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转发1979-1-4
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979.01.04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现将此件转发至县、团级党委，其要点可口头传达到群众，但不要登报和广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
《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
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在上海进行全面夺权，他们把这叫做“一月革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弄清事实的真相，明确问题的性质。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这种要求更为迫切，更为强烈。当前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窜回上海，到二月五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他们从上海打开缺口，进行全面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姚文元就同林彪、陈伯达、江青相勾结，竭力煽动群众“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通过处理“安亭事件”，背着上海市委同王洪文等签订“五条”协议；当赤卫队起来反对他们炮制的“五条”协议时，他们就造赤卫队的谣，制造“康平路事件”，把赤卫队搞垮，进而把上海市委和各级组织搞瘫痪。张春桥在分析一九六六年底上海形势时曾得意地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上海的桃子熟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回上海。一下飞机，就分别找徐景贤、王承龙和“工总司”的几个头头密谈。张春桥说：“我和姚文元两人也参加你们一起。”并煽动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一月四日，《文汇报》第一个宣告夺权；五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九日恢复出版了已经停刊的《支部生活》。张春桥、姚文元就通过这些报刊，“要点谁的名，就点谁的名”，大造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一月六日，他们假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并把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同志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勒令陈丕显同志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压中央彻底改组市委。这个大会的策划者就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也是经张春桥、姚文元审查修改的。这一次大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里。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同王洪文、徐景贤等人密谋策划，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当时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经济主义妖风等严重情况，倒栽到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身上，欺骗中央，蒙蔽群众，在全市进一步掀起戴高帽子、游街、揪斗的恶浪，大规模地迫害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
在此期间，张春桥、姚文元几乎天天同陈伯达、王力等人通电话，紧密配合，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不断煽动“展开全面夺权斗争”。在这股逆流冲击下，搞乱了全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搞垮各级党政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同时，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建立他们的全市性政权组织。一月八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铁路、海港、长航、邮电等局的领导权。张春桥叫嚷说：“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派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市委，实际上就是妄图以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取消党。张春桥并授意徐景贤去找“工总司”头头策划贴“拥护张春桥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大标语。一月十九日，他们在拼凑班子的会议上，狂妄地把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相比，说可以叫做“一月革命”，全市政权组织可以叫做“新上海公社”，成立宣言可以定名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二月一日，“一月革命万岁”的标语贴遍全市。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开张。这个名称，是张春桥同陈伯达、王力等人一起合谋的。张春桥说，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标志着旧市委、旧人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垮台了，标志着上海无产阶级广大的革命人民夺了权，当了政”。并说：“继续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这是斗争的中心，斗争的焦点，成败的关键。”后来因为遭到毛主席的批评，他们才不得不改换成“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但名称改了，实质并没有丝毫改变。
林彪、“四人帮”在这一阴谋活动中，瞒上欺下，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他们一面盗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的名义，去欺骗党中央、毛主席；一面滥用毛主席的威信，去逼迫群众。比如，明明是他们自己把一月六日大会的口号定为“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在五日向中央的简报上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再如，王洪文等人制造的“安亭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又发电报又叫张春桥亲自赶来，一再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坚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可是，一转眼间，张春桥却签字承认了这一切，反过来倒要华东局和市委作检查。当时，陈丕显、曹荻秋同志就曾责问陈伯达、张春桥，为什么背着上海市委签订协议，出尔反尔？事后却被倒打一耙，强加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须有罪名。凡此等等，都充分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
（二）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是一场反革命风暴，一股反革命逆流，是他们搞乱全国，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是针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向党中央、毛主席夺权。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的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工人阶级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在这十七年中，上海市委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带领全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殖民地的旧上海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城市，把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把上海市委诬陷为“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旧政权”，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策划这一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头目和主要骨干分子，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叶昌明等人。他们确实是一伙反革命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地痞流氓、打砸抢者、反动文痞。他们通过这一场篡党夺权的大阴谋，结成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夺权以后，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政治纲领，大量制造假案、错案、冤案，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地进行迫害，逐步把上海变为搞乱全国、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基地。上海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早已十分痛恨，采取各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直至“四人帮”彻底垮台。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迅速夺回了被他们篡夺了的上海市党政领导权。
（三）
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们打算在党中央批准后，市委明确宣布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把被他们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宣布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统统推倒；宣布对参与策划所谓“一月革命”，并在以后继续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逮捕法办，以平民愤。同时，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策划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只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余党，当时的各群众组织和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要团结一致，共同揭批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所谓“一月革命”的严重罪行，揭批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根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我们意见，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可以先在内部做好工作，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统一认识，妥善解决。今后视情况再公开报道处理的结果。
我们相信，彻底揭露一月反革命风暴的真相，必将得到上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心一意搞好四个现代化。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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