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批示1980-11-23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
1980.11.23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批判了省委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查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好的。现将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在县委召开的农村干部会议上传达、讨论，认真总结一下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包括最近在中发［１９８０］７５号文件中规定的政策。
一、“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中央希望大寨和昔阳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实事求是地批评陈永贵同志的错误（不要登报点名批判），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恢复过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作风、好传统，结合自己的实际，切实贯彻执行党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各项政策。只要振奋精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能够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驾齐驱，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二、表扬先进人物和先进典型，一向是我们党推行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把任何先进典型都看作是群众集体智慧和辛勤劳动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先进典型，同其他事物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对于先进典型，我们当然要努力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以正确的指导，尽可能使其避免失去先进性以至垮台，但是当它们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致不再继续成为先进典型的时候，就不应当人为地去“保”，更不允许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宣传和介绍先进典型，一定要说真话，不要讲假话。那种只让人看几个事先安排好的点，只讲甚至夸大先进一面，隐瞒落后一面的做法，是很错误的。这类误人害己的事，已经很多，今后务必要引为鉴戒。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生产情况和耕作习惯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也很不相同。而且，为要全面地进行农村建设，不仅要发展农业建设，还要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发现、培养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某一地区的实践证明是先进的、有效的经验，在其他地区推广，就不一定是或不一定完全是先进的、有效的。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分析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适合于哪些条件，哪些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哪些是不带普遍性的具体做法，绝对不能生搬硬套，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典型的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同时，对先进典型也不要提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以免助长弄虚作假。要一分为二，经常指出不足之处，使他们不断进步。总之，要实事求是，因地、因事、因时制宜，分类指导，并且由群众当家作主、做出决定。
三、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得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等手段。例如，农业建设还是要搞的，但是必须量力而行，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讲求实际效果，不搞形式主义。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凡未经群众同意，采取强制手段，搞瞎指挥，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者，农民有权要求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判处有关负责者给予一定的赔偿。
四、表扬和宣传在创造先进经验方面做出贡献的先进人物，从中发现、培养干部，也是我党推进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之一。劳动模范不仅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优秀分子，而且由于他们往往在生产技术或生产管理方面有所革新和创造，因而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理应得到党、群众和社会的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打击劳动模范的做法，已经得到纠正。但是，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几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会使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这种做法，害了一批劳动模范，也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今后我们还应当而且需要从劳动模范中选拔优秀干部，同时也要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五十年代我们把一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劳动模范抽调出来进工农速成中学，又从中选一些学得好的同志进大学，受正规教育，曾经收到良好的效果。后来我们把这套做法丢掉了。现在，我们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并且坚持下去。让劳动模范担负一定的领导职务，一定要考虑到，使这种职务同他的能力、水平相适应，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更不应当一步登天，提得太高。对于应当提拔的劳动模范，必须坚持一人一职的原则，例如当了党代表的，就不要再当人民代表，担负了基层领导职务的，就不要再担负县级和县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不要使他们上下左右兼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以至不能继续发挥劳动模范的应有作用。请各地收到这个文件以后，检查一次劳动模范工作安排的情况，按照上述原则适当地加以调整。劳动模范本人所属单位和上级领导机关，都要切实保证执行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同样适用于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科研等单位中间的有成就的先进人物和专业人才。
中共中央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山西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党中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遵照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精神，认真地纠正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违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错误。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越来越感到，为了进一步肃清农村工作中“左”倾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有必要对大寨、昔阳经验本身从路线上分清是非，对我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做一个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总结。为此，我们先在今年八月上旬，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然后又于八月中旬，召开了为期八天的常委扩大会议，参加的人除省委常委外，还有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和省政协的党员负责同志，各地、市委和省委各部、委的负责同志，省人民政府各委、农口各厅、局以及工、青、妇党组、党委的负责同志。在这些会议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回顾了我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史，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昔阳的经验，初步总结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搞了一个《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现将这个总结送上，请予审阅。当否？请指示！
中共山西省委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一）
