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5.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中共中央通知1977-9-23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的通知及附件

1977.09.23；中发 ［1977］ 37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发给你们。

《材料之三》的主题是，集中揭露“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罪恶活动。这个材料共分两部份。第一部份，集中揭露“四人帮”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第二部份，选择党的十大前后的若干重要政治事件，揭露“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其他渠道，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散布大量的反动思想和反革命谣言，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材料之三》中汇集的“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是学习党的十一大路线，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很好的反面教材。

根据中央的部署，十一个月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大群众集中打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第一个战役，又打了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的第二个战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应当以华国锋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叶剑英同志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同志的闭幕词为指导，结合传达“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三》，深揭狠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并且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进行批判。

各级党委要在传达、学习十一大文件的同时，做好《材料之三》的传达和宣讲工作。要认真地研究“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抓住“四人帮”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揭露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批判他们篡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密切联系实际，在各条战线彻底肃清“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流毒，全面地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体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传达的方法和步骤上，要联系《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的有关部份，宣讲《材料之三》，要先训练骨干，学好十一大文件，做好宣讲工作的理论思想准备。

本通知和《材料之三》的传达范围，与《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的传达范围相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王张江姚专案组

一九七七年九月

目 录

第一部份“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一、“四人帮”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一）张春桥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二、“四人帮”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一）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二）公安部尹肇之等同志的揭发

（三）四人帮”指使其在公安部的党羽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四）施义之在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议期间的反党讲话

（五）“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背着华国锋同志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

（六）“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对中央和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搞反革命侦察

三、“四人帮”煽动揪“军内走资派”，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

（一）江青、王力、关锋等人伙同林彪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

（二）江青组织“炮队”，“放火烧荒”，反军乱军

（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军乱军的部份罪证材料

（四）徐海涛反军乱军的发言提纲

（五）陈亚丁大肆鼓吹写揪“军内走资派”的文艺作品

（六）徐景贤、王秀珍、丁盛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

（七）“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民兵组织，变为所谓“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八）张铁生污蔑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

四、“四人帮”操纵舆论工具，推行反革命的 政治纲领，大肆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一）“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二）“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华主席

（三）“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五、“四人帮”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

（一）“四人帮”与其党羽于会泳等人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二）“四人帮”炮制《反击》等反动电影的有关材料

（三）“四人帮”在“写与走资派斗争”问题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四）在“四人帮”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动号召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反击》式的反动作品

六，“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学校，变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工具

（一）北京大学党委的揭发

（二）清华大学党委的揭发

（三）“四人帮”鼓吹把学校办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

（四）“四人帮”打着“开门办学”等旗号，煽风点火，反党乱军

（五）迟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反党讲话记录（节录）

七，“四人帮”煽动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一）王洪文在经济建设部门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反动日记

（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其党羽金祖敏收集黑“材料”，攻击工业交通各部

（四）江青指使谢静宜、迟群收集整理外贸系统的“材料”，诬陷邓小平同志和外贸部门

（五）“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七机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

（六）“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冶金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七）“四人帮”及其党羽在铁路部门层层揪所谓“还乡团”、“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八）“四人帮”及其党羽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九）“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科技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科技事业

八、“四人帮”妄图篡改毛主席规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路线

（一）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

（二）反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三）依靠新老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第二部份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对抗毛主席对王张江姚搞“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批评

（一）毛主席对王、张、江、姚的批评

（二）“四人帮”抗拒毛主席、党中央批评的有关材料

二、对抗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一）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二）“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批评的罪证

三、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一）江青同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的来往电话记录

（二）江青、姚文元在陈亚丁等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信上的批语

（三）江青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给姚文元的电话记录

（四）于会泳、浩亮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江青的报告和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批语

（五）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六）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份人员的谈话记录（节录）

（七）刘庆棠的揭发交代

（八）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四、攻击毛主席肯定的电影《园丁之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一）“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证

（二）湖南省委的反击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三）“四人帮”的反扑

（四）张平化同志的揭发

（五）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党委的揭发

五、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公开放映的电影《海霞》

（一）于会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

（二）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于会泳的电话记录

（三）于会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节录）

（四）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五）于会泳等人炮制的攻击《海霞》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批注

（六）于会泳的交代

六、蓄意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大肆宣扬“宋江架空晁盖”，污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一）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全文

（二）“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评《水浒》指示的有关材料

七、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一）新华社的揭发

（二）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五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三）两校“大批判组”编辑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初编）》（节录）

（四）《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

（五）《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两个提纲一条黑线－一从到》（节录）

八、攻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一）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二）大寨大队郭凤莲等同志的揭发

（三）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记录（节录）

（四）姚文元审定修改的梁效、任明的一篇反党文章（节录）

（五）姚文元在《论总纲》一文旁所作的反动批语

（六）上海机床厂董焕章等同志的揭发

（七）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谈话记录（节录）

（八）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揭发

（九）上海铁路局刘白涛同志的揭发

九、攻击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一）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红旗》杂志社的电话记录

（二）姚文元砍掉华国锋同志报告的一九七五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目录原稿

（三）《红旗》杂志社林兆木的揭发

（四）姚文元删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普及大寨县》

（五）人民日报社李克林同志的揭发

（六）上海市农业局董家邦同志的揭发

（七）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十、反对毛主席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船舶的指示

（一）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的问题

（二）“四人帮”污蔑买船是“假洋鬼子”

（三）关于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问题

十一、反对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攻击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一）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在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上所作的反动批注的影印件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谈话记录（节录）的影印件

（三）《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四）《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五）《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六）广播事业局的揭发

（七）“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

十二，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

（一）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二）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

（三）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

（四）江青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送给美国人维特克的军事地图等材料的影印件

（五）国外出版发行的维特克写的《江青》的影印件

第一部份 “四人帮”蓄意颠倒敌我关系，篡改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全面篡改毛主席的伟大理论，篡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他们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诬蔑在我们党内军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根本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革命领导干部，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的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准确地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特别是精辟地论述了毛主席关于走资派问题的完整学说，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在这些问题上制造和散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的谬论。华主席在报告中指出：“‘四人帮’在‘走资派’问题上制造了这么多荒谬理论，借这个题目进行了这么多罪恶活动，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这伙新老反革命，对我们党、对我们军队、对我国革命，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他们喊出了被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打倒的所有反动阶级渴望报仇和复辟的心里话。他们不但要向社会主义革命反攻倒算，而且要向民主革命反攻倒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还乡团\‘。我们党有一套从建党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的经过考验的老中青干部，我们党有一支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军队，这都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要打倒我们党、我们军队的这一套干部，就是妄图摧毁我们党，摧毁我们军队，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张春桥所说的‘改朝换代’，‘总把新桃换旧符’，另立他们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这是他们在‘走资派’问题上一切谬论的要害所在。”

一、“四人帮”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四人帮”所谓的“革命”，就是复辟。他们反对的所谓“走资派”，就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凭借窃据的权力，大肆鼓吹他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并且把它推行到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去，专政机关要“镇压走资派”，军队“要揪军内走资派”，文艺“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教育要办“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各条战线都要“层层揪走资派”。

“四人帮”的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从林彪那里拣来的破烂货。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搞阴谋，搞分裂，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一）张春桥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1、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在一次会议上谈话记录（节录）

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有买办资产阶级。

2、张春桥的谈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春桥：

无革（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

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革谈不上。

颠覆政权的不是荣（毅仁），当然荣也想搞，但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是党内走资派。

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要求是懂得的。战争一结束，就带来利益，再前进就不行了。

我们党搞民（主革命），廿八年，等认识统一了，就结束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快廿八年，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十二省的会。找第一书记来，都是合他（注：指邓小平同志）胃口的。

当前，上海生产要搞好，要警惕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燃料，他没有道理么，我看有人搞鬼，还求人家要，对外国资（产阶级）这么迎合。国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中国资（产阶级）软弱。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

商业部是垄断资（产阶级），连自由资（产阶级）都不如。

注：张春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九七六年一月在北京同黄涛作了两次密谈。这是徐景贤听黄涛传达张春桥谈话时的记录。

影印件原文

张春桥蓄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了“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革命理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张春桥在钓鱼台和上海市委常委黄涛作了两次密谈，黄涛返回上海后，向马天水、我和王秀珍等作了传达。张春桥说：“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在对立面去了。”张春桥又说：“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张春桥还胡说什么“我们党搞民主革命，二十八年，等认识统一了，就结束了；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快二十八年了，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许多人的认识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一九七六年二月，马天水、我、王秀珍、黄涛、李彬山去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又多次窜到京西宾馆马天水套间大肆放毒，散布“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谬论。二月十九日晚，张春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又进一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敌人”，他提醒我们要团结对“敌”，还特意引了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来启发我们，这就是要我们把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当作“敌人”加以打倒。早在七五年十二月，张春桥就向肖木面授了柳宗元的这两句话，要肖木打电话告诉上海写作组的朱永嘉，按这个精神“搞阶级斗争”。后来，张春桥又在朱永嘉给他的一封信上作了黑批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在中央”三个字下面划了两条粗线。七六年二月打招呼会议期间，张春桥更是多次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七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张春桥把马天水、我和王秀珍找到钓鱼台，他又一次地指名攻击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并污蔑先来开会的五个省的第一书记“看来都难以转弯子”。他阴险地说：“我最近在读《阿Q正传》，看到小D和阿Q打架，闹派性，他们还不知道是走资派赵太爷在挑动。有些地方两派至今闹得很厉害，就是因为背后有走资派。”张春桥这是煽动“层层揪”走资派，猖狂地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华国锋同志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张春桥抛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反革命理论后，一再下令要在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全面推行。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张春桥又在钓鱼台向马天水、我和王秀珍作布置：回上海后立即召开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张春桥亲自规定了讨论题目：“究竟什么叫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怎么限制法？”张还指定参加会议的要包括“理论队伍，文艺创作人员、报纸编辑记者。工农兵理论骨干等”，并说“他们要写东西，要早作准备”。他下令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他说，“文艺创作写社会主义革命要写得更深一点，实际斗争和理论上都很深了。”张春桥还说，“写不出是因为自己对资本主义道路有点想，对资产阶级法权感到舒服。”那就是说，你不去写所谓的走资派，你自己就是走资派。后来，张春桥在北京又接见了上海市写作组的一个领导，密令要组织上海的作者到其他省去体验生活，写大走资派。

