他一同意，毛泽东马上就分家，催着徐向前、陈昌浩赶紧过草地。
▲ 若尔盖草地
草地是当时从松潘到若尔盖的一大片沼泽区，红军为什么要过草地？明明知道草地是死亡之地，为什么还要从那儿走？没人想过草地，红军一开始的愿望当时是打开松潘城，当时想按照我们今天的路线，从松潘过草地，从松潘到九寨沟，上了雪宝顶，就到了今天秦岭的通道了。
原来中央想的是挺好的，从松潘过草地。但是松潘城是川西北的军事要塞，城墙是乾隆皇帝征服了大小金川之后修的，到今天城墙还非常坚固。守城的就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的著名将领胡宗南，胡宗南当时率领一个师在守松潘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指挥下，联合进攻松潘城，结果没想到胡宗南坚守不退。红军长征的时候翻山越岭，把所有的炮都扔光了，就剩下轻武器，这个松潘城，这么厚的城墙怎么爬得上去？结果红军就包围松潘城，盼着胡宗南逃跑，胡宗南就是不跑，最后一直饿到松潘城里面的粮食都没有了，胡宗南一天只让他的士兵喝一顿稀粥，也还是坚持不退。红军一看没办法了，松潘打不下来了，九寨沟、黄龙都过不去了，没办法才调头转向了草地。
红军的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之下，当时中央机关跟着右路军一起过草地。过草地，在红军长征历史上是最悲惨的一幕。我们看当年的记载，红军右路军过草地一共走了七天，怎么能造成那么大量的死亡？今天去草地一看，那个地方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亲历者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人写到景色，写的都是饥饿和痛苦。我们现在气候转暖，草地中的沼泽地大量消失，都变成干地了，但是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气温还非常低，植被非常茂盛，湿地非常的大。所以红军到了草地，第一，海拔3500米，我们今天去旅游，到若尔盖草地一看，到处像一片绿毯一样，一望无边的大草地，真美啊，但是人人都有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恶心、头晕得厉害。车继续往前开，开到了海拔2500米的拉卜楞寺，大伙儿的高原病一下都好了。所以我就知道，草地的海拔高度，在那么缺氧的情况下，红军要徒步走，那是多辛苦的事儿！
第二，草地昼夜温差非常大，气候变化无常，白天阳光普照，但是一会儿乌云来了就是一阵冰雹，狂风暴雨，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红军在草地的七天中，整整五天是露营。你想，他们走了一整天，晚上又高原缺氧又低温又饥饿，露营的时候，突然来一场狂风暴雨，冰雹打在身上，暴雨打在身上，简直是痛苦不堪。
在草地露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得有篝火。你要是能点起一堆柴火来，就能活过这一夜，要是点不起这一堆柴火来，第二天早上很可能就被冻死。很多人就是这样被冻死的。所以当时红军这些干部说，就是拼着徒步走，我也得让我的马驮上二三十斤干柴，这样我露营的时候才能点起篝火来。但是，点篝火也非常不容易，读红军写的回忆录，像罗荣桓这样的大学生知识分子，红军总政治部的干部，晚上露营的时候点火，别的工农干部都会吹火，一会儿把一堆火吹着了，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到这个时候反而显得非常笨拙，吹得一脸的黑烟，火就是点不起来，比别人要晚一两个钟头，他们才拼命点着这堆火。可见在草地那个环境，人最原始的野外生存能力胜过任何知识，什么学历、什么知识到那儿都不管用，先学会点火。
▲ 草地夜宿（黄镇画）
第三，就是饥饿。我们知道两个月的时间，红军在川西北消耗尽了几乎所有藏族的粮食，过草地的时候，每个人也就背着一口袋，几斤粮食。没想到过草地就是七天，结果绝大多数人都断粮了。在那些夜晚，能够煮一些糌粑糊糊、青稞糊糊，都是最好的享受。缺氧、低温、饥饿、高原，这些对红军来说都是无形的杀手。红军怎么能够在这些沼泽地里一步一步地迈过去？有很多同志当时就是凭那么一口气，这口气一松，倒在地上，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也是夏天到的草地，开着吉普车，下来以后在草地上感受感受，在开车的过程中还遇到几次暴雨、冰雹，我们就想到当年那些穿着单薄、破烂的衣服，风餐露宿的红军，他们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有一次张爱萍的女儿张小爱跟着一群红二代去考察，过草地之后，有人就问张小爱，如果当年你跟红军一起过草地，你会怎么样？张小爱非常认真地说，我一定死了，一定活不成，因为我感到没有那么坚强的意志，能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出草地。由此可以想见，对过草地，红军的回忆都是非常痛苦的，当时是非常饥饿难熬的。好不容易出了草地，到了若尔盖的巴西，红军终于住进了房子，像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他们这些人住进了喇叭庙，普通的红军战士能有牛屎房子住就很满意了。住在房子里的感觉真好啊，比露营不知道好到哪里去！
▲ 草地行军（黄镇画）
这个时候，毛泽东催着张国焘赶快率领左路军北上。说句老实话，张国焘那会儿非常犹豫，因为在草地的时候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呢，队伍往哪儿去呢？中央当时说，张总政委带队伍北上，我们去川陕甘建立一个新的苏区。张国焘想，怎么建川陕甘呢，你们这帮留苏的不就是想往往苏联跑吗？我这几万人都是四川兵，我带他们去黄土高原他们能跟着我走吗？结果张国焘一犹豫，阿坝一带突然天降暴雨，连续下了几天的大雨，草地上又没有河流，阿坝地区变成了一片汪洋，也不知道哪儿深不知道哪儿浅。张国焘一看，这怎么过去呢，粮食又快没了。张国焘下定决心，召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开会、讲话，张国焘振臂一呼，我们不北上，我们南下，回成都老家吃大米去！张国焘手下的四川兵一听说要回老家，一个个欢呼跳跃。后来说这是错误路线，但是当时红四上上下下都赞成。
结果张国焘就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茫茫草地过不来了，粮食又没有了，痛苦如死，干脆我们南下吧。毛泽东一听，焦急万分，连续给张国焘发长电报，国焘，你一定要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一定要北上。在这个关键时刻，1935年9月9日的早晨，叶剑英参谋长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司令部跑回来，向毛泽东报告了一个秘密，说张国焘给陈昌浩政委发了一封密电，上面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密电是草地分裂的一个关键，这封电报究竟有没有，从哪儿来的？1937年1月，在批判张国焘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说，电报上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草地分裂所有的证据都是张国焘的这封密电，依据的是毛泽东1937年1月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建国后80年代修战史，我们就找这封密电。到中央档案馆找所有的电报，在那么艰苦的年代，中央的电报一封都没丢，当时在草地、雪山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地节约纸，用这么窄的一条一条的纸，用最小的字在上面写电报原稿，粘贴在一个本子上。一条一条的电报都在，唯独就没有9月9日的所谓密电。这些话，毛泽东在的时候，没人提出异议。
后来叶帅也没了，徐帅多活了几年。到了1988年，徐帅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个谈话，说没有这封电报，我没看见过。结果这引起了轩然大波，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没有，红一方面军的干部都说有。谁见过？谁也没见过。这个时候出来了一个帮倒忙的少将，叫吕黎平。吕黎平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他在这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说张国焘这封电报是他当年在红军总部看见的，上面写着：“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陕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如果中央北上，不同意南下……武力解决中央……”不用别人看，这封电报我一看都知道是伪造的，因为张国焘在给中央的电报里，从来都是“弟如何如何”，从来不会说“余如何如何”，张国焘电文里面没有一封称“余”的，都是“弟怎么样”，“兄长们你们认为如何如何”。第二，党的电报是有级别的，最低级的叫“秘密”，然后叫“机密”，然后叫“绝密”，最高的一层叫“指人译”，指定人翻译。指人译的电报谁有电码本呢？就是张国焘有一个，陈昌浩有一个，他们两个人才能互译电报。叶帅能看见密电？他能看到的就是一堆电码，根本译不出来。张国焘当年的电台主任，后来在湖北省当副省长叫宋侃夫，宋侃夫就教训吕黎平，“你懂不懂红军的规矩，红军的电报机要室是你这样的小兵能进去的吗？这些电报你还能背得出来啊？”所以这个账越弄越糊涂。
我们不纠缠这些问题，我们只看结果。在那一天、那个时刻，毛泽东绝对相信有这回事。毛泽东就让叶剑英先回去，装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毛泽东抱着最后的希望去争取徐向前和陈昌浩。他问陈昌浩，昌浩同志，你觉得我们是应该北上，还是应该南下呀？陈昌浩是“二十八个半”，是张国焘最得力的干将。陈昌浩就说，主席，总政委指挥红军，我们就得服从总政委，至于总政委和政治局有什么事儿，我们也管不了。把毛泽东一个钉子碰回过去了。毛泽东再找到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认我们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徐向前说得很委婉，主席，两大红军主力会师了，就别再分开了！徐向前还是要南下。毛泽东在徐向前、陈昌浩那儿碰了两个钉子。
回来怎么办？毛泽东一咬牙，想了一个下策，半夜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先开拔，先北上，看看徐向前、陈昌浩敢不跟着中央走？这样当天夜里中央机关，还有一、三军团就悄悄地北上了。北上走一宿，也不过就走了20里地，天亮就宿营了。天一亮，红四方面军的前哨就打电话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司令部，说中央扔下我们先逃跑了，我们追不追，怎么办？陈昌浩破口大骂，中央怎么背信弃义，扔下我们，不要我们了！徐向前说，算了，让他们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当时红四参谋长李特咽不下这口气，李特说，我去，我把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追回来。于是李特带上了几十个骑兵，骑着马去追中央。李特追到了之后，就高喊，说四方面军同志跟我回去，不要跟着这些人北上逃跑！结果彭德怀大骂，毙了你这个混蛋，李特跟彭德怀差点就打起来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洋顾问李德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一把搂住李特，让李特抽不出枪来。毛泽东就对李特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不愿意跟我们走，你们可以回去，但是我告诉你，南下是绝路，只有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之后，跟着毛泽东北上的红四方面军的机关干部、红军大学里的学员全都和李特回去了，这就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九军团扔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这个时候张国焘有九万人，毛泽东是一万人，你说谁能成气候？但是毛泽东没有退路了，不惜一切代价，也得带着队伍北上。