农业学大寨的问题，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是对全省工作有很大影响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成为农业战线上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因而学大寨运动也就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全省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着重于纠正学大寨运动中发生过的违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错误，以及给干部群众戴“反大寨”帽子的错误，面对大寨、昔阳经验本身还没有从路线上进行分析，对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还没有进行历史的系统的总结。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仅仅就事论事地去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具体错误，还不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目前，在一些干部中还存在着某些认识上的混乱，障碍着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在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仍然遇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为了进一步肃清“左”倾路线的影响，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我们总结学大寨运动经验教训的出发点，是通过总结工作，提高认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好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把山西的工作搞得更好，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而奋斗。
（二）
大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先进的。在“大跃进”时许多地方发生浮夸风，大寨的工作则是比较实在的。特别是一九六三年遭受严重洪灾后，大寨党支部带领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事迹，是很突出的。当时，我国刚刚渡过三年严重困难，大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视。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周总理在三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大寨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基本上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的。它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单位，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
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的代表人物登上了更高的政治舞台。一九六七年一月，刘格平等人篡夺了山西省的党政权力之后，他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子杀了出来，夺昔阳县委的权，并一跃进入省核心小组。“左”倾路线需要一个能够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
由于大寨代表人物掌握了昔阳县的党政大权，在全县积极推行“左”倾路线，也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并且大大发展了大寨一系列“左”的东西。昔阳的经验就是大寨经验的推广和发展。我们讲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寨经验，也就包括着昔阳县的经验。
大寨、昔阳经验中“左”的东西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基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简称“大批促大干”。这三条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所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寨、昔阳十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继续革命”的内容就是：
（１）不断地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大寨的代表人物说，他们的脾气“就是爱斗，七斗八斗不停止”；“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他们混淆敌我，把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干部和群众当作“敌人”，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残酷的斗争；对社员群众的一些生活小事也要进行批判。这样乱批乱斗的结果，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有的被整死，有的造成残废，后果是严重的。
（２）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文化大革命”初期，昔阳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寨代表人物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他把这种作法叫做“穷过渡，富还债”。所谓“穷过渡”，就是不顾生产条件的过渡、脱离客观实际的过渡。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证明，一切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进行生产关系变革的做法，归根到底都只能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３）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文化大革命”中，昔阳把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进而发展到“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社队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阻止社员互通有无，堵塞城乡经济交流。他们说：“资本主义从哪里冒出来，我们就从哪里斗；资本主义打上什么旗号活动，我们就扯下它的什么旗号来斗。”实际上斗的不是资本主义，割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尾巴”，而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堵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路”，而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路，使农民由穷变富的路。
（４）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在劳动管理方面，大寨代表人物一贯反对定额管理、定额计划。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把“大寨工”叫做“大概工”、“混混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它的平均主义实质。昔阳县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平二调”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破坏党的“按劳分配”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以上各个方面的“继续革命”，实质就是从所有制到交换、分配，直到劳动管理等各个方面，不断地限制或剥夺农民。至于所谓“七斗八斗”，则反映了对农民的剥夺是使用强制手段进行的。
大寨代表人物在政治上、经济上搞“左”的东西。在组织上搞宗派。“文化大革命”以来，直到去年十一月调整县委领导班子以前，昔阳在使用干部方面，一直是以是否所谓“十月事件的受害者”，以及对大寨的感情、态度如何来划线，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宗派主义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派性结合在一起，使许多造反起家而又没有改正错误的人长期受到提拔重用，而大批有威信的老干部和正派干部则受到排斥和打击。他们还在基层党组织中，年年整“五种人”，混淆两类矛盾，使昔阳各级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害。
大寨、昔阳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和“文化大革命”分不开，和它的代表人物分不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顽固地推行“左”倾路线。他是一个派头头，眼中没有党，没有组织，把大寨、昔阳搞成谁也不能过问的独立王国。他实行封建家长式统治，一切都得由他个人专断。他作风霸道，飞扬跋扈，自认为一贯正确，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人们对大寨、昔阳只能颂扬，不能说半个“不”字。如有不同意见，就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大寨”的帽子、棍子。他思想路线极不端正，从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发展到弄虚作假，虚报产量，骗取荣誉。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三中全会以后，他还对抗党中央的路线，抵制落实政策，继续欺骗党中央，欺骗全国人民。
（三）
大寨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以来，山西学大寨所造成的危害也最大。