我回上海以后，立即和马天水、王秀珍、朱永嘉等商量，在七六年二月底至三月初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大肆传播张春桥的黑话，鼓吹要描写各种各样的走资派，我当场把文教系统一位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有个性的“走资派”。一九七六年四月初，我还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事先送给张春桥审阅并得到了他的批准。我在讲话中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自称“老革命”的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会变成走资派呢？造成这种变化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是什么呢？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呢？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反动理论。在“四人帮”和我的控制下，上海的宣传文教阵地毒草丛生，报纸、刊物、出版物、文艺创作中大量充斥着所谓的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和文章，矛头直指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我犯了为王、张、江、姚“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忠实效劳，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严重罪行，我完全认罪服罪。

徐 景 贤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4，马天水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春桥把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对我们说，回去以后先组织理论队伍骨干学习，要讨论所谓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的。回到上海后，我先召开市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根据张春桥的黑旨意，经过我和徐、王策划，把市委常委会引向主要讨论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的问题。同时，徐景贤布置朱永嘉组织了一二百人的理论骨干学习讨论所谓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的，从政治上、经济上、历史上各个方面讨论了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的所谓论据，流毒甚广。接着我们又把市委常委会上的一套搬到了区县局干部会议上，进一步煽动大批所谓民主派变走资派问题，我还按着四人帮的腔调在会上胡说过邓小平不只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股复辟势力，主要是在上层。徐景贤散布民主派变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王秀珍散布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还有一些分团长。接着四月二日在市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我和徐、王策划组织大会发言，其中主要内容是徐景贤讲的民主派如何变成走资派的。这次大会完全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

马 天 水

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

5、朱永嘉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一九七六年二月初，张春桥下达黑批示，说：“要注意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张春桥的这一反革命黑批示，矛头完全是对着华主席的，是与他二月三日的反革命黑文相呼应的，接着张春桥又给我们下达反革命的黑批示，要我们去抓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妄图借此来打倒中央与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接着他又下令召开全市性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党内资产阶级什么时候成为主要矛盾，民主派怎么变成走资派，接着又要肖木给我们带信，说他正在看鲁迅的小说风波，说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现在都还在活动着，他想到阿Q和小D，不应该互相揪住对方的小辫子，而应该去揪赵七爷的大辫子，应该去揪张勋的大辫子，根据他的反革命黑指示，我们立即炮制了一篇反革命的黑文，题目叫做《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在全市掀起了一股揪辫子风，在报刊上真是黑浪阵阵，张春桥看了还不满足，认为问题的根子在于那个被废弃了的皇帝和社会制度，矛头完全对准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张春桥这么接二连三紧锣密鼓的给我们下达那么多的反革命黑批示，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四人帮”要篡党夺权，一个反革命目标，那就是“四人帮”要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

（二）《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七期发表了《革命与资本──读有感》，署名戚承 楼。这是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一篇反革命文章。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肖木打电话来说，张春桥找他谈了一次话，说他读了《学习与批判》连载的《汪精卫卖国记》上、中、下三篇以后，感到把汪精卫一开始就说成是投降卖国的，这样一部历史就无法理解了，汪精卫还是有一段革命的前半生，正因为他有资本，才能卖国。他这一番话的反革命目的，是利用汪精卫卖国这个问题，把矛头对着我们广大的革命老干部，对着我们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是为了进一步论证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必然规律，而且不仅是走资派，还可能是投降派，我们就是根据张春桥这个反革命意图炮制的这一篇反革命黑文。

朱 永 嘉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注：朱永嘉，原上海市委列席常委，写作组负责人。

6、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在朱永嘉的一封信上的批语

影印件原文

初看了一下（注：指一九七六年《学习与批判》第三期根据张春桥授意写的《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一文），总根子是辫帅这一点似乎还可以考虑。辫子党的头子应是那个被废除了的皇帝吧？应是整个旧制度吧？

三月十三日

（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鼓吹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谬论

1、江青的一次讲话（节录）

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2、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记

现在对无产阶级专政真正危险的，不是这些人（注：指黄维等），而是党内资产阶级，党 内走资派。

3、原王洪文处工作人员肖木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阴谋家、野心家王洪文，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直处心积虑地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老同志。从批林批孔开始，就一直在我面前宣扬：现在讲革命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过去那些东西（指民主革命）有什么用！一九七五年底、七六年初他又说：井冈山传统过时了，民主革命那一套吃不开了。现在到处有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复辟派，这些人还不就是当时的那些民主派，等等。我由于站在“四人帮”立场上，接受了他这个反动观点，因此，在七六年五月中旬回上海时，在一次业余作者座谈会上鼓吹过这个反动观点。

肖 木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4、毛远新一九七六年六月初的反党讲话

毛远新在讲话中所说的国务院六月份要召开的会议，就是《材料之一》上讲到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阴谋利用这次会议，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篡党夺权。

下面是毛远新亲自修改的他的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国务院六月份要召开的经济工作方面的会议上，想发动各省、市攻一下。我们也要做点系统的准备。当然，涉及到中央各部的问题，要注意口径，涉及到部长这些人不一定点名字，但是非要说清楚，不能客气。

通过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资产阶级在那里，就在共产党内。斗争方向明了，应该敢碰了。党内资产阶级掌权，怎么能行呢！

最大的障碍是在老爷那里，─类老爷国家，（二）老爷省，三老爷市，障碍就在这里。

5、迟群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关于“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一公式和“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规律。”这样的公式和内容是从“四人帮”那里来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毛远新都说过，时间大体是在七六年三、四月间。

我曾宣扬过这一反动观点。

迟 群

七七年六月五日

下面是迟群宣扬“民主派”必然发展到“走资派”的两次讲话记录和清华大学毕秋生等同志的揭发

（甲）迟群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在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还有一个所谓经验问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特别强调经验。但是，是什么经验，要作阶级分析。他们的经验就是复辟倒退的经验。退一步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对现在没什么现实（意义），还给自己贴一点金。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那一套经验不行了！

（乙）迟群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在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任何经验都有社（会性）、实践性，我们要的经验是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文革经验、与走资派斗争的经验。他可以大讲万里长征、抗战、打蒋家王朝，他在某种意义上为走资派抹金，把民主派当成社（会主）义英雄。他们这些民主派在社（会主）义成了走资派，也是规律。

（丙）清华大学毕秋生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以来，迟群多次讲，“邓小平这个还乡团团长被揪出来了，还有副团长、政委、参谋长、团员呢！”“还有穿军装、戴帽徽、领章的走资派”，“是中央一级的大官，现在还在台上掌握一部份权力，装模作样”，“揪出他们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

毕秋生 吴晓平 刘淑敏

杨广义 董 群 朱庆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六日

二、“四人帮”打着“反对走资派”的旗号，妄图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四人帮”及其在公安机关的党羽，在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竭力推行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提出“对走资派实行专政”的口号。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就是要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污蔑为“走资派”，对他们实行法西斯专政。“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妄图通过一九七六年六月的全国公安局长会议，把这个反革命的政治纲领推行全国。华国锋同志当时就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加以坚决的制止，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

（一）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蓄意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颠倒敌我关系，倒转专政矛头。他们叫嚷：“反革命杀几个人、放几把火，没有什么了不起”，“当前最危险的敌人是走资派”，力图把公安机关专政矛头指向党内。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华国锋同志指示这次会议是要议一下打击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施义之、祝家耀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篡改会议方向，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说什么公安工作到了一个“转折点”，“要转好思想弯子，适应新的形势”。他们精心炮制了一个《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大肆诬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走资派”，胡说什么“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公安机关“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要“重视深挖后台”。施义之还一再出题目强要到会同志讨论“对走资派怎样实行专政”、“怎样侦察”，等等，并且向到会的省公安局长追问：“你们那里有几个走资派？”他们阴谋的实质是要把公安工作这把刀子杀向党内，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华国锋同志及时察觉了他们的诡计，并且根据毛主席关于走资派问题的论述，明确指出，只有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才属于敌我矛盾，多数是愿意改正错误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专政机关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就是把矛头指向党内。华国锋同志坚决不准搞这样的会议纪要，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

这次会议以后，施义之、祝家耀等人公然对抗、严密封锁华国锋同志的指示，不向核心小组传达，并利用一切机会继续贩卖他们的黑货。特别是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伐，又是办理论学习班，又是组织人写文章，还企图在《内部参考》上发表，继续大肆鼓吹“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公然散布张春桥、江青的黑话，说什么“现在主要是国内有出现吴三桂的危险”，叫嚣“谁篡改或者违背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谁就是我们的死敌”，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毛远新在辽宁的亲信、爪牙，还组成公安、组织等部门的联合办公室，到处搜集所谓党内敌情，居心十分险恶。

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十日

（二）公安部尹肇之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施义之、祝家耀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一九七六年六月炮制《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阴谋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受到了华国锋同志的严厉批评，并不准他们印发这个《纪要》。但施义之、祝家耀封锁华国锋同志对他们的批评，打着学习理论，探讨公安工作新课题的幌子，继续贩卖“四人帮”的黑货。一九七六年七月，施义之、祝家耀强令参加公安部机关第一期读书班的同志，按照《纪要》的精神，写了一篇题为《公安机关必须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文章，让在全部工作人员大会上宣讲。之后，施义之还打算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在《内部参考》上发表。八月十九日，施义之又跑到中央政法干校，亲自组织写作班子，写一篇关于资产阶级在党内，公安机关怎么办的辅导报告的详细提纲。他说：《纪要》虽然没有发，你们可以找来参考。限你们十天时间，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完成任务。还说这个搞好了，就是最大的业务等等。这说明施义之、祝家耀蓄意对抗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倒转专政矛头，妄图把公安机关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尹肇之 曹妙慧 朱国玉