▲ 俄界会议会址
当时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一个藏族小村子，开了一个会。俄界会议就是在这个地洞里开的。当时毛泽东非常得愤怒、伤心，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危机，分裂的人就是张国焘、陈昌浩，他们现在不听中央的，怎么办？我们还是得北上，我们先要通过一个关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对下边的干部要严格保密。
这次俄界的会议上，毛泽东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觉得，还是要坚持北上，去寻找出路，于是他们就进入了甘肃。第一个障碍就是甘肃和四川的交界——腊子口。腊子口现在因为开了公路，把山劈开了，当年的腊子口是很窄很窄的一个峡谷，甘肃的军阀设了一圈碉堡在那儿，红军正面攻不动，红军的先头部队找人攀岩，爬上了高山，绕到了腊子口的背后，向甘肃的军队发起了攻击。这一夹击，把甘肃的军队打跑了，于是红军就突破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之后，又爬了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叫铁梁子。
我们去腊子口的时候，是从甘肃方向走下山路去的铁梁子，到腊子口看一看。这个下山子路，我们的吉普车都开了半个小时，回程的时候吉普车往山上开，我在想，从草地出来饿成鬼的红军，当时是怎么有力气爬上了腊子山，爬到了铁梁子的山顶的？到了陇东高原，就到了一个回族人的小镇子，吴起镇。黄镇到了吴起镇就画了一幅画，出了番民区域，终于见到汉人了，真是高兴极了！语言通了，开始有老百姓跟他们说话了。
▲ 走出番民区（黄镇画）
结果红军来到一个小镇子——哈达铺。我前些年去哈达铺，这个地方是甘肃甘南特产当归的集散地，我们知道甘肃出中药当归，哈达铺是当归的交易中心，明清古街上的一百多家店铺都是做当归生意的，所以这个镇子比较有钱。红军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有饭吃了，花钱，杀鸡、宰羊，吃顿饱饭，在草地真是饿坏了。红军政治部给战士发了一个大洋，让大家要吃得好、吃得饱。邓小平等人的回忆录里说，坐在回族人家里的炕上，奇怪这个炕怎么烫屁股，这么暖和？弄了半天这是北方人的炕，在炕上美美地吃了一顿辣子鸡丁，真是解馋。
我到哈达铺的镇子上，他们当地的特产是锅盔，这么厚这么圆的大烧饼，一斤一个。当年的小战士到处买吃的。一个小战士一下吃了三个锅盔，吃完三个锅盔以后不能动了，这怎么办？问连长。连长说，你一口水也不许喝，今天晚上不许睡觉，就在院子里给我走，走到什么时候消化下去了再说。这个小战士听了话，最重要的是没喝水，就没有胀死。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终于可以买到粮食了，那匹战马跟着他走了两万多里地，过草地饿得皮包骨头了，林老说，我得好好犒劳犒劳我的马。买了一口袋麦子，20多斤。这个马饿的，把麦子全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撑死了。
红军到了哈达铺，有了饭吃，毛泽东最着急的是看报纸。他在川西北待了好几个月，报纸都看不着，也不知道外边是什么情况，于是就让红军战士砸开了小邮局，把小邮局里边的《大公报》、《民国日报》搬出来，各位领导每人分一摞报纸，分头看。就在哈达铺这儿，毛泽东、张闻天、叶剑英他们终于看到了报纸上有陕北苏区和刘志丹的消息，叶帅当时非常高兴，跟彭德怀说，老彭你看，陕北有苏区、有红军啊！彭德怀看也不看，把报纸抓过来，找毛泽东汇报去了。叶帅心里就想，这个老彭是个粗人，但他粗中有细，他抢功的动作比我快多了！
▲ 哈达铺邮局
走到了哈达铺，毛泽东和中央才知道有陕北，有刘志丹，这就叫“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走到这儿就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当时非常痛苦的毛泽东，到了哈达铺终于看到了队伍的归宿和落脚点。他把队伍集合起来，搞整编，把一、三军团合并整编成“陕甘支队”，带着不到万人的队伍，翻过六盘山去陕北跟刘志丹会合。
陕北在这个时候呢，也处在一个麻烦之中。陕北原来是刘志丹的地盘，刘志丹带着高岗、习仲勋在陕北的几个县开辟了一块根据地，过了没多久，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最先长征到达了陕北，军长是徐海东，政委是程子华。二十五军到了陕北之后，看陕北这些人不顺眼，把鄂豫皖那一套搬出来，肃反。他们说陕北红军的成分很复杂，于是政治保卫局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他们都抓起来了，当时刘志丹他们都觉得自己马上就快完了。
▲ 刘志丹
军长徐海东是工人出身，原来是烧窑的，非常淳朴，他跟程子华也在当地的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了，说毛泽东余部正在向陕北行进，如何如何。徐海东就跟程子华政委说，中央快来了，咱们去接中央去吧！程子华就犹豫，你说中央现在也不知道到哪儿了，咱们要是挪动了，咱们这块地盘都保不住了，还是等着中央来联络咱们吧。徐海东一想，也就这样吧。有一天，徐海东跟杨虎城的部队正在作战，突然来了一匹马，一个通讯员，说军长、军长，中央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了，中央等着你去。徐海东一听，中央来了，仗也不打了，骑着马跑了六十多里的山路，最后在一个破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徐海东说，毛泽东当时面色又灰又黄，身上穿的衣服破破烂烂，补丁摞补丁，但是一见到徐海东，激动得紧紧地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你来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徐海东就说，中央对我有什么指示？毛泽东想了想说，能不能先给我们点钱，我们太穷了。徐海东毫不犹豫，把红二十五军大部分的军费七千大洋，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的感动，第一，徐海东不是他的部下，是张国焘的部下，但是主动地来接中央，表现了他对中央的忠诚；第二，徐海东丝毫不搞本位主义，把他手里的钱毫无保留地送给了中央，这叫雪中送炭。所以毛泽东后来感动地说，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 徐海东
徐海东在抗战后期得了肺病，于是退出了领导岗位，整个解放战争他都没有参加，都在大连的苏联红军疗养院养病，解放后继续养病，到了1955年授衔，毛泽东特地关照徐海东，授予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在职的粟裕总参谋长。元帅和大将不是按姓氏笔画排序，每一个位置都有特殊的定义，徐海东大将排名第二。徐海东自己真是过意不去，他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这么多年都没工作了，授我大将太高了，我受之有愧。毛泽东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不高也不低，正好。徐海东被授予大将以后继续养病，到了“文化大革命”，“文革”里多少人受到了冲击，徐海东因为是高岗、刘志丹的老同事，所以也受到了冷落。1969年3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九大”，中共九大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不正常的代表大会，绝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都靠边了，一大批造反派、工农兵进入了九大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但是在“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徐海东，于是说，邀请徐海东同志来出席“九大”的开幕式，“九大”的主席台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团成员就了位，有一位代表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坐在主席台的过道上，这一位就是徐海东。谁说毛泽东只会整人？毛泽东很有感恩之心，徐海东陕北会师，他是终生铭记的。
▲ 中共九大
毛泽东带着队伍北上了，张国焘根本就不在乎，你们不就一万人吗，能成什么气候？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部南下，又过了一次草地，到卓木碉会合，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卓木碉在哪儿呢？地图上没这个名字，有一年我跟着四川的同志到了马尔康，找党史办的同志说，你领我们到卓木碉看看。开着车从马尔康出来走国道，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叫松岗的地方，我说难怪卓木碉会议又叫松岗会议。到松岗以后离开国道，转弯进简易沙石公路，又走了几十公里，到了一个藏族乡叫“脚木足”，藏语一念叫“卓木碉”，于是写了三个字叫卓木碉，其实地图上是脚木足。再往里开就是土路了，蜿蜿蜒蜒地开到了一个寨子叫白沙寨，白沙寨有一个清朝的碉房。从白沙寨子再顺着土路往山顶上开，山顶上有一个喇嘛庙，这喇嘛庙刚刚修葺一新，但是没挂文物牌子。我跟喇嘛说，老师傅，我是红军的后代，重走长征路来啦。喇嘛冷笑地一说，你是张国焘的后代吧。
▲ 卓木碉会议原址
就在这个喇嘛庙里，张国焘召开了另立中央的会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中共党籍，他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张国焘自己拟定了第二中央，包括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还有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这次卓木碉会议上，红四的干部是一致拥护，而且大骂中央。我们说红四的干部在这一天是欠了中央一笔账。当时在张国焘的淫威之下，左路军的红军干部纷纷倒戈，这些倒戈的人，毛泽东都把他们记录在案。在场能够坚持立场的只有朱德、刘伯承和董振堂三个人，这三个人是能载入史册的。朱老总当时气急了，一看张国焘人多势众，他也不能跟张国焘翻脸，只能说，国焘你这个不能干啊，我们朱毛是分不开的。张国焘根本不理，底下一些干将，特别要指出两个人，一个李特、一个黄超，他们两个人骂朱德，你个老乌龟，给我滚！朱德说，是中央派我到这儿来的，我就不走！张国焘当时成立了第二中央，给陕北发了一封电报，我这儿叫中央了，你们那儿叫中共中央北方局，听我的指挥。电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气得发抖，但是束手无策，谁让人家人多枪多呢。毛泽东咬着牙，总结出了一句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
