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委文件1980-7-2
中纪委二办找汪东兴谈有关少奇专案问题的记录（节录）
1980.07.02 （上午）
凌云同志：现在我们正在审问那些人，有些情况需要了解，今天想请东兴同志谈谈他们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问题，首先，开始成立少奇同志专案组是个什么情况。
汪东兴同志：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关于成立专案组，中央有个文件，开始是成立材料组，有肖孟、郑汉浩，那时我还没有完全参加。这个时候，大字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提出来了。
六六年三月，我陪同少奇同志访问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回国时，总理打电话转报少奇、陈毅同志，要我们从昆明去杭州，不要回北京。四月到杭州，主要是讨论“五.一六”通知，批评彭真同志。五月，在北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文件，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四个专案组，小平同志，剑英同志，富春同志等等，那时，我是一个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什么，我当时也不太清楚。有文件，可以查。
凌云同志：六六年九月成立王光美专案组，是否在此名义下审查刘少奇同志问题。
汪东兴同志：王光美同志问题进行得早一些。但那时是叫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凌云同志：到十二月成立为组，谢富治说：王光美专案组主要审查刘少奇问题。
汪东兴：当时，谢富治是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是副主任，我也挂个副的，具体工作是肖孟、郑汉浩同志。是否涉及到少奇同志的问题，那也可能。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还是中央常委，排在第八位。原在中南海西楼，叫材料组，后改在中南海丙区，又叫丙组，大概主要是对王光美同志的问题。
凌云同志：后来审查少奇同志问题是否由江青主要负责。
汪东兴同志：牵头的不是她，是总理，后来有一次开会时排名单把江青的名字放在前边了。
凌云同志：谢富治批过一个材料，说刘少奇一案主要是江青亲自抓的，以后报告，请示都要直接先报江青。
汪东兴同志：谢富治也是抓此案的，他怕江青，是江青的亲信，互相吹捧。谢对总理态度不好，国务院开会有时都不去的。谢富治与温玉成是跟江青的，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一楼，江青有病在楼上，谢富治、温玉成老不下来，听说在楼上宣誓，向江青表忠心。谢富治批的那个东西，我看过。江青没有单独同我谈过刘少奇同志问题，刘的专案组她是成员之一。也有谢富治，谢是听她的，整个专案组在讨论的时候，江青都参加的。以后把江青的名字排在总理前头，我们说不行的。江青抓刘少奇专案是事实。最后的审查报告，是经张春桥修改的。在开始时，是几个人分别管几个专案组，但材料不交换。刘少奇同志专案组，开始名义不是江青管，后来她就抓了。那时，康生对彭真同志的专案工作，是直接管，也批了许多东西。周杨同志那个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是负责人，审查七、八十人。我们说审查那么多不行，为此，江青等人在钓鱼台还批了总理和我，我们说不管了，你们管吧。少奇同志这个组，以后就没有我了，一是我经常不在，二是说我右了。后来名单排列，把总理勾在江青后头，我们不同意，我估计，是康生、戚本禹他们勾的，他们对总理有意见。总理是中央常委，但不是文革小组成员。会议决定是总理牵头的，以后他们背着总理抓专案工作，企图把整个专案大权控制在他们几个人手里。我曾批评过康生秘书齐景和同志，齐把专案的一些文件材料送康生，总理看不到，我在专案组会上批评过这个事，凡是我认为重要的材料，都得呈送总理审判。
凌云同志：少奇的厨师郝苗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汪东兴同志：当时，江青他们在会上对郝苗同志提出三条：一、说郝苗给钱和粮食让王光美同志的女孩逃跑；二、说郝在励志社给蒋介石做过饭；三、说王光美同志在军调执行部时认识郝，是王光美同志调去做厨师的、说郝有特嫌问题。当时我说郝调到刘少奇同志处是经过组织上调的。江青他们不听，会上决定写报告抓起来。报告可能是我写的，六七年六月把郝苗同志抓起来了，是公安部派的人，不是我们派的人。少奇同志那里的女保姆戚妈是怎搞起来的，我就不清楚了。对郝苗后来查明，在励志社是给蒋介石送过一次饭，从励志社到东单，被蒋扣下不许马上回去，不是做饭，连蒋介石的面都未见过。以后，我主张释放郝苗同志。
凌云同志：为少奇同志问题，还捕了谢飞、郝苗、孙淑珍、傅连璋。
汪东兴同志：搞傅连璋同志，毛主席是不同意的。长征时傅是主席的保健大夫，他对主席感情很好，主席对他也很好。审查少奇同志问题不应该牵连傅连璋同志，他们为什么要搞傅，我也不清楚。据我所知，傅连璋同志爱人陪江青去过莫斯科，开始江青对她还好，后来不知为什么对她突然不好了。傅的爱人是正派人，我估计她对江青看不惯。
对王光美同志，在定案时，江青主张判刑，而且要判重刑。总理违心地同意，后来主席不同意。
凌云同志：孟用潜的口供是逼出来的，很快就翻了。