一九七七年四月六日

（三）“四人帮”指使其在公安部的党羽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

祝家耀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对我说：“社会上的反革命杀几个人放几把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王洪文又对我说：“天安门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走资派是主要危险。”我完全是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意图做的，去年六月公安局长座谈会时，我和施义之、张其瑞背着华主席炮制了一个公安局长座谈会记（纪）要，把打击走资派作为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如写进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重视挖他们的后台。”目的就是妄图改变专政性质，倒转专政矛头，把专政机关这把刀子砍向党内，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效劳。

祝 家 耀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注：施义之，原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祝家耀、张其瑞，原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四）施义之在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议期间的反党讲话

一九七六年六月，公安部召开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华国锋同志指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研究打击现行反革命的问题。但是，施义之、祝家耀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篡改会议方向，把会议引向讨论“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下面是施义之的反党讲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召集人会议：1976。6．18．于前门饭店晚7．5. 355（房间）

施义之同志指示：

各组讨论的问题：

（1）研究敌人活动特点规律，就得研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2）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联系起来。

（3）敌人制造散布谣言，在社会上有市场，在内部市场多为什么？研究下谣言的欺骗性。

（4）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当前斗争形势。

A、斗争的对象、任务变了，斗争的矛头应对准谁。

B、斗争的形势、斗争的手段有那些变化。

C、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靠什么，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D、斗争的政策问题，二类矛盾，错综复杂。

E、公安机关对敌斗争，如何加强队伍建设。

（5）资产阶级在党内，公安机关如何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五）“四人帮”及其在公安部的党羽背着华国锋同志炮制的《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

这个纪要，是“四人帮”妄图对中央领导同志，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一个铁证。文中所说“最近查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主要是指对“四人帮”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这个纪要，受到华国锋同志的严肃批评和坚决制止，没有发出。

下面是《纪要》的原文（节录）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党内走资派已成为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和核心，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因此，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越来越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我们公安机关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不仅要注意社会上老的阶级敌人，而且更要看到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时，注意他们同党内走资派之间的联系，重视深挖他们的后台，发现重要线索，及时报告党委。对走资派的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打击。

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总是同党内走资派的复辟倒退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

据各地统计，在最近查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中，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党团员、干部、职工以及干部子女占很大比重。这些人中，有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认为只要邓小平上台，就有“出头之日”。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就兔死狐悲，拚命反抗。

这些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十分仇视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狂热追求资本主义复辟，兼有新老资产阶级的反动、没落、腐朽的特徵，具有极大的疯狂性和破坏性。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对中央和地方党委负责同志搞反革命侦察

辽宁省委的揭发

去年六月，毛远新从北京传来黑话说：“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罗，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有话”等等。毛远新在省委内的同夥，立即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大肆鼓噪。

李伯秋说：“现在革命的任务是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又在党内，民兵工作的任务转变也就在这里”，“我们的民兵工作现在不做好，等到大难、国难临头，那就来不及了”。他还指令在公安部门的亲信研究“对党内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

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组织公安部门和组织部门合开“两长会议”，专门布置向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强调要监视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动向。李伯秋说：“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看出了党内、党外都存在着阶级敌人”，要“瞪大眼睛，特别注视党内资产阶级”。尤其严重的是，毛远新、尹灿贞、黄吉忠等人竟敢不顾党纪国法，对省委领导同志甚至对中央政治局同志动用侦察手段。

中共辽宁省委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七日

注：李伯秋，原辽宁省委书记。尹灿贞，原辽宁省委常委。黄吉忠，原辽宁省公安局副局长。

三、“四人帮”煽动揪“军内走资派”，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

“四人帮”反军乱军，由来已久。现在查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就是一九六七年江青、王力、关锋等人伙同林彪炮制出来的， 当时就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又炮制了“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竭力在军内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到处“放火烧荒”，煽动揪“军内走资派”，妄图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军队领导同志，篡夺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权。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贯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的总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

（一）江青、王力、关锋等人伙同林彪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伙同林彪反党集团炮制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煽动反军乱军。

下面是江青、林彪一夥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节录）

影印件原文

林总：

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

胡痴

一月十日

全军文革小组并

林副主席：完全同意

一，对军队高级领导机关、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指导。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请予批示！

关 锋 王 力

唐平铸 胡 痴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二）江青组织“炮队”，“放火烧荒”，反军乱军

1、苏延勋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三日深夜，江青把迟群、谢静宜和我找去说：“我这个人爱放炮，是个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弹，又有炮队，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她派谢、迟和我，分别到军委总部、海军、陆XX军防化连和空军“点火放炮”。江青派我们去“点火放炮”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当年除夕，谢、迟和我分别从陆XX军、空XX师回来向她汇报情况时，她见面第一句话是：“炮队回来了。林彪有舰队，我有炮队”。她举起酒杯说：“为我们斗争的胜利乾杯！”她的所谓“斗争”，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苏 延 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苏延勋，原军委空军副处长。

2、江青指使其党羽陈亚丁“点火”、“夺权”

陈亚丁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在驻京部队文艺单位一些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江青同志指示叫我“点火”，“夺权”，“管全军文化工作”。我现在既没有职务，也没有个组织，我现在是孤军作战。想了好久，只好找几个我比较熟悉、比较了解的同志来谈一谈。我不敢找组织，不敢找部长们，因为阵线还不清，找错了门不好办，再说也不了解情况。我今天请同志们来就为一个目的──点火。

江青同志让我夺权，让我把全军文化工作的权夺回来，我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支持。你们这些同志我比较熟悉、了解，我现在是一个人，连个助手也没有，所以就把你们几位请来了。

我衷心希望江青同志不仅管军队文化工作，而且希望她也管军队其它工作。

江青同志要我回到总政就是要放火烧荒，今天叫你们来就是叫你们回去放火。

注：陈亚丁，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

（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反军乱军的部份罪证材料

1、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下午在总参X部汇报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总参的问题要解决一下，XX部、X部、XX局的问题，刚才XXX同志不是讲盘根错节嘛，这话讲得对，你们研究一下，继续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揭总参领导的问题。

还要继续克服右倾思想，发动群众揭，要把上边的盖子揭开，有困难，但不是那么大。这次我们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2、王洪文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在总参作战部汇报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如果苏修、美帝真的打来，我怀疑作战部会有“维持会”。真的打起仗来，总参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都齐全。

3，王洪文、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二日对总政党委的谈话记录（节录）

张春桥：你越辩解，对你越不利。证明你还没有转弯子，你的思想感情没有变化。这个样子，保卫部不就变成翻案部了？！你们这一套，没有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就开不成这个会，出不了这个文件，不信把文件拿到清华去，让他们评论。好像总政是桃花源，右倾翻案风就刮不进来，就是刮进来也刮不到你保卫部？！

你说没有追查的谣言只有两份，我那里那一份算不算？（X：不算。）你们对谣言从未向我报告，只送了空军的一件，你们批了不传、不信，但不要追。我收到后就感到奇怪。这个问题到了总政，保卫部就可以写这样的报告，总政的几位领导同志就可以画圈。这就是你们相信了这个谣言。

王洪文：说穿了，问题不在直政部，问题在总政某些领导同志，包括你XXX自己，去年就曾煽风点火，如说什么“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有这种煽风点火，下面才敢这样干。在总政出现这种事，并不感到奇怪，在去年这种政治气候下面。总政党委里面有没有人传过政治谣言。解放军报班子里就是传谣言的窝子。

张春桥：我觉得总政现在那么被动，推都推不动。我还不承认我打招呼晚，我打招呼比那个单位都早，我说总政如果不转弯，影响全军，有一天中央要用总政，用不上。

4、张春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三日在总后汇报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总后已经瘫痪了，我看瘫痪得越彻底越好。不要怕派性。打内战也可以，有些问题要靠打内战才能解决。

5，总政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亲信张秋桥，制造军事博物馆《历史综合馆》事件，妄图打击、诬陷叶剑英副主席和邓小平同志，打倒一大批军队领导干部。

《历史综合馆》，于一九七一年十月经叶副主席批准进行准备。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叶副主席主持下，经军委常委讨论，同意预展计划，随后开始内部预展。 一九七六年二月间，军博群工组干事白世藻到《人民日报》社，诬告《历史综合馆》“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树了邓小平”，“不适当的突出了叶帅”，等等。“四人帮”的党羽鲁瑛如获至宝，便根据白的诬告材料，编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清样》送姚文元，姚唯恐阴谋败露，对《清样》中公开攻击叶副主席和军委徐、聂副主席的地方作了删改，同时在另一处居心险恶地把“老干部”三字改为“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然后，姚文元于三月一日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第二三四期，张春桥于二日即将其批发给总政：“请将情况查明告我”，四日又下达了三条黑命令：第一，立即闭馆；第二，原封不动；第三，尽快查明。

张秋桥在负责调查《历史综合馆》时，按照“四人帮”的黑旨意，歪曲事实，硬说“这个展览突出了邓小平，太过了”，“责任应该总政负”，“主要问题在指导思想”等等。他公然把军委和总政十一位领导同志在审查该馆时谈的意见和原始记录搜去，把参加审查的一些领导同志的签到名单抄走，一并报告了张春桥。张春桥接到《调查报告》后，为等待时机抛出这颗反革命“炮弹”，批：“存总政”。张秋桥心领神会，责令把“所有综合馆调查材料保存好”，扬言“将来运动深入以后还会弄这个问题”。九月初，当军博领导提出对该馆作部份修改后继续开馆时，张秋桥说：“不要太着急，应着重看综合馆问题和缺点有多大”。总之，张秋桥及其主子“四人帮”必欲置叶副主席、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于死地而后快。