▲ 红四方面军南下路线图
结果张国焘南下失败了。张国焘带着队伍又冲出了二郎山，想进入成都平原。川军他们，你要是路过，就放你一马，像在泸定桥，红军过去就算了，但是要是真的来抢地盘，我就跟你玩命。一向不团结的川军也团结了，于是川军在二郎山的出口，宝兴、天全、百丈等地，跟出山的张国焘军队战斗了七天七夜。徐向前说，双方拿大刀拼了个你死我活。但是红四方面军打败了，因为红四方面军在草地也饿坏了，没有战斗力了。张国焘被迫把队伍又拉回了川西北，这一次他跑到了甘孜。这时候张国焘就茫然了，怎么办呢？跟陕北都翻脸了，我这儿都另立中央了；但是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该怎么办呢？于是张国焘这个人，到这个时候就动摇了，后悔了，彷徨了。
对陕北中央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从苏联回来了一个人，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当时化名叫张浩。因为红一方面军从江西苏区长征后一路翻山越岭，跟上海失去了电报联系，跟共产国际也就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共产国际就派林育英回到中国来接关系，林育英把密码本全背到脑子里，装成一个商人，从苏联进外蒙，从外蒙进内蒙，然后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毛泽东、张闻天一看苏联回来人了，简直如获至宝，于是跟林育英把他们与张国焘分裂斗争的情况都说了，请林育英帮一个忙，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调解一、四方面军的矛盾。林育英决定帮毛泽东、张闻天这个忙，于是发电报给张国焘，假称是共产国际派来调解你们之间矛盾的，你们应该以团结为重如何如何。张国焘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一说撤你，你就当不成中央了，那是有组织关系的。所以张国焘赶紧回电报说，兄弟也是急谋统一，我同意，把伪中央废了，等着红二方面军来之后，再一起北上会师。张浩（林育英）在这个关键时刻弥合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调解了张国焘和中央的矛盾，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 林育英
这样的话，张国焘就等着红二方面军来，再共同北上。红二方面军是很特殊的队伍，任弼时、萧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贺龙会合了，原来他们还想坚持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听说红一、红四都走了，他们也奉命长征，当时接的是张国焘的电报，让他们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就开始行动了，可怎么走呢？从湖南进了贵州，走哪条路呢？到了黄平一带，一个很偶然机会抓住了一个传教士，这个传教士是个英国出生的瑞士人，在镇远、黄平那一带传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红军抓住这个薄复礼太高兴了，一肉票来了。抓住伯复礼以后，让他给教会写信，拿十万大洋来赎。他当时大叫，我根本不值这些钱，你们杀了我算了，我们教会也没有钱。红军就押着传教士还有土豪行军。我们说红二方面军是一支很传奇的队伍，一路行军，拿一条绳牵着土豪和传教士，到了宿营地，中间商就来了谈价钱，多少钱能放人？谈完价钱以后再骑着马找家主，家主拿钱来赎人，没钱就继续往前走。教会哪儿有钱，本来就艰苦的不得了。结果走到了黄平的旧州镇，这儿有一个天主教堂，这个教堂里居然发现了一张法文的贵州省全图。所以说，传教士来中国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们都有搜集情报的任务。比如说，看当地的矿产，看当地的基本情况，还要勘测、绘图，那些传教士一个个都跟百科学者似的。萧克一看见这张贵州省全图，非常高兴，问谁懂法文？薄复礼说，我懂法文。萧克说，你能不能帮我翻译这张地图。伯复礼在回忆录中说，我看着萧克的这张脸，他只有20多岁，那么年轻，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长途行军呢？我觉得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们信仰上帝是一样的，所以上帝让我行善事儿，帮他这个忙。于是萧克举着油灯，薄复礼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萧克在地图上画这些地名，干了一宿，红军就有了这么一张贵州省全图。靠着这张地图，红二方面军走出了贵州，进入了云南，最后再北上甘孜，跟红四方面军会合。
▲ 薄复礼
薄复礼待遇就好转了。到了昆明附近，萧克和王震请他吃饭，说，我们经过这两三个月考验，发现你不是坏人，我们决定放你回去。其实赎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几千大洋，付不了十万大洋。薄复礼就和红军分手，红军从元谋一带北上，薄复礼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后，他就变成英雄了，死里逃生，回到英国他也到处做演讲，教会给了他各种奖励。但这个人真是一个死心眼，他就是爱中国，他又回来了，又回到贵州传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国镇压反革命，所有的传教士一律驱逐出境，薄复礼也被赶出了中国。他到老挝继续传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写了一部书叫《上帝之手》，他在这部书里，描写了在红二方面军长征的经过，薄复礼对红军可以说是充满了尊敬。后来中法建交，黄镇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萧克一看，这个人还活着呢，我一定要见他。差不多这个时候，薄复礼去世了，萧克让他秘书张国琦把这本书节译出来。这本书肯定是节译的，因为那本书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内容，写他在痛苦的时候，在被囚禁的时候，上帝是怎么救我的等等。节译之后，萧克作了一个很长的序。我去过黄平这个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给薄复礼做了一个塑像，感激他在长征中为红二方面军做的贡献。这是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
▲ 薄复礼像
红二、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再次北上。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的部下充满了苦涩心情，你看毛泽东带着他的部下，过一次雪山，过一次草地，最先到达了陕北，他们还是正确路线；我们跟着张国焘北上，又南下回来了，再北上，我们过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两倍的苦，还是错误路线。所以你看跟什么人，结果真是不一样。毛泽东后来总结了一句话，方向和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方向路线正确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但是如果方向路线错了，再多的人、枪，你再努力，最后也无济于事。
张国焘带领着二、四方面军，第三次通过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陈昌浩他们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会师词，我们盼望着会师，眼睛都望穿了，我们就像犯了错的孩子，现在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多诚挚的感情！长征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壮丽的一幕，一、二、四方面军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陕甘宁会师了，中国革命可以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
▲ 张国焘、毛泽东在陕北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最高兴的是谁？是蒋介石。他心说你们三家到一块了，很好，给我一个彻底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赶紧调兵遣将，调集了50万军队，把陕甘宁团团包围，东边阎锡山，南边张学良、杨虎城、顾祝同、胡宗南，西南马步青、马步芳，西北马鸿逵、马鸿宾。蒋介石对将领们说，攘外必先安内，消灭了共产党红军，我会带你们抗日的！毛泽东知道这是灭顶之灾，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军一共还剩下8万多人，要吃没吃，要枪没枪，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毛泽东怎么办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泽东书信选集》从1936年10月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写了17封信，一辈子的软话都在这个时候说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呵，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我们红军都愿意追随蒋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蒋介石不为所动，他还不知道你共产党是怎么回事，非要消灭你不可。
毛泽东一看求和无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条出路，命令彭德怀指挥红军，打宁夏，叫宁夏战役，又叫西征战役。党史上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先后进行了东征战役和西征战役，巩固了陕甘宁根据地。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但宁夏战役刚一打，毛泽东就感觉到不行，这条路不能走，共产党、红军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国了，那蒋介石不就一统天下了吗？中国历史还有共产党什么事儿？所以这条路不能走。
第二条路，派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西征，开辟河西走廊。这个事情现在有很大的争议，许多红四粉在网上写文章，说毛泽东就是要黑红四方面军，特地把他们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张国焘的实力，他好掌大权。这种说法是非常阴谋论的。这个问题当年是双方都有关系的，第一，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第二，徐向前、陈昌浩和一堆红四的将领也不敢来陕北，怕来了以后路线斗争，算他们卓木碉会议的老账。所以他们当时心里也揣着个兔子。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过了黄河一路向西，当时马步芳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才两万多人，哪抵得住六万多红四方面军啊，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徐向前、陈昌浩非常不理解，从新疆拿了武器再回来不行吗？不行，哪有武器给你们呀？苏联的武器是给盛世才的，当时苏联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势力范围，跟红军有什么关系？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 陕北红军态势图