大寨是在省、地、县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成为一个先进的生产典型的。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后，全省人民是积极响应了的。一九六五年省委做出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就是我省推广大寨经验、治山治水、改变山西面貌的具体规划。尽管那时在宣传上已经出现把大寨抬高到全省一切先进单位之上的不适当的做法，但总的看来，全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还是健康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由一个先进的生产典型变成农业战线上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我省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九六七年九月在昔阳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就是一个对“走资派”，即省、地、县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的会议。一九七○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决议，正式提出“五种人”的问题，使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离开正确的轨道。一九七一年成立的三届省委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也是关于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决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曾错误地认为农业生产发展不快的原因是由于过去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因而把发展农业的希望寄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上。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对大寨、昔阳的经验进行“重新认识”，从而也就越来越深地陷进“左”倾路线之中。全省按照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天天抓“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年年整顿领导班子，解决“五种人”的问题。但年复一年，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面貌，三年、五年不行，八年、十年也还是不行。
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直在动乱之中，我们只看到这种动乱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而对于“左”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却看不清楚。相反，我们把大寨、昔阳那一套“左”的东西看作是完全正确的。粉碎“四人帮”以后结束了政治上的动乱，我们更加努力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思想还禁锢在“左”倾路线之中，还在念大寨经验“一本经”。一九七八年一月，省委发出《山西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纪要》；二月下旬，又继续强调推广“大寨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并且提出不能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三月下旬，又批转晋中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纪要；直到五月下旬，省委在有的文件中还提到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更为错误的是，全国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的政策”以后，我们还迟迟不纠正关闭集市贸易的错误作法。后来我们在真理标准讨论方面又拉下了步子，这就使我省农业战线上拨乱反正的过程大大放慢，“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未能及早地挽回。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大寨、昔阳的“左”的错误才有所认识，开始冲破学大寨这个禁区，解除了背负多年的精神枷锁，积极地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左”的错误，随着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两个农业文件的深入贯彻，随着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个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所犯错误的危害性。
省委在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主要有哪些错误呢？
（１）我们曾经提出，不但要学大寨的根本经验，还要学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所谓大寨、昔阳的经验本来是错误的，而我们在推行过程中又强调“一整套”“一本经”，在方法上又搞“一刀切”，因而大寨、昔阳发生过的一切“左”的错误都在全省发生了。全省曾有近半数的大队（包括一部分小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多数大队把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代耕，绝大多数集市贸易点被关闭，许多大队推行了大寨的记工办法。这些错误一方面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把他们的手脚紧紧捆住，不能依靠个人的劳动增加收入，这就使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的生活都受到严重的损害。
（２）本来，农业学大寨只是农业战线的事，但是，由于多年来把大寨捧得越来越高，吹得越来越玄，似乎大寨、昔阳是“一切先进”，结果，工业、财贸、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司法、公安、民兵、青年、妇女等各行各业都提出了学大寨的口号。且不说大寨、昔阳的经验是一套“左”的东西，即使它是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也决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是先进的，各行各业学大寨的口号是及其荒唐的。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怪事，是因为把大寨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而各行各业又都是要“继续革命”的，所以便都到大寨去“取经”。由于强调各行各业都学大寨，就把大寨那些“左”的东西也带到各行各业，使各行各业都蒙受其害。
（３）多年以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各种政治运动混在一起，整了许多人。先是把农业学大寨和整党建党、“一打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后来又把农业学大寨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合起来，每一次运动都强调“批资”、“批修”、“整五种人”。在历次运动中，除了打击了少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外，也整了不少好人，特别是伤害了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前几年，我们还错误地提出：“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真学还是假学，是当前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本来大寨代表人物早已把“反大寨”作为帽子、棍子到处整人。“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的许多领导人都戴过“反大寨”的帽子，挨过“反大寨”的棍子。可是，我们却一手捂着伤疤，一手又给别人戴“反大寨”的帽子，伤害了不少同志。此外，如前所说，大寨代表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陷入了派性的。因此，在学大寨的问题上，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也渗进了派性。有的地区和单位，这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不仅把对大寨的态度和感情作为衡量和使用干部的标准，甚至在清查运动中，还把所谓“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列为清查内容。这些问题也是影响山西安定团结的因素之一。一九七九年一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已经明确地宣布：“文化大革命”以来，乱扣“反大寨”的帽子是错误的，应一律推倒。现在省委重申：一切因所谓“反大寨”、“反昔阳”、“反陈永贵”的罪名而被错误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应一律给予平反。各级党委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一定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奔四化。
（４）这些年来，为了推广大寨经验，省委陆续从昔阳调出一批干部，到一些地、县和省直一些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由于采取这样的组织措施，就使“左”的东西更加泛滥。同时，一下子把这些同志从基层提拔到领导岗位甚至是高级的领导岗位上，他们的工作能力和经验都很不适应，使有关单位的工作受到损失。这种错误的做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这个责任应由省委承担，调出来的同志是没有责任的。去年以来，我们逐步采取措施纠正这一错误，今后要遵照五中全会的精神，继续认真地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