总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五日

注：张秋桥，原总政宣传部副部长。

6、海军政治部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党羽迟群、谢静宜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反党乱军。一九七五年二月，北大到海军来举办“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学习班开始前，两校大批判组就插了手，密谋策划要写“列宁后七年反复辟的经验”的小册子，并说这是“中央定的”，作为“重点文章来抓”。这本以和工农兵合编为名，实际上由他们一手炮制的小册子《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蓄意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毛主席的指示，鼓吹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鼓吹要“识破那些戴着红领章，要抓枪杆子的阴谋家”，还用“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被法国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在德国首相俾斯麦的支持下残酷绞杀的”等恶毒语言，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迟群、谢静宜还在清华指派专人与海军一些人秘密串连，吹风交底，非法搜集、整理矛头指向毛主席、华主席、叶副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黑材料。一九七六年二月，他们搜集了海军主要领导同志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和关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指示精神的谈话记录，以两校大批判组的名义，炮制了一篇《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文章，经张春桥、姚文元亲笔修改后，发表于三月六日《人民日报》。这篇黑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进行了猖狂攻击，对邓小平同志以及海军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诬陷、打击。

海军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

7、空军政治部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加速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采取极其诡密和卑劣的手段，搜集材料诬陷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八月十八日王洪文秘密接见了马宁等，二十日马宁背着空军党委常委，把叶副主席、邓小平同志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空军的指示、讲话材料，密送给了王洪文。尤其不可容忍的是，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其悲痛的治丧期间，马宁在九月十四日为毛主席守灵时，毛远新和马宁单独串连密谈，十七日又一次守灵时，马宁把叶副主席、邓小平同志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对空军的指示、讲话记录，交谢静宜带给了毛远新。这是“四人帮”反党乱军，妄图打倒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一件严重罪行。

空军政治部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马宁，原军委空军司令员。

8、王秀珍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去北京，在王洪文处住了四天。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王洪文向我谈了全国批林批孔的形势，谈了军队的问题，散布了很多乱军的谬论。王洪文对我说：总的全国批林批孔形势很好。谈到军队问题时，他说：第九、十次路线斗争没有解决问题，第九次路线斗争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翻案，十次路线斗争是盖子没有揭开。特别是总政、总参、总后、装甲兵、炮司，主要是这些单位盖子没有揭开。总部（总政、总参、总后）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开。如总参，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变。

“四人帮”抓不到军队，就抓“第二武装”。王洪文多次攻击军队不可靠，路线不端正。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民兵指挥部这个班子要配备好，要把总工会常委多派进去，他叫我们配备人。

“十大”以后，王洪文对我们说：我要搞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我亲自抓，把周宏宝调全国民兵总司令部，打起仗来依靠民兵。

一九七五年九月，王洪文召集市民兵指挥部头头开黑会，进行路线交底，他反革命叫嚣说：谁要一个巴掌把民兵打下去，只要我不死，二十年后我再把民兵拉起来。黑会散了以后，王洪文问马天水，仓库里还有多少武器没有下发？马天水告诉他一个数字，他还问马天水武器在那个仓库里放着？马天水说：在井（警）备区仓库，王洪文说：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放在军队仓库里不放心，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等等。他还说：准备上山打游击。在毛主席病重期间，马天水告诉我，王洪文打电话给他，急催发枪。后来，市民兵指挥部写了发枪的报告给市委，马天水批的，我也同意的。

王 秀 珍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六日

（四）徐海涛反军乱军的发言提纲

1、徐海涛一九七六年二月写的发言提纲

影印件原文

一、打开缺口，落实政策，“举逸民”，翻掉文化大革命的案，批派性，打掉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为“举逸民”开路。

二、公开举起杏黄旗，聚集复辟势力。

三、用隐蔽斗争配合，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

四、整顿

注：徐海涛，原总政保卫部副部长，“四人帮”死党。

2、总政的揭发

徐海涛在“四人帮”的直接指挥下，明目张胆地猖狂攻击毛主席、党中央。一九七六年二月，他亲笔写了一个所谓“发言提纲”，把矛头指向一九七五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提纲的第一条是攻击落实党的政策和反对批资产阶级派性。恶毒诬蔑落实党的政策是搞“一风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搞“还乡团”，“举逸民”；攻击批资产阶级派性是“打掉无产阶级新生事物，为‘举逸民’开路”。提纲的第二条是攻击党的组织路线。他胡说“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举起杏黄旗，聚集复辟势力”，攻击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任命的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诬蔑“军队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提纲的第三条是妄图把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揭露和批评当作谣言追查，他还暗中插手追谣，指使地下战斗队骨干采取秘密调查，栽赃诬陷，查上线挖后台，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提纲的第四条是攻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攻击叶副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事实证明，徐海涛的这个提纲，是“四人帮”直接指挥下炮制的一个反党乱军的行动纲领，是“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铁证。

总政治部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

（五）陈亚丁大肆鼓吹写揪“军内走资派”的文艺作品

1、 陈亚丁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全军基层文化工作湛江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掌握住社会主义时期阶级特点，这特点就是走资派在党内，在军内。因此，写好同走资派的斗争，这当然是文艺创作上的新的课题。

2、陈亚丁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在《解放军文艺》社召开的学习与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不要以为写穿军装的走资派，就是给部队抹黑。这不要紧。我们搞《千秋大业》时有嘀咕，现在看来深度不够。

尤其要向上海学习。上海这方面比较敏感，顾虑也较少，敢于支持正确的东西。

3、陈亚丁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全军参加全国曲艺调演领队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记录（节录）

关键是两个问题没解决好，一个是军队特殊论，这个问题创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都有，什么军队教育和地方不一样，什么军队写这方面的作品会不会把部队搞乱了，什么走资派穿着军装、戴着红领章、红五星行不行……还有很多呢，军队是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反潮流不好反，一句话，军队特殊论。因此，地方上写这类作品行，我们军队写这类作品从地方上找个对立面可以，而从部队内部找对立面就顾虑重重，问题很多，这必须通过学习主席指示加以很好解决，从根本上讲，军队没有任何特殊。阶级斗争军队就特殊吗？谁也不能说军队没有阶级斗争，军内没有走资派吗？确实有几个走资派在那摆着，都是大家伙。有什么特殊？既然有，因此在文艺上反映这种斗争也没有什么特殊，在斗争的具体方法上有些特殊，而没有本质上的特殊。不驳倒军队特殊论，我们这个创作就搞不起来。

（六）徐景贤、王秀珍、丁盛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人帮”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警备区某部某连，不顾干部战士的反对，强行布置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会后，他们炮制了《X连理论讨论会情况报告》，上报下发。八月十三日，南京军区原司令员丁盛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窜到这个连队讲话，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

下面是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的讲话记录（节录）

景贤：辩论军队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开始，有的领导不同意，说他们头脑发热。我看，他们是考虑问题很深，不是头脑发热。

丁司令讲：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我们有许多单位不敢，还怕。

景贤讲：有些同志提出军队三有怎么办？怎么办，斗嘛！

我们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不让讨论就不行了。

王秀珍：对资产阶级在党内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搞清楚，是非常重要的。

丁司令：在军区开会，我讲了，邓小平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阶级，是一条路线，要批深批透是要费力气的。资产阶级在哪里？走资派还在走。这个我们是一样的适用。为什么军队没有资产阶级？

景贤：我赞成把党内资产阶级的讨论更深一步，你们讨论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不是头脑发热提出来的。

丁司令讲话旗帜鲜明，带头讲路线斗争。

（七）“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民兵组织，变为所谓“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工具

“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民兵指挥部于一九七六年炮制的对民兵的“宣传教育”材料（节录）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于党内走资派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危险得多，所以我们民兵的主攻方向应该革党内走资派的命，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规律所决定的。

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进行战斗。

要搞清楚民兵与党内资产阶级斗，既要认真对付他们搞“和平演变”，又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的武装暴乱。

（八）张铁生污蔑人民解放军的反动言论

张铁生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三日在沈阳军区某部二营的讲话记录（节录）

党内资产阶级、军内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当今世界上、社会上最腐朽的一个阶级，最堕落的一个阶级，最反动的一个阶级。

党内的资产阶级呀，在部队尤其厉害。

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咱部队是什么态度？也去执行嘛，如果抵制的话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跟着走、顺着干的话性质就变了，雇佣军或者是一个御用军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四、“四人帮”操纵舆论工具推行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大肆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四人帮”操纵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并且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叫嚣“走资派”是“一层人”，鼓吹要层层揪“走资派”。“四人帮”一贯在报刊上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妄图夺周恩来总理的权，组织他们自己的“内阁”。他们疯狂地攻击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千方百计地要把华国锋同志搞下台，要把叶剑英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搞下台。疯狂地攻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组成部份。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一）“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1、江青鼓吹揪“现代大儒”，影射攻击周总理

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一次“批林批孔”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现在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如果有，希望你们提出一篇。现在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不提。以前的不提无神论，唯物论，现在的不提现在的儒。难道我们现在没有儒了吗？没有，为什么反孔老二？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蒋介石是总代表。