那么这块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笼络张学良。张学良“九一八”丢了东北，让全国人民臭骂，现在来陕北“剿共”，又让全国人民臭骂，说张学良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张学良也很痛苦，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非常好奇，红军居然能走两万五千里，他问手下，你们谁能这么带队伍，我是没这个本事。于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红军是什么样，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产党秘密会面。共产党来的代表是周恩来和李克农，周一见到张学良，着实地把他捧了一顿，少帅真是年轻有才，您要领导抗日，我们共产党红军都听你的指挥云云。张学良一高兴，跟红军结盟，第一，给红军十万大洋，两万套棉衣棉裤，帮助部队过冬，解决燃眉之急；第二，我们互通情报的，谁也不打谁，建立秘密渠道的联系。
这样中央又给自己做了一个眼，多了一条活路。这个时候蒋介石到西安督战，领导各路军马准备向陕甘宁发起最后的攻击，毛泽东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于是毛泽东、张闻天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绝密的电报，说如果蒋介石要进攻，你和杨虎城给我们让开一条缝，让我们带着红军从你们两个人中间南下，过秦岭，回徐海东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还待不住，我们再二次长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陈昌浩。所以你看毛泽东在当时是什么打算都做了，什么出路都想了，就是为了挽救即将被消灭的共产党和红军。
张学良回封电报说，别着急，过几天形势可能还会有变化。什么变化共产党也不知道。于是张学良就去跟老蒋说，你看人家共产党都求饶了，服软了，接受你的改编了，把他们收编了不就完了吗？蒋介石勃然大怒，你这个毛孩子，你懂什么政治？把张学良臭骂了一顿。张学良少爷脾气来了，好你个老头子，不给我面子，我整你！张学良一怒之下，他个人发动了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留了，西安事变完全是张学良的个人行为，事先跟共产党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共产党做梦也想不到。结果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欢呼，好啊，把蒋介石给抓起来了，张学良你就组织抗日政府，我们共产党跟你合作，马上派周恩来同志骑马去西安，商量成立国防新政府的大计，蒋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里，杨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时诛之为上。杀！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真实心态，蒋介石把我们长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 张学良
结果西安事变一发生，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社论，现在国难当头，日本人虎视眈眈，张、杨两个军阀还在搞政变，还想篡位，你们不是乱臣贼子，谁是？全国的舆论一致声讨，张、杨显得非常孤立。过了三天，共产国际的指示来了，说蒋介石才能领导中国抗日，张学良绝对当不了中国抗日领袖，你们只能联蒋抗日，不能联张抗日。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了，说共产国际的电报一来，毛泽东气急败坏，在窑洞里走来走去，说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来我们让恩来那么说，现在反过来说，我们不是反复无常吗？事实证明，共产国际过去再错，这次确实说对了，张学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还是得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赶紧派人去追周恩来，把共产国际最新的情况通报给周恩来。
▲ 周恩来在西安事变
过了半个月，周恩来终于到了西安，张学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听听周恩来的主意。但是周恩来不跟他谈，先去见蒋介石，说校长，我看您来了，只要校长同意停止内战，我们共产党和红军都愿意听你的指挥，共同抗日。蒋介石也是狼狈不堪，被扣了半个月了，宋美龄和端纳冒死从南京飞到了西安，见到蒋介石。宋美龄就说，你别“剿共”了，南京那边盼着你死、等着抢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蒋介石怎么办？他得先脱身呐。于是他跟周恩来说，恩来，只要你们听我的话，我可以停止内战。有了蒋介石这样一个表态，宋美龄就召集周恩来和张学良开会，当今民族大义至上，我们国共两党捐弃前嫌，重新合作，联合抗日。这样的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绝对不像我们的电影里演的那样。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是冬天，我们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远看不见一个村子，地广人稀，这是非常贫困、荒凉的地方。来了六万红军，也是天天要吃饭，出现了跟在草地的时候一样的问题，军队跟回民争食。三个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儿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给占了。怎么取暖？把回民种的树都砍了当柴烧。你说回民能不愤怒吗？而且，河西走廊是什么地方？就是当年清末左宗棠大杀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带，回民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汉人抢我的房子、抢我的地，就跟他们拼命。马步芳就集结起五六万人，组成民团，跟西路军开战。西路军在这儿耗了这么多的时间，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体回民的仇视。这样战争的结局就决定了。梨园口、高台这些惨烈的战斗，不是马步芳的部队和西路军作战，而是以马步芳的部队为骨干，纠合了广大的回民跟红军作战。
▲ 西路军路线图
我到张掖去，跟当地党史办的同志座谈。党史办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学者来了，准备好了讲话稿，说官话。我说咱们都是搞历史的，好不容易我来你们现场，你别说官话了，就跟我说说真实情况。他们说，哎呦，我爷爷说了，红军来了，把我们这儿祸害惨了，树也砍了，房子也给拆了。当时回民跟西路军作战，那是父子齐上阵。红军都是步兵，回民来的都是骑兵，五六个红军才能打一个回民，好不容易把这个回民从马上揪下来了，西路军缴获了上百匹马，自己组织了骑兵团，跟马家军作战。结果到了阵前，马家军一吹口哨，这些马驮着红军都跑回人家阵地去了，马都是人家的。最后西路军败的非常悲惨，徐向前、陈昌浩只身逃回陕北，绝大部分红军都溃散了，就是李先念带着400多人最后一直逃到了新疆，陈云接应了他。
马步青、马步芳消灭了西路军之后，最悲惨的就是西路军的女战士。马步芳规定，把这些西路军的女战士都配给马家军，但是有一个条件，团长配团长，连长配连长，士兵配士兵，得门当户对。当时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就配了马家军的一个团长，王泉媛是一个刚烈女子，宁死不从，动不动就拿剪刀，马家军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顿赶出门了。王泉媛一直从甘肃跑回井冈山的老家。但是，那么多红军女战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马家军，在当地有一个外号叫“共产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来的红军，共产婆。这些人嫁给了马家军，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队到了西进新疆，到了青海、甘肃，别的地方搞一遍肃反，马家军住的地方搞三遍肃反，可以说是斩草除根。这些共产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谁让你跟了马家军了，你为什么不牺牲？那时候很“左”的。
▲ 王泉媛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当时我们复旦的一个学员去青海湟源县当副县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他说，我那儿最大的冤案就是共产婆。于是找找还有多少共产婆了，就剩下几十人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可以说，从1936年西路军失败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政治和身体的双重灾难之中。有很多人最后平反了，每个月给她们40块钱的生活费，一个一个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汉河就采访她们，非常感动，写了一部《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那么我们说，西路军这么悲惨，说明了什么？干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头。因为当时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为中央预留一个后路，所以在那儿既不进也不退，等到西安事变解决，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西路军的悲剧。