汪东兴同志：这个口供材料我们知道，办公室的几个成员都知道。但当时对逼供的情况不清楚，当时，总理、谢富治和我去铁狮子胡同，到专案组审查材料把关。孟用潜同志的材料，总理看过，有几次专案组也汇报了，说孟翻了。后来，总理说这个材料要核实，不能用。当时，认为孟用潜同志的材料不可靠，主张核实的，有总理、我和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在铁狮子胡同开会讨论，是一件一件讨论的。专案组把孟翻案的材料给总理和我们看了，也给谢富治看了。后来在中南海西楼开会讨论时，江青、康生、谢富治、张春桥他们主张用，不同意我们的意见。那个时候，不认为整个案子是假的，认为是真的，但有意见，觉得有反复，有怀疑，不应该用上去。他们说我们是怀疑派。那个时候总理也没有说是假的，但总理和我们主张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要核实，以今天的眼光看，经过中纪委调查核对，是假材料，假证据，假口供，叫做三假，欺骗了主席。那个时候不认为是假的，因为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当时，总理和我们主张只用有把握的八十几份材料，他们主张用一百多份材料。江青、康生他们主张用孟用潜同志的材料，不同意我们的意见，非拿上去不可。当时他们的主要论点，说孟知情，有反复是他害怕。在中南海西楼，是集体审阅刘少奇同志的材料，讨论了一个礼拜。在西楼讨论后形成初稿，江青他们又提出修改，结果又由张春桥动手返工。由原先的两顶帽子，改成是三顶。最后送给中央、主席审阅。
因为孟用潜同志翻供，把孟抓起来。这是江青、康生、戚本禹的意见，江青的代言人就是戚本禹。谢富治同戚本禹的关系也很好，戚司令就是谢富治他们叫出来的。
文革小组有一批内部简报，造谣、污蔑、整老干部。陶铸同志就是上了这种简报的。主席对我说：还有你三期简报呢。我建议你们把这批简报找出来看一看。
凌云同志：丁觉群写的武汉问题的材料，丁说是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打破事实框框写的。
汪东兴同志：丁写的材料，我们看过，当时谁要求他打破事实框框写，不知道。另外当时，还从法国领事馆找出一些材料。这个材料，是谢富治拿出来的，说公安部过去不拿出这个材料，是公安部包庇了。谢又派人到武汉找原件材料。
二七年武汉交抢，说是叛变，又说是内奸，当时讨论是这样认定的，是谢富治提出来的，说刘少奇同志上过庐山。江青、康生都是这个观点。
凌云同志：三零年杜兰亭在沈阳被捕叛变造成的党组织的大破坏，同少奇同志二九年的事毫无关系，但说是少奇同志引起的，专案组认为不能成立，但最后还是定了案。
汪东兴同志：这个问题详细情节不清楚。开始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后来在西楼讨论时，他们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是少奇同志告的密，是在西楼定下来的。他们还批评专案组未搞清楚，批评我们就事论事。这主要是江青、康生他们搞的。这个会，总理是从头到尾参加了。以后，总理没办法，挨了一次批，总理才撒手，说要改你们改。
凌云同志：六十一人问题，六六年九月肖孟给康生写报告，说成是叛变。十一月，刘澜涛给总理写信，提出中央知道此事，中央应当说话。吉林的赵牧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理给主席写了报告，说少奇同志是代表中央处理的，查时中央知道，又经过党的七大、八大审查过，中央应当承认知道此事。主席批了：照办。总理传达了，并叫红卫兵不要搞了，中央知道此事。为什么后来又搞呢？
汪东兴同志：六十一人问题怎么提出来的，我不太清楚。听说七大时，主席曾找过一些人谈话，并要薄一波同志开出名单。文革碰头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到此事，因为我是列席参加，总理要我去报告主席，主席说有此事，可查一下档案材料。我查出了名单，是一张小纸上写的。查出后给了总理。但康生他们不承认，这个案子一直是康生他们管的，放在少奇同志头上，也是他们搞的。延安抢救运动也搞扩大化，以后好多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又翻出来了。
当时，有些问题有分歧，争吵，他们拍桌子。总理很困难，压力很大。谢富治对总理是根本不理的。他那时候坏得很呀。严佑民同志派人到档案馆看材料，是谢批准得，但他又在江青、康生那告严的状，把严抓起来，陷害人家。
动用窃听器搞少奇同志，当时我不在，是戚本禹批准的，戚是请示了江青、康生的，是从公安部十二局拿来的，把罪责加给肖孟同志。
凌云同志：主席不允许面对面批斗少奇同志。
汪东兴同志：一九六七年七月，主席去外地离开北京以前，就指示对少奇同志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要背靠背。当时，江青、康生、戚本禹都在场。同时，还把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交代给戚本禹。主席到了武汉后，他们在家里就搞起来了，面对面地斗少奇同志。此事报到武汉，我报告给主席，主席说已经讲过的，怎么又搞。主席要我报告给总理，总理当时在北京，要我直接打电话告诉戚本禹。戚说这些事情从那听来的，以后家里事情你不要管，由我负责。
凌云同志：专案办有些规定，是谢富治搞的，谁批准的呢？
汪东兴同志：那些规定，是谢富治要专案办公室搞的。有的经总理批准的。但有关审讯方面的规定具体怎么搞的，批准手续如何，我记不清楚，他们搞逼供信，也死了人，那个时候，对少奇同志没有问过他什么事情。
整王世英同志的问题，总理对康生意见很大。王世英同志是反对江青同主席结婚的。
问：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是否谈过专案审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
汪东兴同志：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常委都在，总理说中途到钓鱼台十七楼休息，常委是一起谈了此事，但我不在场。事后总理对我说，由专案组同少奇同志谈好不好？二是少奇同志的身体受得了受不了，总理说，常委是谈了，但未作决定，决心未下。
汪东兴
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三日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