2，“四人帮”大批“宰相”，攻击周总理

（甲） 朱永嘉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批林批孔一开始，“四人帮”就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时机到了，一齐疯狂地跳出来向党进攻，他们第一个就是反对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刮起批宰相的阴风。七三年八月间，姚文无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XXX批孔的文章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们批孔的文章准备得怎么样，这样我们就根据他布置的意思赶写了二篇文章，一篇是《论尊儒反法》，一篇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他还不满足，七四年一月间，姚文元又亲自赶来上海，当面给我们布置反革命任务，他说：“关于吕不韦的问题，江青说那篇文章不错，主要是提出吕不韦的问题。（也就是批了宰相，江青的矛头是对着敬爱的周总理的）把这个案颠倒过来了，那一段历史可以细致的研究一下，《吕氏春秋》的核心是儒家。”还说：“《吕氏春秋》尊儒反法，时代特点要点出来，今天文汇报一篇短文是讲了阶级关系不同，地主阶级力量大了，你们一篇早一点改出来”，姚文元要我们搞《吕氏春秋》就是为了根据江青的反革命意图，继续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姚文元当时看到我们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他说：“怕什么，社会主义允许犯错误，不会垮，垮了也没什么嘛，物质不灭。”姚文元那个反革命气焰就是那样嚣张，为了篡党夺权那个反革命目的，为了反对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是不顾一切的。姚文元回到北京后，还一次又一次的来催《吕氏春秋》的文章，他还说：“这是一篇政治文章”。在七四年红旗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评‘吕氏春秋’》的黑文，同时发表的还有梁效的《孔丘其人》。这些反革命的毒草文章，掀起了批宰相的反革命阴风。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充当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工具。

朱 永 嘉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乙） 新华社的揭发

“四人帮”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即“罗思鼎”）在《红旗》上发表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借口批宰相李斯“容忍赵高的阴谋”，恶毒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姚文元在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指令新华社通知全国报纸转载这篇反动文章。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四人帮”控制的《红旗》，发表大量反动文章，攻击周总理

红旗杂志社的揭发

党的十大以后，红旗杂志在“四人帮”的控制下，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恶毒攻击周总理。例如，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红旗》发表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文，是“四人帮”直接布置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精心炮制的。这篇文章借古讽今，大批吕不韦的“折衷主义”。江青大加赞赏说：“这篇文章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

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发表的《孔丘其人》，是江青出题目由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炮制的黑文章。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亲自将该文送给姚文元，姚文元看后立即复江青：“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文章以批林为名，但通篇不讲林彪如何尊孔，却用许多现代语言描述孔丘的言行，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四年第五期《红旗》发表的《读》是两校大批判组炮制，由姚文元亲自审定的。姚文元秉承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旨意，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亲笔加上“他们极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利议》）”。影射攻击周总理。

红旗杂志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4，“四人帮”控制的《光明日报》、《文汇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

（甲）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一个多月，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小评论《孔丘之忧》。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总理，并且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总理的全国人民污蔑为“哭丧妇”。文中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借批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洋奴哲学为名，大批四个现代化，攻击周总理。如《光明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梁效”写的《经济建设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读列宁》，四月二十一日刊登“金风”（即上海市委写作组）写的《彻底批判邓小平鼓吹的洋奴哲学》，八月二十六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写的《抓住路线问题深入批邓》，都有借批唯生产力论，而大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恶毒地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光明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乙）文汇报社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要“追风源”的反革命喧嚣声中，《文汇报》在三月五日发表新华社的一篇新闻稿时，明目张胆地把周总理为雷锋同志的光辉题词砍掉。接着，又在三月二十五日第一版的新闻报导中，悍然抛出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反动语句，疯狂地攻击周总理、邓小平同志，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发来的大量抗议信、电，严正要求；“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事件的真相！”斗争锋芒直指“四人帮”。马天水等人慌了手脚，急忙电告王洪文、张春桥，乞讨指令，密谋对策。“四人帮”变本加厉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反扑。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责问：“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王洪文恶毒地叫嚣：“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姚文元无耻地狡辩：“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在王、张、姚的直接授意下，召开紧急会议，统一口径，向全市宣布了颠倒黑白的所谓“市委意见”，胡说什么：“现在有人利用《文汇报》的报导大做文章”，“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四月一日，徐景贤、朱永嘉等又专门窜到《文汇报》“代表市委”表示“慰问”，“致敬”，大肆吹嘘报社“又经受了两条路线斗争风浪的考验”。他们指令报社要把群众的抗议信、抗议电全部集中起来，转给“四人帮”，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和迫害。

文汇报社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5、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审定的《孔丘其人》的反动文章

批语影印件原文

江青批语：

请春桥同志提出意见退我。

江青

26拂晓／3 1974

张春桥批语：

这篇文章，比现有的文章通俗，可以发表。

春桥

一九七四，三月廿八日

江青批语：

请文元同志提出意见退我。

26／3

1974

姚文元批语：

江青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一些细节，可以由编辑部去查对校核。此文“红旗”收到后也已同时送我。如同意这样处理，请退我办。

姚文元

26／3

编辑组同志：

请你们核读一道，可安排本期用。若有修改处可商作者后告我。我留下一份再看一道。

姚文元

27／6（27／3）

6、“四人帮”控制的宣传工具发表的大量攻击周总理的部份反动文章的影印件［略］

（二）“四人帮”恶毒影射攻击华主席

1、“四人帮”炮制《再论孔丘其人》，攻击华主席

（甲）人民日报社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通过，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三天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炮制了《再论孔丘其人》，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这篇反革命黑文，是同张春桥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紧密配合的。

这篇文章原稿写道，孔丘五十六岁由司寇代理宰相，管理司法公安工作。稿子送给姚文元后，姚文元怕露出马脚，打电话给鲁瑛，叫他暂时不要联系。二月二十四日见报时，把露骨攻击的话改得比较隐晦了。

人民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

（乙）《再论孔丘其人》一文的影印件［略］

（丙）《再论孔丘其人》初稿原件的部份段落

影印件原文

孔丘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做了代理宰相，孔丘不禁得意洋洋，“有喜色”，他得到可以推行复辟的地盘了。

（丁） 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给鲁瑛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最近看的东西太多。

《再论孔丘其人》，你们自己可以定。

划出的地方，我看了一下。

联系当前斗争，有的可以联系；有的联系勉强。要实事求是，不要勉强，如司寇宰相，是公安部长，容易给外国记者造谣、污蔑弄到材料：暂时不要联系的，不必联系。

2、“四人帮”及其党羽炮制《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克己复礼”再批判》等反动文章，攻击华主席

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八月间，华国锋同志在有关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搞急了的指示。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一版刊登“高路”（即梁效）写的《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一文，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攻击华国锋同志。文章说什么：“有人名为共产党员，却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热情，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事情深为反感。”还说，这种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辩护士”，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挑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无耻背叛。”恶毒地影射攻击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梁效”写的《“克己复礼”再批判》，借批孔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文章用孔老二先后做过中都宰（相当于地方长官）、司空、司寇（相当于公安部长）和摄相（相当于代总理）的一段经历，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说什么“孔老二继续大搞‘克己’，靠这种政治骗术，终于蒙蔽了季氏，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摄相的职务。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三个月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这对复辟派的孔老二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搞‘复礼’了。一时妖雾重来，谣言四起，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光明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

3，“四人帮”利用抗震救灾，贬低和攻击华主席

新华社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出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华国锋同志不辞辛劳，不避艰险，深入群众，把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送到灾区人民心坎上。“四人帮”对华国锋同志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光辉形像，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限制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活动的公开、内参和图片报导。

唐山抗震救灾报导开始后，姚文元多次给新华社电话，设下重重关卡，不让充份报导华国锋同志的慰问活动。八月二日，姚来电话：“关于慰问团的活动，内参要选登有参考价值的。抗震救灾照片搞黑白片就可以了，不要搞彩色的。抗震救灾的报导发稿时间要拉开些，太集中了不好。”八月六日，新华社赴唐山记者组发回第一篇关于中央慰问团的通讯《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姚文元看清样后恶狠狠地说；“昨天讲了山东抗震救灾稿隔天再发，今天又送来了慰问团、解放军两篇。你们要通盘计划，不要太集中。全国还有其他的大事，学习、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等。慰问团的这次发了就差不多了，以后主要是实际行动。”在姚文元的黑指令下，许多反映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慰问团的活动的报导和照片，就此不能在报上同群众见面了。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4、《 四人帮》授意《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攻击华主席

《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一日发表的关于抗震救灾的社论

影印件原文（节录）

解放以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

5、上海《学习与批判》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反动文章，攻击华主席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副组长王知常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九期发表《山崩地裂视若等闲》一文，署名忻启明。文中如“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的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等等，是《红旗》胡锡涛布置《愈经磨炼，意志愈坚》一文时传达的姚文元在编前会议上的讲话。此文是把矛头对准华国锋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

王 知 常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6、姚文元在电视报导中竭力贬低华主席

广播事业局的揭发

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后，多次陪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会见外宾。会见前，华国锋同志在毛主席住处门口迎接外宾；会见结束后，华国锋同志送走外宾。按照惯例，这些活动都要编入电视片。可是，姚文元审片时，却下令删去华国锋同志在门口迎接外宾的镜头，蓄意贬低华主席。

一九七六年八月，姚文元在审看华国锋同志率领慰问团慰问唐山、天津等地震灾区的电视片时，借口“不要暴露灾情”，砍掉了华主席许多感人的镜头。

广播事业局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7、“四人帮”炮制《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攻击华主席

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加以大肆宣扬。

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他们一方面由张春桥出面，阻止下达华国锋同志的批示，说什么“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另一方面，“四人帮”及其亲信于十月四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抛出“梁效”写的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是他们加快步伐、妄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信号。文章疯狂叫嚷：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

“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光明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8、“四人帮”及其党羽鲁瑛、迟群炮制的《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反党文章

人民日报社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四人帮”在《光明日报》抛出梁效的反党黑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与此同时，“四人帮”以及鲁瑛、迟群还炮制了另一篇题为《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黑文，后改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狠斗走资派》，准备在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由于“四人帮”的垮台，未及出笼。这篇黑文比《光明日报》那篇黑文更为狡诈、毒辣。文章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邓小平一类走资派”的问题，叫嚷要“警惕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要始终把眼睛盯着走资派”，“决不能稍微松懈我们的斗志，让走资派象恶狼一样，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反扑过来”。矛头直接指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人民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