红军长征有着非常丰富的故事，但是红军长征这种伟大的史诗，它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归功于埃德加·斯诺。西安事变之前，斯诺就在张学良的承诺之下，秘密进入了陕北，毛泽东正好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看来了一个美国人，非常的高兴。当时就让红军干部尽可能的给他提供素材，每个同志写几篇你的长征回忆录，让这个洋人带走，到上海给我们化缘、募捐，这样我们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儿。于是斯诺所到之处，我们都给他提供材料、提供采访，斯诺把这些材料写成了他的《西行漫记》的素材。但是斯诺只是采访了一部分内容，斯诺走了之后，红军收集了这么多的回忆录，几百篇的稿子怎么办？当时是冯雪峰要从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长征的这些回忆录手抄了几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让冯雪峰带到了上海。原本是准备交给鲁迅的，结果鲁迅去世了，就交给了一个书商。这个书商就把这个抄本秘密地保存下来了。这些长征回忆录虽然写好了，但是因为国共合作，所以不能编辑，也不能出版，里面写的好多是蒋该死如何如何。毕竟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当时红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徐梦秋，受毛泽东的委托，编辑这些稿子，徐梦秋和丁玲、徐特立他们几个人在延安编辑，到了1942年，编辑出了两本书，就叫《红军长征记》。《红军长征记》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来之后，朱德送给了史沫特莱一份，史沫特莱去世后捐给了哈佛燕京学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库存，把这本书扔出来，正好是上图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当善本部主任，一看这不是朱德的签名本吗？太不得了了，于是把这个书复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两套书，一套是1942年徐梦秋编的《红军长征记》铅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另外一套就是冯雪峰带到上海的手抄本，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了。
▲ 1936年手抄版《红军长征记》
▲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
这两个版本重见天日之后，《红军长征记》一下丰富起来了。在1949年建国后，这两个本子我们见不到了。当年在延安搞《红军长征记》的时候，都是一些年轻人，而且刚刚经过长征，很多事情记忆犹新，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中央没有口径，没有框框，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这些人就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什么高兴写什么，很有个性、很有特点。建国后一看，这不行啊，这些文字对我们的前辈不恭敬呵，于是开始进行净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资料，但这个原始资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删掉了。
▲ 1956年选本《红军长征记》
后来我说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红军长征记》有100篇，我就把《红军长征记》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个好处，书中有几篇长文章是综述性的，不是在国内发表的，而是在苏联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这本小册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过，很稀有。这个廉臣，后来陈云说，就是我，我到了苏联以后，为了宣传长征，当时用了一个化名叫廉臣，在书中我写了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跟着红军长征，如何如何。但是陈云只走了一半长征，到泸定桥之前中央命令陈云去苏联，命令潘汉年回上海，他们俩就离开了红军队伍。廉臣写了一半长征。后来又出的文章，一个叫杨定华的写了《雪山草地行军记》，1938年上海印行过。杨定华，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陈云和邓发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们亲历记，这些文章写的是相当得生动，相当得有趣。但是有一条，他们是为了宣传长征，所以他们写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写到长征中的痛苦，我们说徐梦秋的“长征记”是写的最好的，文笔也是最好的，过草地那种饥饿的状态，红军那种痛苦的生活，知识分子怎样在野外生存，写的栩栩如生。徐梦秋当时是毛泽东非常欣赏的宣传干部，文笔最棒。结果徐梦秋这个人最倒霉。在过雪山、草地的时候，两只脚冻烂了，起了坏疽，到了陕北，马海德来了，他是跟斯诺一块来的医生，把徐梦秋两只脚截了，于是徐梦秋变成残废了。徐梦秋后来又被毛泽东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统战。盛世才最后面临一个抉择，是投靠苏联还是投靠国民政府？盛世才觉得我还是得当中国人，虽然他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最后他决定投靠国民党，那就要跟共产党划清界限，把新疆的共产党人都抓起来了，包括陈潭秋、毛泽民。都抓起来之后，徐梦秋屈服了、叛变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盛世才处死，徐梦秋也就回不来了，徐梦秋投奔了军统。1949年在南京，国民党要溃逃，毛人凤说，共产党那些叛徒一个都不带走，我们现在要他们有什么用？徐梦秋走投无路，等到刘伯承进了南京，徐梦秋还想去找刘伯承拉拉关系。共产党这边说，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来你这叛徒在这儿呢！于是把徐梦秋扔到监狱里，一直关到70年代，他死在监狱里。所以徐梦秋的这些文章当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长征记》。一直到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这段历史了，我们就把徐梦秋的文章原样整理出来。最初在整理徐梦秋文章的时候，是依据《红军长征记》1942年的版本为底本，整理完了之后，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里边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动，比如说，我们突然发现喇嘛庙里的佛爷能吃，我们天天拿锅炒佛爷，跟豆沙一样吃，还不能让别的同志知道，不然我们就没得吃了等等。像这些文字，我觉得是非常真实的。
▲ 徐梦秋
长征史料越接近那个时代，就越真实。我把这些文字都恢复了，甚至把那些画了××、画了框框，他们自己认为不合适的，我也恢复了，因为我觉得这样最真实。而且红军中这些文人写的文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红军也是人，是一帮非常年轻、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伦是红军政治部的干事，他写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飞夺泸定桥最后的谜底。彭家伦写的文章被删了好几篇，为什么删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来一看，原来他写红军刚刚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到了国统区的一个镇子乌迳，一看有饭馆、有集市，红军就高兴了，他们到了杂货店，老板，我买两块钱的盐。老板给他们称了16斤盐。红军说两块大洋有这么多的盐吗？我们在苏区的时候两块钱一小口袋盐都买不了。可见当时禁运多厉害，他们一下扛了一大麻袋盐回去，两个红军战士兴高采烈。还有一个战士，到了杂货铺一看，一个塑料瓶子，这里面一定是炼乳。老板说这不是牛奶，你别喝。战士不信，拿起来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板打架，大闹一场。彭家伦赶紧赶到，说是你不对，人家不让喝，你还喝，犯傻了吧！就这样的情节，很可爱，表现出红军是一群非常天真烂漫的人。而且在长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还保持着这种乐观精神，而且还能把这些朝气蓬勃的东西记下来，我认为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红军长征记》，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东西补充进去，这些东西越还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个时代，让我们看得越真实。
▲ 背干粮过草地（黄镇画）
长征给我们什么启示？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长征首先是为了生存。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还干什么革命？所以毛泽东在“左倾”路线的压迫之下，在丢失了苏区的逆境之下，他们选择了走，走得越远越好，走到不毛之地，走到人迹罕至，生存极限的地方，才能把这个部队保住。但是轻易不能打仗，一打仗就全军覆没了。这不是怯弱，而是实事求是。
第二点，就是方向。往哪儿走？是到深山老林，到少数民族的荒凉不毛之地去，缩在墙角？还是去走一条发展之路？怎么发展？抗日才能发展，唤起民众才能发展。所以毛泽东把方向选到了陕北，而不是像张国焘那样蜷缩在川西北藏区。这就得看一个人的方向、胸怀，这个方向不是一开始走的时候就能决定的，那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索一步，最后，把自己的想象跟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第三点，长征确实体现了红军那种过人的作风和顽强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超越人类极限的。红军能过雪山、能过草地，我们今天去走走四渡赤水，走走雪山、草地，才能感受当年红军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怎么活下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精神去做我们的事业、做我们的工作，去克服我们的种种困难？如果你现在心理脆弱到有一点损失就跳楼、就自杀，那你跟红军没有任何可比性，你只能是一个失败者。我们从红军身上看到了这种信仰，看到这种精神，而且不但是我们，就像在传教士薄复礼笔下，都把红军写得那么值得敬佩。
张学良的部队看见红军长征的队伍说，你们这里面还有那么多老人呢，像徐特立先生；还有这么多妇女啊，像蔡畅女士；还有留洋的学生，难道你们都是为了钱吗？你们肯定是有你们的信仰，真是了不起的共产党人。你看，当年的人都受到了感召，我们现在再回顾长征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去领会红军长征的这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红军长征不仅是共产党的遗产，而且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这一代人改革开放的动力，我们把这种精神用到改革开放上去，用到为民族复兴而奋斗上去，这才是对红军长征最好的继承。
今天的讲座到这儿。谢谢大家！
— END —
问答部分
红军长征初期是一次仓促的战略转移
问：在传统的史观中，总是认为长征是被国民党逼出来的，但现在也有人认为，进行长征，共产党也有自身的原因，比如在苏区的一些措施，损害了当地经济，造成了经济危机，进而转变成政治危机。您认同这种看法吗?