（５）在一段时间内，省委同大寨、昔阳之间离开了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把大寨、昔阳看成特殊的地方和单位。在财力和物力方面，例如在分配水利投资、化肥、农业机械、汽车等方面，都给予过多的特殊照顾。对于大寨代表人物的一些错误意见和要求，省委有些是抵制了，有些是妥协了，也有些是丧失了原则。昔阳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经过省委批准列入基本建设计划的，而且是在工程的规划、设计没有按照基建程序办事的情况下批准的。在施工过程中，对于个人随意决定增加项目、乱改设计、增大投资的问题，又没有及时检查纠正，以致工程越陷越深。一九七九年底才决定缓建；今年，在胡耀邦同志、万里同志批示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后才停下来。类似“西水东调”工程的，还有昔阳拖拉机厂的建设。这些既是“左”倾路线的产物，又是封建家长式统治的结果，也反映了省委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这些批示和批评，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扶了正气，压了邪气，对于我省继续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扫除封建意识，进一步纠正学大寨中的错误，都有重大意义。
以上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山西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它破坏了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我省农村经济路子越走越窄。
应当指出，这些年来，各级党委在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全省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许多先进单位由于能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没有生搬硬套大寨、昔阳的做法，以比较快的速度发展了生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对国家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就是大寨、昔阳在这方面也是有成绩的。昔阳的土地面貌有较大变化，粮食产量除去虚假部分仍有较大增长，社员分配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有较大增加；这是大寨、昔阳人民出大力、流大汗换来的，也是国家从财力物力上给予大量支援的结果。但是，应当认识，如果不是强行推广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广大干部群众付出那样大的劳动代价，国家在投资和技术方面给予那么多的支援，我省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快得多。
通过对农业学大寨问题的初步总结，我们应当接受哪些经验教训呢？
第一，必须端正我们的政治路线。过去我们所以那样积极地推行大寨和昔阳的经验，首先是因为我们思想上有长期所形成的“左”比右革命的思想，因而容易接受体现“左”倾路线的大寨经验。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才逐步从“左”倾路线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纠正过去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央现在采取的各项基本政策，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当前在农村工作中，我们已不能满足于纠正过去发生的“左”的错误，而是要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放宽农村经济政策，根据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迅速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第二，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政治手段搞经济，习惯于开大会、做报告、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发号令的工作作风。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了，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希望、要求缺乏真正深切的了解。在推广大寨、昔阳经验的过程中，虽然听到过各种不同的反映，但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实事求是地分析其利害。有时即使感到某些方面有问题，也未能完全坚持原则。这样，就不可能不犯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不可能不在许多问题上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加强党性锻炼，增强群众观念，听取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疾苦，总结群众的经验。这样，才能够进一步理解三中全会精神的正确性和巨大威力，才能够切实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个是靠马列、靠科学，一个是面向实际、面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两条，才能在路线上同中央保持一致，才能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第三，应当正确地对待农民。实践证明，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我们在农业学大寨中发生的一系列错误，都同不能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有关。搞“一平二调”就是剥夺农民的问题，搞“穷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有两种互相矛盾的错误倾向。一方面，总是怕发生两级分化，怕少数农民富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采取各种办法去剥夺农民，限制农民。另一方面，又脱离实际地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程度，似乎全体农民在很短的时期内，都可以变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不计定额、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劳动。事实证明，除少数先进分子以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不能不计定额、不计报酬地为社会劳动，更不用说农民了。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各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形式，使我们真正找到了把社员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联结起来的结合点。此外，在对待农民问题上，还有一个方法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反对命令主义的方法，这本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但是，这些年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却往往背离党的这个传统，采取命令主义的方法对待农民，有时甚至使用强制手段让农民做这做那，这个教训也是深刻的。
第四，应当正确地对待典型。我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错误，都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培养什么典型，推广什么经验，是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这里着重从领导作风、领导方法的角度，指出几个应当记取的教训：（１）在对待典型的问题上，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待任何典型，都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它们的成绩，又要看到它们的不足。决不能相信有什么“一切先进”、“一贯正确”，再也不能象对待大寨那样神化典型，迷信典型。（２）总结典型经验要实事求是。总结经验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要把朴素的经验提到应有的理论程度。但是，决不能象对待大寨那样，离开它的基础，一再地加以拔高。（３）推广典型经验，一定要强调因地制宜，反对生搬硬套。过去强调学大寨“不掺假”、“不走样”，不但就其内容来说是错误的，从领导方法上说也是反科学的。（４）为了使典型不断进步，要经常指出它的不足。发现有了骄傲的苗头，要及时给它敲起警钟，帮助它改正。决不能象对待大寨那样，吹它，捧它，护它的短，那样会使典型走向反面。（５）历史的发展，从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的典型不断涌现，后来者居上。这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要经常地、及时地发现新的典型。如果象过去学大寨那样，只能跟在它的后边，不能超过它，那样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要通过这次总结，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大胆的抓好典型，正确地宣传和推广典型经验，把四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应当指出，全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责任在省委，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是没有责任的。在总结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时，绝不能层层追究责任，那样就背离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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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搞了十多年，“左”倾路线的影响是很深的。对于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在拨乱反正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决不能估计过高。继续批判“左”倾路线仍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从实际出发，提出切合实际的措施，把农村经济搞活，以加快我省农业的发展。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