下面是准备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发表的反动文章初稿 ［照片略］

9、“四人帮”大肆鼓吹层层揪“代理人”，把矛头指向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新华社的揭发

“四人帮”利用新华社制造舆论，肆意攻击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一九七六年一月底，“四人帮”在辽宁的亲信在一次会上首先发难，借口批判来自上边的“奇谈怪论”，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国务院一些部委。一九七六年二月初，姚文元亲自审发了新华社关于这次会议的两篇内参稿件。稿件中，公然点了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的名字。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姚文元审改了《清华大学党委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这篇稿子是迟群、谢静宜授意写成的。写稿过程中，迟、谢几次找记者谈话，提出要“搞一篇对全局有指导性的东西”，说什么“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稿中按照“四人帮”的要求，特别强调：要警惕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提出“哪里出修正主义，哪里有走资派，就要在哪里斗争”，“谁搞修正主义，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造谁的反”。稿中还特别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姚文元又加了一段话：“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三）“四人帮”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1、江青造谣污蔑邓小平同志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

2、张春桥攻击污蔑邓小平同志

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给他儿子毛弟的信（节录）

影印件原文

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

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出了一点气。（这一段，外人不知道，你们也不要吹出去）

3、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党羽刘湘屏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甲）卫生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晚，王洪文向刘湘屏授意说：“邓小平现在又搞翻案了”，“改不了啦”。刘湘屏紧密配合，对邓小平同志进行诬陷和诽谤。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前后，刘湘屏就一再叫嚷邓小平同志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批倒斗臭”。当群众对此提出意见时，刘湘屏仍顽固坚持，并连叫三声“就是死不改悔！”

一九七六年六月，刘湘屏诬蔑邓小平同志为“邓纳吉”，还叫嚷“应开除他的党籍”。公然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

刘湘屏给邓小平同志横加罪名，捏造邓小平同志要赤脚医生“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动文痞姚文元看到刘湘屏捏造的谣言，如获至宝。亲自在一份材料上批：“穿资本主义的鞋，走修正主义的路。此种急于翻案而语无伦次的语言是复辟派的一大特色。”并在署名“苗雨”，题为《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的一篇黑文里广为宣传，流毒甚广。

中共卫生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

注：刘湘屏，原卫生部部长。

（乙）姚文元在卫生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批语影印件原文

送“红旗”阅。此件有一些材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竟鼓吹要赤脚医生“穿布鞋”“穿皮鞋”。即穿资本主义的鞋，走修正主义的路。此种急于翻案而语无伦次的语言是复辟派的一大特色。 姚文元 6／3

4、“四人帮”与其在人民日报的党羽密谋发表文章、编造材料，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

下面是姚文元给鲁瑛的电话记录（节录）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晚十二时三十分）（我们又写了一篇通讯，讲邓是中国的那（纳）吉─鲁）当然，说邓是那（纳）吉没有什么问题，但讲到匈牙利事件时，要注意到当时赫鲁晓夫是插手的，出动了坦克。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晚十一时十分）匈牙利事件，你们可以搞个小资料──那（纳）吉是个什么人。

搞好后送我看看。

文元同志：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时十分）匈牙利事件，你们可以编个内部资料。

匈牙利的纳吉这篇资料，春桥、江青同志提了些意见，修改后再送我看。

5、姚文元及其党羽炮制反动文章，造谣攻击邓小平同志

（甲）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给鲁瑛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梁效写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总的意见要简要。从政治上说，是明摆着的。要作阶级分析。组织上都在查。怎么联系不亦（宜）写的很具体。根子在邓，邓代表他们的利益。

这篇文章，讲清根子在邓，教育群众认清这点，就行啦。从去年七八九以来的谣言，有些就是从邓那来的，集中批邓。主题要突出，题目要短。

你们划线的地方也推敲一下。说他是这个反革命舆论制造公司的总经理，是可以的。

（乙）“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剖析》的反动文章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这篇文章是由“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社写作组同梁效合伙写的，题目是根据姚文元“党内确实有个资产阶级”的黑批示定的。姚文元对稿件作了精心修改，并亲笔加上了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小平同志。

下面是姚文元对这篇文章的修改稿的影印件［略］

五、“四人帮”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

“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出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他们所需要的“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文艺作品，就是歪曲和篡改党的历史，丑化革命领导干部，丑化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毒草，就是象反动电影《反击》那么一类东西。拿他们搞的这些东西同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右派炮制的那些反党货色比一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人帮”在文艺界推行他们这条反革命的政治纲领，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一）“四人帮”与其党羽于会泳等人策划炮制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

1、于会泳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份，有一天晚上，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江青把我和浩亮、刘庆棠找到了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厅开会。张春桥也在场。江青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你们说一下。现在那几个样板团里演的那些戏，都是些老掉牙了的，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内容，特别是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这怎么行？！现在我就给你们这么个重要任务：你们赶快布置给几个京剧团把电影《春苗》、《第二个春天》、《战船台》改编为京剧。这个事，我和春桥已经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能和当前的斗争紧密配合。今年就拿出来上演，纪念文化大革命十周年。”我们答应后，曾提出搞成京剧恐怕今年来不及。江青马上打断说：“把别的戏放一放嘛！这是重点。”又说：“这很容易嘛，有现成的电影，也不是创作新的戏。”张春桥说：“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看来‘五·一六’是来不及了。可在‘八·八’或者‘八·一八’上演。国庆节也可以嘛！但最迟不能过国庆节。”江青说：“还是越早越好。就这样啦！你们马上回去抓紧落实吧！”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张春桥向我下达了“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黑指示。经核心组议定，我们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积极传达贯彻了张的黑指示。其中一次主要的会议便是三月中旬根据张春桥“文学方面可以先走起来”的黑指示所召开的“重点文学作品座谈会”。我曾在这次会上传达了张春桥二月份黑指示的基本内容。我记得的有：“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是当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写这种题材，概括的广度要大些，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同时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徵；等等。从那次会议以后，张春桥黑指示的流毒便传遍了全国，并随之而出现了大批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这就是妄图通过文艺大造反革命舆论，打击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制造全国混乱局面，以便乱中夺权。

于 会 泳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日

2、于会泳等人关于部署“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问题给张春桥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春桥同志：

为了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贯彻中央负责同志最近关于文艺创作要写同走资派作斗争的指示精神，文化部从三月十六日起召开了创作座谈会。到会的有文学、电影、戏剧方面的老、中、青作者共十八人，其中业余作者九人、专业作者九人。会议于三月二十三日结束。

到会同志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过程中，还联系创作实际，讨论了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与刻划走资派形像的关系、作品的深度与广度相结合等问题，更坚定了“根本任务”的观念，创作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明确。很多同志谈到，原来认为走资派如果是高级干部，写起来有困难，不好表现，作者的生活积累有限；有的有顾虑，怕丑化党的领导。现在认识到，反映同走资派的斗争，要抓住现实生活的本质。走资派不能简单地贴上去，要围绕英雄人物来设计走资派的活动。要敢于写较高级干部中的走资派，因为走资派越是职位高、权力大，它的危险就越大。在描写中要注意写走资派的目的是塑造英雄人物，要努力把同走资派的斗争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写，等等，使作品有思想深度，有较高的质量。

在学习和领会指示精神的基础上，会议制订了创作规划，共二十部作品。

按题材来分，有工业五部，农业五部，铁路三部，海运一部，教育四部，科研二部。

按体裁形式来分，小说方面有长篇五部，中篇三部，短篇三部；电影剧本七部；戏剧剧本二部。

上述作品写到中央有关部门一级或省一级的走资派的有八部，写到地、县一级（包括工厂）的走资派的有十二部。

当否，请指示。

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四人帮”炮制《反击》等反动电影的有关材料

1、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荣泳霖给迟群、谢静宜的信和迟群的批语

影印件原文

迟群的批语：

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政治上思想上路线的正确和艺水上的完美，二者统一，是赶走资产阶级老爷的保证。

荣泳霖给迟群、谢静宜的信

迟群、谢静宜同志：

我和政治部几位同志的意见，应当接着《反击》继续集中力量跟走资派斗下去。《反击》在河南拍摄，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响，刘建勋同志在一次省委干部会上讲：“你们为什么对《反击》这样感兴趣？！《反击》也不是写的河南，中央还要审查嘛！”立即有一位省委宣传部的年青副部长起来质问：“你为什么对《反击》这样不感兴趣呢？！”《反击》尚未上映，而引起了各种人的注意，是因为它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走资派特别是跟大走资派斗争这样一个大题材。而当前，如何认识走资派有一层人？这一层人有的还在走，我们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继续斗，如何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等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是文艺作品迫切应当反映的题材，也是运动进一步深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电影能在这些问题上有所突破而给观众以启发，那即使是有多大困难我们也应当干。目前中央（注：指“四人帮”）批发三个材料，更说明了这种迫切性，也更使我们看到了《反击》描写跟走资派斗争中深度上的严重不足。

接着《反击》写下去，困难是会不少的，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应当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贡献，必须知难而进，永远斗争下去。

不知可否，请阅示。

荣泳霖

（1976） 8．20

2、原《反击》写作组负责人季燕平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奉四人帮的旨意，迟群、谢静宜指定两校党委各一名副书记直接领导炮制反党电影剧本《反击》。迟、谢反复强调“这是大局”，“要快，五·一出剧本，十·一出影片。”炮制期间，迟、谢的黑指示和系统的讲话有十次之多。于会泳把《反击》列为文化部重点项目，并派四人前来“指导”。