刘统：现在谈起长征，主要是从历史传统讲的，一般都是高度赞扬长征是一部英雄的史诗。其实红军长征在历史上首先是一场迫不得已的战略转移。毛泽东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许多是谈到长征的，他说：“不是我们自己要走两万五千里，你没事了，想散步，想散那么长?那都是蒋委员长逼着我们走嘛，所以一路扭秧歌就扭到了陕北。为什么呢?第一是路线错误，白区丢掉了100%，红区丢掉了90%。”说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是危害中国革命最大的一次。
毛泽东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那时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历次“围剿”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什么会有第五次“围剿”呢，因为前几次围剿红军，国民党军队都因投入不够而失败。当时蒋介石在忙着统一，忙着对付中原和其他地区的军阀，主要精力集中在各路军阀上，所以江西的红军不是最大的威胁。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由于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正确，国民党军队在江西苏区屡次被红军打败。总的说来，国民党在前几次围剿中失败，一是兵力投入不够，二是决心也不够坚定，遇到一点挫折就撤退了。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被当时得苏区中央局夺去了军权。但这个责任不在王明和博古，责任在苏区中央局的政治局委员们，主要是任弼时和项英的责任。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政委，毛泽东只剩下一个空头的中华苏维埃主席。但是不久，张闻天、博古和李德来了，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说是共产国际和王明任命他们负责。当时周恩来对共产国际是唯命是从，他连审查核对的工作都没做，甚至不敢找共产国际核实一下，就把党权交给了博古，把军权交给了李德。这样的话，在中央苏区就形成了“三人团”的指挥——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但实际上周恩来的身份只是个管家，政治上的决定权是博古，军事上的决定权是李德。
博古、张闻天到了瑞金之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江西苏区搞苏维埃化，搞模仿苏联的正规化政府，生搬苏联的经济体制、宣传体制等等，把苏联那一套搬到了苏区。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苏区政府的编制大大的扩张，脱产人员急剧增多。本来江西苏区就是江西最贫困的地区和农业区，在搞了这种苏维埃化之后，大大的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在四次反“围剿”之后、第五次反“围剿”之前，江西苏区的中央财政已经出现了凋敝、破败的迹象了。
苏区的中央财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历来不统一。毛泽东虽然被夺了权，但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掌管着苏维埃银行。毛氏兄弟掌管着一笔秘密的巨款，大概有两百万左右，藏在石城县的秘密山洞里。直到国民党的军队快要打到石城了，毛泽东才让毛泽民把这笔巨款取出来，这笔巨款就当了红军长征期间的活动经费。
黄道炫写的那本书(《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曾经对江西苏区后期的经济状况做过一个很详细的论证。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假设第五次反“围剿”依然由毛泽东来指挥，能不能打赢?我们综合论证的结果是：谁指挥也打不赢。为什么呢?第一、蒋介石下了决心了，集中了一百万绝对优势的军队要彻底消灭苏区;第二、蒋介石改变了策略，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策，用大量的精力来安抚老百姓，恢复苏区的正常生产。
而当时的苏区第一是因为战争的消耗，第二是人力过度的动员，小孩、老人，是男人都去当了兵，无人种地，使得当地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部队叫“少共国际师”，肖华17岁就当了这个师的师政委，他底下的兵都是群娃娃兵，因此叫少共国际师。所以当时苏区的动员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男人都上战场了，谁还种地?瞿秋白被捕后，宋希濂跟瞿秋白谈话，瞿秋白跟他谈共产主义的思想，革命的理想。宋希濂就反问说“我所过红区之处，到处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请问，你们的革命理想如何实现?”瞿秋白无言以对。
李一氓写的回忆录的时候，也提到当时苏区的状况，说“我在瑞金待着，那么多的地都荒着，但是我们的干部在后方每天都无所事事。后来到了延安才想起来大生产，当年为什么不把这些脱产干部都动员起来去种地呢”?这就说明当时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中央苏区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了。
但是，苏区为什么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前还没有自动崩溃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周恩来他们掌握着最主要的财源——赣南的钨矿。赣南的钨矿从1932年开始开发，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之前，一共给中央苏区提供了650万银元的收入。钨矿生意当时是共产党人和广东军阀陈济棠做交易，共产党在苏区开钨砂，陈济棠那边负责采买，转手出口。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长征之前陈济棠主动跟共产党谈判，希望与红军停战。这就是号称“鸽子飞了”的罗塘谈判。罗塘谈判之后，陈济棠让开路让共产党突围。这也是为什么红军在长征初期，十万人的队伍带着坛坛罐罐，居然还能突破四道封锁线的原因。陈济棠和共产党有这样的交易，而且在红军大迁徙前正好达成了这个秘密协议。蒋介石对陈济棠放走红军是非常愤怒的，这也是周恩来主导的一次成功的统战活动。
当时的中央苏区情况是很糟糕的。政治上，它的政府机构太大，脱产人员太多;经济上，收入蒸发太多，财政破产;军事上，李德实行正规战、阵地战，也导致红军的重大伤亡。但是这些困难都还不足以让博古、周恩来他们决定突围。红军长征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主要的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保安司令莫雄把蒋介石最新的也是最后的消灭红军的作战计划，通过情报人员秘密的送到了瑞金。所以周恩来、博古他们看到了蒋介石这个秘密计划之后，在几天之内就仓促决定长征的。
遵义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领导岗位
问：红军长征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北上抗日”，现在对这个口号争议也挺大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个口号的?
刘统：正如前述，长征实际上是一个仓促的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走到哪里去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北上抗日”的口号，而且长征的全过程都是走一段看一段的。长征亲历者董必武的回忆可以作为一个旁证，董老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在长征开始的时候知道要走两万五千里，要走过那么多的无人区，要走过那么多的雪山草地，很多人会不会跟着走那么远呢?还真不好说。
如果说长征为什么开始向西行动，因为长征之前，为了分散国民党军得注意力，中央派了两支队伍去探路，一支是方志敏的队伍，叫“北上抗日先遣队”，他们向北行动，陷入国民党军得包围，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率领的红军第六军团成功了，到湘黔边界跟贺龙会合了。所以长征第一步实际上是突围，想到湘黔边界去和贺龙会合。因此也不难理解开始长征时，中央把坛坛罐罐都带上，本来他们是准备搬家的。但是到了湘江，因为中央纵队和坛坛罐罐的束缚使得行动迟缓，造成了红军的重大伤亡。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在湘江之战里，红军伤亡的不是多数，逃亡的是多数。主要是出发前征发的挑夫、新兵逃跑很多。但是过了湘江之后，主力部队还是保留了，应该说红军的骨干部队在这场战役中并没有多大损失。一、三、五、九军团是中央红军里最核心的部队，这些部队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是看到那么多逃兵，主要领导人博古就已经崩溃了。
红军进入贵州后，党内高层矛盾日渐尖锐。没有指挥权的三个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个人就密谋策划重返领导岗位。他们提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它没留下档案，没留下记录。既然邓小平说他参加了会议，他就是去做记录的，为什么遵义会议没留下记录呢?张国焘在红军会合之后就追问遵义会议，说你们开的遵义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个政治局委员怎么不知道，到底合法不合法?毛泽东他们一直是不肯把具体、真实的过程告诉张国焘，所以估计遵义会议的记录早就被销毁了。到了1958年，中央从莫斯科买回来一批共产国际的档案，但是这些档案一直没有处理过，到了80年代才发现了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陈云说这个提纲是他搞的，也就是说遵义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到80年代才现身。所以我们说遵义会议是一次很神秘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的电报通讯断绝的情况下，是共产国际没办法插手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使得毛泽东重返高层。所以遵义会议对毛泽东个人来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
问：以前教科书上面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其实上并没有这么一回事?
刘统：不，有这么回事。遵义会议的决议里，毛泽东是排在第三位的。实际上，排名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权，这个是最重要的。毛泽东从被冷落的边缘化，重新回到核心，这才遵义会议的核心意义。但是不是像我们过去历史上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好像是当了第一把手，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张闻天是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周恩来是第二把手，但是拥有指挥权。毛泽东是协助他们两人工作的。
遵义会议其实也没有确定“北上抗日”的方针，出发的时候说是去跟贺龙的部队会合，建设湘西根据地。到了遵义会议，又说要建立川南黔北根据地，就是说要在川南当地安身。结果因为受到了川军和滇军的夹击，所以红军被迫四渡赤水。四渡赤水就是依靠赤水河(贵州和四川的交界)，在川军和黔军、中央军的夹缝里求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要红军路线那么乱，为什么要沿着赤水河跑来跑去的原因。
张国焘、毛泽东的路线之争
刘统：跟张国焘会合以后，红军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当时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中央就跟张国焘发生多次争论，张国焘的意思就是在当地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是毛泽东、张闻天他们这些政治局多数人主张北上，建立陕甘根据地。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为什么中央要这么想呢?刘伯承元帅在1961年有一个谈话，我在《北上》那本书里也引用了，就是刘伯承跟毛泽东问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去哪儿，毛泽东说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因为共产党要想发展，就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你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得抗日，你要是不去贴近抗日前线，不去发动群众，不去为老百姓办事，共产党怎么发展?老百姓怎么会拥护你?但是张国焘到这个时候就显得魄力不足，他就说在荒凉的川西北藏区建立一个苏维埃。刘伯承说：这样一比，就看出两个人思路的差别了。
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长征里得到了印证。毛泽东是坚持要北上，要想贴近抗日前线，所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了一次雪山，过了一次草地。张国焘是犹豫不决，一会儿要就地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要南下回四川，所以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他们这一部分，在张国焘的带领下走了三次草地。跟着毛泽东过去一次，然后张国焘南下又回来，等到二次北上会合的时候又过了一次，等于过了三次草地，过了两次雪山，回来又回去。所以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受的苦难比红一方面军多得多，但是红四方面军后来的待遇、后来的评价还赶不上红一方面军。后来红四方面军干部也觉得跟着张国焘和跟着毛泽东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心里倒向了毛泽东。这也印证了我们谈到长征的意义，大多数人都说是体现了红军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从毛泽东的感悟来说还是方向和路线是最重要的，就是朝哪个方向走，跟着什么人，这在长征中才是至关重要的。
不能否认红军长征是一个奇迹
问：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说北上是为了取得打通跟外蒙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帮助。
刘统：有过这个想法。因为当时对红军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红军为什么要过雪山、走草地，都是为了避免战斗，因为红军当时已经没有战斗力了。
在四渡赤水的时候，在土城镇经历了一场恶战。当时红军被川军的郭勋祺模范旅打得大败，毛泽东就意识到红一方面军没有战斗力了。结果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本来计划是要打松潘城的，由徐向前担任主攻，结果胡宗南坚守松潘城，红四方面军也攻不下来，因为没有火炮。毛泽东这时意识到红四方面军也没有战斗力了，所以才决定改走荒无人烟的草地。红军长征过程中，走这些荒无人烟的地区都是为了避免战斗。因为尽管走草地、走雪山会有一些人冻死、饿死，但是比起战斗中彻底崩溃来说还是要好得多。不是谁愿意爬雪山过草地，而是当时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
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整理《红军长征记》的时候，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走那一带都是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尤其是大草地、大雪山，真是风景如画。但是在红军长征所有的回忆录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过景色，提得最多的就是饿、冷、饥寒交迫。
从红军长征的过程来说，确实表现了很多红军艰苦奋斗和钢铁意志的范例，比如说飞夺泸定桥。我们现在传颂的夺桥的过程跟历史事实叙述的并不一样，夺桥的过程并没有发生很激烈的场面。为什么能拿下泸定桥?关键在“飞”字上。红军先遣部队第一军团第四团从接受命令到达泸定桥，二百多里地的距离用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段路不是像我们今天从海螺沟到泸定桥的那个公路，而是山间的羊肠小道。结果红军居然能够在三十个小时急行军了240多里地，能够赶到泸定桥，在我们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奇迹。我曾经见到一个企业家重走长征路，背了一个背包，步行，从海螺沟到泸定桥这一段路，他走了五天，他说一天只能走四五十里地。比起红军的急行军来说差远了，因此从今天想当时的情况，人的精神力量究竟有多大?确实是难以估量的。草地，今天看起来是风景如画。但是我们今天到了草地(海拔三千多的高度)，多数人都有高原反应，非常难受。红军当年过草地的时候是走了五到七天，这七天里，红军没有粮食，没有足够的御寒皮衣、棉衣，而且是在草地上露宿了五天。尽管那时是八月份，是夏季，但草地的昼夜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多人就在高原反应、缺氧、露宿、寒冷、潮湿、喝水中毒这些情况下死去了。
我们今天想象在草地露宿五天还能活下来，确实也是一个奇迹。就说明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否认红军意志的坚强，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在当年那种恶劣条件下，红军还能完成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对长征过的红军充满敬意的一个原因。
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不应被掩盖
问：在传统叙事中长征是凄凄苦苦的，甚至民间也有俗语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但是在原始文献《亲历长征》中却揭示了不一样的长征，比如有时能吃辣子鸡，住洋房，同女学生跳交谊舞……这些记录先被删除，但是后来又予以恢复。您如何看待这些不一样的长征记录呢?
刘统：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亲历长征》这本书，是我整理的。我把长征最原始的文献、最原始的状态给恢复了，其中就有一篇何涤宙写的《遵义十日》，我认为很有价值。在何涤宙的记录里，这十天，红军干部团的干部在遵义又下馆子，又跟女学生联欢，又跳舞等等，体现了一种小资生活。有人评论说“看来红军长征也不是那么苦”。
但是我觉得，这些在当时条件下是允许的。红军也是人，既然进了城以后，为什么不能放松放松呢?为什么不能调剂调剂呢?而且我觉得公布这些史料，显得红军长征更加人性化。
还有些人写的回忆录也很有意思。李一氓的回忆录写得最好，叫《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从金沙江到大渡河》这一篇，在过去所有公布的文献中都被删去了三千字。删去的是哪些呢，就是李一氓在会理那一带，前方在打仗，后方干部团的同志就住在地主的家里，吃着火腿，地主家里还有《桃花扇》这些书可以看，似乎生活也过得非常惬意。在藏区，到了卓克基的土司官寨，中央领导人在索观瀛住宅里还发现了一部线装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很喜欢这部书，还把《三国演义》给带走了。这些描述我觉得正好是反映了特别人性化的一面，说明红军这些干部也是很有文化、很有情趣的人，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愁眉苦脸的想着怎么搞斗争的。
我觉得把这些资料恢复到红军长征的回忆录里，不但不会降低共产党干部的形象，而且我认为它是更加客观、更加人性化，反映了红军干部的情趣和文化生活，我看也未尝不可。
长征对于党内干部是一个考验
问：高华老师曾说，长征是中共“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您是如何看待高华老师这句话的呢?