迟群说剧本“不要局限于教学改革，要纳入大的政治斗争中来”，在银幕上“表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一再坚持剧中的走资派“就写他一个不肯改悔的省委第一书记”，以“充份写出右倾翻案风的严重性”为名，把韩凌写成“还乡团”，抓江涛，说什么“罢官撤职关起来──-这是走资派对革命派的一贯手段，不足为怪”。迟、谢除了亲自点名攻击一些领导同 志外，还通过清华黑联络点提供给写作组一批他们私整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指令要剥“走资派”关心四个现代化的画皮，用这种极其阴险的手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另一方面，迟、谢还厚颜无耻地向写作组吹嘘“四人帮”和他们自己的所谓“英雄事迹”，让剧本“集中力量写好江涛”，写省委“赵大姐怎样控制局面的”，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八月，在他们的驱使和蒙骗下剧本出笼了。当河南一些地方引起极为恶劣的影响时，迟群却兴高采烈地说：“《反击》在走资派那里已成为强级地震。”

季 燕 平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3、原《反击》写作组负责人徐葆耕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七六年八月上旬，写作组拟写反映大学生去边疆当农民的《理想之歌》，并为此向党委打了正式报告。直接领导写作组的清华党委副书记荣泳霖和北大党委副书记魏银秋表示同意，并经北影厂同意准备去青藏深入生活。但清华政治部领导人周家悫、吴炜煜反对，说：“站在两校的角度，还是要写大题材，揭露两个决议以后走资派还在走。”于是，荣泳霖又以个人名义向迟群、谢静宜打了书面报告，认为“应该接着《反击》继续集中力量跟走资派斗下去。”迟群、谢静宜肯定了这份报告。

九月六日，荣泳霖，吴炜煜、魏银秋三人到写作组谈“形势”。荣说：“邓小平垮台以后，这一层人是怎么走的？他们不是一般的右，而是一个反党反马列反毛主席的集团。吴说：“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计要升温。要研究走资派在新形势下怎样窥测方向，潜伏爪牙，等待反扑，保存自己，镇压革命的。”魏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

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大约九月十八日前后，吴炜煜又说：“第二部电影要一直写到主席去世，对主席遗志是继承还是背叛。”我们表示没有生活，吴说：“过两周也许能够给你们讲一讲，现在还看不清楚。”

九月二十六日，荣泳霖、魏银秋去北影看《反击》。在回来的汽车上，我们再一次表示：对当前斗争不了解，很难写。荣说：“就写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即（既）定方针办。”这一险恶阴谋还没有付诸实施，四人帮就完蛋了。

徐葆耕

77．3．9．

（三）“四人帮”在“写与走资派斗争”问题上大造反革命舆论

下面是鼓吹“写与走资派斗争”的部份文章的影印件［略］

（四）在“四人帮”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反动号召下，全国出现了一大批《反击》式的反动作品

下面是部份毒草作品的影印件［略］

六、“四人帮”力图把他们控制的学校，变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工具

“四人帮”根本违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鼓吹学校只办一个专业，就是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只培养一种人，就是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他们妄图蒙蔽青年充当他们的反革命打手。他们竭力要把学校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四人帮”一手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就是他们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一个时期，这个所谓“大批判组”，成为“四人帮”帮中央的喉舌，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发号施令。他们大肆鼓吹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动谬论，毒化思想，贻害全国。“四人帮”还利用他们控制的学校，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串连，进行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一）北京大学党委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党羽迟群、谢静宜直接操纵的“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四人帮”的黑讲话、黑指示，由它伪造成所谓“中央精神”，四处传播，流毒全国；“四人帮”篡党夺权需要的许多材料，由它编印散发；“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由它首先推行；“四人帮”向党进攻的反动理论，由它加工制造。它是“四人帮”的喉舌和控制全国舆论的指挥棒。三年来，“两校大批判组”共写文章二百一十九篇，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其中大量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党文章，“四人帮”直接点题授意的就有三十六篇。他们还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编写了一百多种材料。这些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诬陷邓小平同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多次召见“两校大批判组”，说什么“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不然为什么搞这么大的运动”，并给他们念一份外电，借外国人之口向他们交底：“中国当前的斗争，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的斗争”。

四届人大前后，两校大批判组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围绕着他们的组阁阴谋，掀起批“因循守旧”、反“经验主义”的黑风，扬言要发动一个“比批林批孔还要大的运动”，“向权威挑战”，妄图把周总理和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因循守旧势力”、“经验主义者”，统统打倒。

当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逝世的时候，迟群竟指令“大批判组”在《马、恩、列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语录中，加进列宁关于“哭丧妇”的语录，同时还抛出反动杂文《孔丘之忧》，歇斯底里地叫嚷：“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周总理和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

一九七四年二月，江青亲自出题，要“大批判组”炮制《孔丘其人》，连写八稿，用画像的手法，从出身到作风，以至“重病在身”，全面影射攻击周总理。江青称赞写得“生龙活虎”，姚文元也说“写得生动”。有人问这个像画的是谁，迟群险恶地说：“你看象谁就是谁”。按照江青的黑旨意“大批判组”还连续炮制了《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读》、《从看孔老二》等一大批反党文章，借所谓“批儒评法”，对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恶毒的影射攻击。同时他们还炮制一批黑文，借吹捧吕后、武则天把江青比附为现代“法家女皇”，在《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叫嚷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在不长的时间内，炮制了八十余篇文章，编造了一批黑材料，采取歪曲篡改，造谣中伤，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卑劣手段，恶毒攻击、诬蔑邓小平同志。

毛主席提议华主席担任代总理、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后，他们攻击的矛头又集中指向华主席。迟群叫嚷，现在还不能说“左派已组织起来，并把右派打倒了”，到处鼓吹揪“还坐在主席台上”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大批判组”连续射出《再论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一支支攻击华主席的毒箭。迟群为《再论孔丘其人》定调，亲笔在二月十三日清样上批道：“应突出其特点，一上台就十分凶恶地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反攻倒算，复辟、翻案，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他们抛出《评》等三本小册子，掀起所谓批“三株大毒草”的运动，疯狂影射攻击华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毛主席逝世后，迟群叫嚷“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他们以“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炮制了二十五篇反党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不可抗拒》等文章中，居心险恶地把当时的形势描绘成“右派”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得势于一时”，为“四人帮”发动反革命政变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他们炮制的《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发出了篡党夺权的动员令。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日

（二）清华大学党委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党羽迟群、谢静宜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千方百计把清华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妄图把学员培养成所谓斗“走资派”揪“一层人”的打手。他们胡说“清华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能跟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要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斗争上”。他们迫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政治任务”转，还根据江青的黑旨意，准备在各专业开设通史课，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登基当女皇造舆论。迟、谢常常把“四人帮”的一些黑指示伪造成“中央精神”，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出去。“四人帮”在各地的党羽都把清华视为“中心”，或登门密谈，阴谋策划，或交换情报，转递黑材料。迟群指令学校信访接待组“不要只揪几个小泥鳅”，“要注意搜集一些省以上走资派的情况”。他们大量捏造和散发了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的黑材料，还搜集和整理了五名政治局委员，一名副委员长，四十一名省委书记，中央、国务院的部长、副部长、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的黑材料，为“四人帮”大揪“一层人”，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提供反革命炮弹。

他们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插手全国，破坏革命，破坏生产。被他们干扰破坏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机关、国家机关以及解放军共一百九十多个单位。一九七六年暑假前，迟、谢亲自主持召开了所谓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公开煽动在开门办学中与挂钩单位党的领导相对抗。在迟、谢的指使下，一些人利用开门办学擅自召开座谈会、报告会，大肆宣扬“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煽动层层揪“走资派”。迟群还指派他的“联络员”同一些地区的坏头头非法串连，拉队伍向党夺权，传递黑材料，散布“四人帮”的反动谬论。“四人帮”垮台后，还给外地同夥通风报信，恶毒诬蔑“中央出了赵高”。

迟、谢还指挥清华在外地分校的亲信插手当地运动，把诬陷攻击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对外开放，按照迟、谢的“接待提纲”，接待了当地一千五百多个单位近十万人，大肆传播“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流毒甚广。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日

（三）“四人帮”鼓吹把学校办成所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专业”

1、谢静宜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迟群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份左右，在清华党委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过：资产阶级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是一个大问题。尽管我们学校有五十多个专业，实际上就是一个专业，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

迟群的这些话，也是从“四人帮”那里来的。一九七六年一月份毛远新在吹嘘“朝农经验”时曾说过：我们朝农培养出来的人，就是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人，就凭这一条，我就批准他毕业。张春桥当时很赞赏地说：只要有这一条就行。

谢 静 宜

1977.6.17.