刘统：这个所谓的合法性是我们党对干部的一个评价标准。毛泽东在用人、考察人的时候，第一条就是要强调厚重。他老是跟军队的干部讲你们要学西汉的大将军周勃，汉高祖刘邦临死之前把军权交给了周勃，人家都很奇怪，说周勃这个人口不能言，怎么还能当大将军呢?结果刘邦说周勃这个人厚重。毛泽东就特别强调说：你们这些干部首先做人要厚重。什么叫厚重呢?就是忠诚，就是在关键的时刻、艰苦的时刻要经得起考验。所以毛泽东考察干部的时候，老是先问历史，你要是经过长征的，就是毛泽东绝对可以信任的干部，因为你那么艰苦的时代都跟我走过来了，我还能不信任你吗?相反来说，你这个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你动摇了，叛变了，逃跑了，你再有能力也不会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使用。
从这个线索去看我们党内的很多次路线斗争，特别是看文化大革命，谁挨整谁不挨整，谁是毛泽东信任的，都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答案，特别是在革命早期和长征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大知识分子，很多地位和才能都比毛泽东高的知识分子都动摇叛变了。如果谁在这个时候还能坚持斗争，毛泽东一定是最信任的。比如文革中的1968年4月，毛泽东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撤换了。他问林彪谁可以担任总长，林彪就推荐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毛泽东就故意问：这个黄永胜是个什么人?林彪说：主席，你都忘了，就是三湾改编跟着你上井冈山的那个黄永胜。毛泽东说：是秋收起义的人啊，那就不用代总长了，直接当总长吧，他有这个资格。
毛泽东一下就想到了秋收起义，说我在最穷苦的时候你都能跟着我，我还能不相信你吗?所以长征对于干部来说更是一种考验。从出发时的红一方面军的十万人，第一批到达陕北后只剩下七八千人，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革命的种子，这就是革命的宝贝。
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一方面。但是你这个人是不是意志坚定，是不是忠诚老实，更为重要。所以在艰苦的斗争中也是很考验人的，一个人只有忠诚老实，信念坚定，他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才能得到历史的好评。这不仅是长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历史时期，我想这都是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原则。
问：在作为事件的长征中，总有一些事情可能是超乎想象的，社科院黄道炫曾指出，在红军长征过程中，伴随着的是蒋介石的“放水”，蒋并没有全心全意围剿红军。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您是如何理解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
刘统：蒋介石“放水”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蒋介石的主观愿望，另外还要看到云贵川的自然地理环境。
我为什么要说到这两方面呢?第一，蒋介石追红军不是穷追猛打，是慢慢的追，为什么慢慢的追呢?红军的长征给蒋介石一个合法的进入大西南的借口。因为大西南的军阀历来是不听调遣的，蒋介石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派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去收编这些军阀。红军长征恰好给蒋介石提供了这样一个借口，所以蒋介石就亲自到贵阳督战。但是实际上蒋介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王家烈，他借口王家烈剿共不力，就把王家烈的省长给撤掉了，从此以后，贵州就在蒋介石的实际控制之下了。
在四川，蒋介石派贺国光去组织了一个参谋团，名义上是帮助川军来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川军的情况尽收手中。把川军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以后，蒋介石再坐镇四川，招抚了四川军阀刘湘，又整垮了一批小军阀，把四川军阀的力量也整合起来了。后来川军在抗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刘湘还英勇牺牲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蒋介石第一次进四川，在日记里就有心把四川建设成为将来中国的抗日后方，这个可以说是蒋介石在追缴红军的过程中最重大的收获，最重大的成绩，就是统一了四川。但是这跟“蒋介石故意放水”、“因为蒋经国在苏联手里”完全没有关系，女作家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说，蒋介石放走红军是因为想把儿子蒋经国从苏联手里换回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从地理环境来说，红军之所以进入贵州和川西，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地到处都是崇山峻岭。在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之下，当时又没有公路，所以国民党军队的任何先进交通工具都失去了作用，各路军阀和中央军，从师长到士兵，完全要步行爬山。蒋介石规定国民党军队在限期内到达某个地方。路太难走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办法，有的师长就想了一个主意，让侦察兵扛着电台先跑。跑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架电台报告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实际上大部队远远没有走到。而且在长征的过程中，比如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云南的滇军曾经跟红军非常接近，一个在山顶，一个在谷底。在山顶的滇军就能看到红军在谷底休息，但是要下到谷底追到红军，需要整整一天的路程。也就是说你眼看着到，但是你实际上到达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差一天两天的路程是很难赶上的。即使发现了红军，知道红军在什么地方，你再去合围，也是要有时间的，要爬山、要走路的，所以红军当时是巧妙的利用了云贵川的崇山峻岭的地理环境跟各路军阀周旋。
另外，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身边有一个军委二局的译电科，科长是曹祥仁。毛泽东让这部电台不离他身边，依靠这部电台截获国民党之间的往来电报。因为国民党军是多路围剿，所以他们要互相协调，比如中央军打电报问川军，红军到你们那儿没有?川军打电报问黔军，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了?黔军再打电报问滇军。如此等等，他们每天要互相发电报。红军当时就把这些电报都截获了，当时的密码不是太难，是按诗韵排列的。所以当时红军的译电科起了很大重要，有时候周恩来他们也上来帮助破译，大伙儿一边破译一边猜，基本上把国民党军的往来电报都破译了。当时译电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叫邹毕兆，他写回忆录：说在长征四渡赤水到过草地期间，他们一共破译了国民党军680份电报。通过这些被破译的电报，红军就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没有敌人，所以毛泽东就知道如何在夹缝里求生存。现在我们看红军四渡赤水的路线为什么会如此的乱，绕来绕去，实际上就是在各路军阀的夹缝里求生存。可以说红军的情报工作功不可没，使得他们知道该往哪儿跑，这才是红一方面军能够保存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当时红军长征，首先就是生存，你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谈到后面的东西。
问：我们知道长征过程中必然会面临兵力的损耗，所以长征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扩红，扩红的具体措施和手段是哪些呢?
刘统：其实红军在长征中扩红是很少的。从红军长征的记录里也可以得到印证：第一、在红军的将军中，贵州籍和川西北籍贯的将军很少很少。另外在资料里也没有反映有多少扩红，第一是因为云贵川地区的男人多数是烟鬼，红方面军征收了一个妇女团，就是因为扩红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人，所以才招收了一个妇女团。所以在长征的过程中，红军基本上只有损耗，很少有补充。
但是在长征过程中减员的确有减员现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战斗的减员并不多，大多数是非战斗的减员，包括饿死、掉队、逃跑等等。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号称十万人，过了湘江是三万多人，第一批到达陕北的一三军团就是七八千人;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是八万多人，到达陕北的是六万人，西路军失败之后，刘伯承率领“援西军”，接回西路军将士2000多人，再改编成一二九师的时候也就是一万五千人。就是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出发的时候也是三万人，到了陕北是将近两万人，中间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战斗。后来以此组建一二零师。
为什么没有扩红，因为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首先，沿途人烟稀少，都是荒凉地区，另外，云贵川的汉人男人很多是大烟鬼，藏民跟红军非常对立，经常跟红军发生冲突，所以也不可能来当红军。所以这一路，扩红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红军是只有损耗没有补充。
问：总的来说，长征其实是有两副面孔的，一个是作为事实存在，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长征，另一个则是成为某种精神意义的“长征”。作为历史研究，应该如何认识长征呢?
刘统：是作为两种形象存在的。一种形象就是歌颂长征精神，歌颂红军的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这种长征精神我们以后还应该坚持，也是作为我们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精神激励。但是作为真实历史的长征，就是毛泽东在党内讲话或是跟斯诺的回忆讲到的长征。毛泽东认为是“左”倾路线断送了苏区，使我们被迫不得不进行长征。他说“没有这个长征，人是教育不过来的，经历了长征，你才知道路线错误的痛苦，你才知道没有根据地的痛苦”。这样的话，毛泽东他们总结长征，经常是作为历史教训来总结的，作为路线教育来总结的，他还是强调干革命首先是方向路线要正确，方向路线不正确，就免不了要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