2、迟群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与清华大学原政治部副主任

吴生荣、吴炜煜的谈话记录（节录）

我们学校对全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仅是学校地位，而且培养的人出去到各地，是造走资派反的。我们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

（四）“四人帮”打着“开门办学”等旗号，煽风点火，反党乱军

1、迟群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在清华大学开门办学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放暑假了，今年又是七、八、九，各地情况不一样，很不平衡，存在的问题很多，这好啊，哪有这样的好事啊，我们找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回去听一听，看一看嘛，回来以后凑一凑，集中集中，这是好事。我说你就把它当成开门办学来对待。有什么不得了的呢？无非是有的人真想了解一下清华是怎么搞的运动。对照我这个单位，我这个地区研究研究有什么一致的地方，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无非是还有的人研究研究走资派还在继续走，这是策略上的问题。

我们开门办学，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遇到当地运动介入不介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每一个同志，我们不是世外桃源，早就介入了。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坚定不移，要采取积极主动的这样一个方针，不要畏首畏尾，缩手缩脚地，怕什么？无非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出了点毛病，喝几口水嘛。这也是个锻炼。

吃饱了饭就得研究一下子怎么办，我说，这就有希望。逼得自己用脑子，亲自来体会一下遇到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不是活生生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吗？

提高警惕，警惕谁呀？首先警惕走资派，就是说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首先要注意走资派的动向。上主课要有个重点，抓一个小流氓或一个小玩意儿斗一斗，那也需要，但是走资派也希望这么做，因为他要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2、朱永嘉一九七六年二月在政治课函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三月份去，外地正是变化时期，现在上海与外地温度还相差很大。

现在去讲，是起放火作用，火是要放的，材料可以发。马老讲话，指出要集中目标。

要讲原来课程，如脱离原学科，整个都讲右倾翻案风，讲运动，就变成你在指挥运动。要讲这个问题，但不要丢掉原来学科的基本东西，联系当前，这样火放下去，你又很主动。

（五）迟群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教育部全体人员大会上的反党讲话记录（节录）

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眼睛要向上看，重点盯住当权派。

首先看第一把手，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我们学校就要盯着北京市委，要看到教育部。教育部要看到国务院、中央。没这一手，怎么对付走资派？

七、“四人帮”煽动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所谓“走资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

“四人帮”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煽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处处抓所谓“还乡团”。他们任意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工农业生产的负责同志，扣上“唯生产力论”的“走资派”的大帽子。他们把广大干部和工农劳动群众坚守岗位，努力生产，大干社会主义，诬蔑为“替资本主义打基础”，“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炮制“踢开党委闹革命”，“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反动口号，煽动停工停产。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不少工矿企业和人民公社的党组织瘫痪，革命队伍分裂，人心涣散，生产下降。有些地区资本主义泛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大削弱。四人帮”这伙祸国殃民的黑帮，蓄意破坏生产，妄图造成全国性的经济瘫痪，然后倒打一耙，把罪责栽到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头上，借以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一）王洪文在经济建设部门煽动揪所谓“走资派”

1、王洪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一份文件上的批语（节录）

影印件原文

我建议大足厂的群众踢开领导班子自己闹革命，组织成新的领导班子。

2、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在三机部一个单位的一封信上的批语（节录）

影印件原文

我们应该支持这个所的广大职工造所领导和三机部某些领导人的反。该夺权的就要夺权。

洪 文

4／1

3、王洪文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在国防科委、七机部负责人汇报时的讲话记录（节录）

要通过这次把运动深入搞透。现在抓的是表面的，要把幕后策划者、深的搞出来。主席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比较难的是在党内，领导层要追下去，千万不要手软，揪出一个拿来教育群众。

不要手软，准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反动日记

下面是姚文元反动日记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外国人都说：宣传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传毛的主张”“继续革命”的，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指使其党羽金祖敏收集黑“材料”，攻击工业交通各部

下面是姚文元在金祖敏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信上的批语影印件

批语影印件原文

送春桥、洪文同志参阅。后面所附典型例子（崇洋、卡国产、刁难、因进口而自己生产反而下马等等）是我听意见时请金祖敏同志找的，相当尖锐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这也是不正之风！ 请考虑是否要印出来给政治局同志看看，简报上是完全看不到这类实际材料的。

姚文元

29／1

（四）江青指使谢静宜、迟群收集整理外贸系统的“材料”，诬陷邓小平同志和外贸部门

下面是谢静宜、迟群给江青送“材料”的信

影印件原文

遵江青同志的指示，将文汇情况、解放情况中有关邓小平崇洋媚外丧权辱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外贸系统的流毒和影响，整理了一个综合材料，送去二份。

谢、迟

（1976）8／9

（五）“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七机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

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积极插手七机部，通过其代理人舒龙山、叶正光、曹光琳篡夺了七机部的领导权。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一次会上，江青对舒、叶、曹进行反革命交底，并向舒龙山面授机宜，在纸上写了“策略”二字，诡秘地递给舒龙山看后随即擦掉。舒、叶、曹在这次会上紧密配合江青疯狂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江青则竭力为他们撑腰打气。这次会后，王洪文把舒龙山单独留下来密谈了一个多小时。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江青在她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大骂七机部老干部“厉害”。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八日，王洪文当着舒、叶、曹的面，指名诬蔑七机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坐在右的一边”，七四年“右”，七五年“更右了”，并提出“领导班子，除部、院两级外，有些厂所班子问题也要解决”。一九七六年五月三日，王洪文对舒龙山、叶正光说这次运动要抓“幕后的”，“不要手软，准的该抓就抓，该批就批，该斗就斗”，“趁这个机会打翻身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王洪文又对舒、叶说清查“要抓大官，抓上线”。舒、叶、曹对“四人帮”的旨意心领神会。他们猖狂地攻击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中央一九七五年十四号文件是“修正主义纲领”，诬蔑经中央批准召开的一九七五年七机部一、二院批林批孔汇报会议是“翻案的会，复辟的会，分裂的会”。舒龙山说：“党内资产阶级在党内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从广度上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从深度上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从幕前到幕后”。叶正光恶毒地说“从中央到地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黑线”。舒龙山还叫嚷，“在领导权问题上不要避嫌，等了十年了，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曹光琳说，“一天也不能等”，“要先解决司令部的问题，不然要犯历史性的错误”。舒、叶、曹的同夥还鼓吹什么“舒龙山思想，就是解决领导权再加上铁的手腕”，并扬言对部、院领导机关“进行一次大手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舒、叶、曹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层层揪“走资派”，疯狂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七机部部、院到基层的一大批领导干部肆意打击陷害、开除党籍、撤职降薪、关押揪斗，并利用清查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在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中，把他们的同夥拉入党内，塞进领导班子。从一九七六年四月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把七机部在京厂、所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改组了百分之八十，篡夺了领导权。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混淆阶级阵线，造成了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不纯、革命队伍的严重分裂。他们结帮营私，自成体系，横行霸道，使许多单位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多年来，中央对解决七机部问题作过多次重要指示，“四人帮”和舒、叶、曹百般抵制和干扰，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七机部的革命和生产。

中共第七机械工业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注：舒龙山，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叶正光，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列席成员；曹光琳，原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

（六）“四人帮”及其党羽在冶金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和亲信陈绍昆、魏秉奎等人，到处煽动层层揪“走资派”、抓“还乡团”，把冶金工业搞乱了，特别是把重点冶金企业的各级领导班子搞瘫痪了。许多企业的党委会开不成，工作抓不了，革命和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仅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这三年间，全国就少产钢二千多万吨。

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钢深受“四人帮”之害。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毛远新在鞍钢乱箭齐发，层层揪“孔老二”、“回潮总代表”，大搞所谓“吹氧会”，提出什么“大风高温，层层烧透”，把六十多名老干部作为重点“吹氧”对象，把鞍钢许多厂矿领导班子“吹”垮了，队伍“吹”散了，企业“吹”乱了。一九七六年，毛远新又制造混乱，层层揪“代理人”、“走资派”，使钢产量下降到一九七一年的水平，整整倒退了五年。

“四人帮”把黑手伸进了武钢，他们指使夏邦银等人，给公司党委扣上“民主派到走资派”、“十年一贯制的走资派”、“搞唯生产力论的走资派”、“翻案派”、“复辟派”等大帽子。他们对十一名公司党委书记，要打倒七人，另外四人，不打倒就打跑。他们还散布“搞生产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炉子熄火就是胜利”的反动谬论，破坏生产，使一九七六年钢产量比一九七五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多。

“四人帮”在郑州铝厂的爪牙，在一九七六年猖狂地叫嚣：“要打倒一批，赶走一批”。他们给总厂的四个党委书记、副书记，扣上了“右倾翻案的代表”、“走资派”的罪名，把总厂党委搞瘫痪。十一个分厂党委也被他们搞乱了九个。这就使这个占全国铝氧产量百分之六十的铝厂，有一年的时间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损失严重，造成全国几十个铝厂由于缺铝氧全部或部份停产。

中共冶金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注：陈绍昆，原冶金部部长。

（七）“四人帮”及其党羽在铁路部门层层揪所谓“还乡团”、“走资派”，篡夺领导权

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图切断铁路这个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张春桥叫嚣：“铁路是必争之地，一定要控制好。”他们把毛主席亲自圈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一九七五年中央九号文件，污蔑为“复辟纲领”。他们破坏铁路运输的反革命部署，是堵塞枢纽，打乱干线，搞垮全路。他们把黑手伸到铁道部机关，伸到铁路一些单位，诬蔑建国以来铁路工作是“条条专政”，“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派专政”。他们在部机关和一些铁路单位另搞一套，打击一大片，层层揪“走资派”，到处抓“还乡团”；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结帮篡党，以帮代党，纠集坏人，制造事端，中断运输。“四人帮”的罪恶活动，严重破坏了铁路的革命和运输生产，一九七六年全国有十几条干线，经常不能畅通，处于堵塞半堵塞状态，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影响了城乡交流，影响了战备，影响了人民生活。

郑州铁路局是“四人帮”控制的重点。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同唐岐山密谈，许唐当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并要他“代表中央过问湖北的事情”。“四人帮”的亲信崔修范除了在部机关大肆散布“毛主席圈阅的中央九号文件，错了也可以批”，“邓纳吉虽然垮台了，还会出现新的纳吉”，恶毒攻击毛主席、华主席，诬陷邓小平同志以外，还在郑州与唐岐山密谋策划，答应唐“在铁道部兼个职”。唐岐山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干了大量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他疯狂地攻击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是“老右”、“投降派”，污蔑河南省委负责同志是“走资派”。狂叫“走资派是一层，反革命一大片”，“要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充份利用政治上占上风的时候，抢进一班人”，阴谋夺取各级领导权。他们对一些领导班子中的革命干部，有的撤换，有的采取派所谓“工管组”、“帮办”、“助理”等办法，顶班夺权。他们的反革命罪恶活动，把一个好端端的郑州铁路局弄得乌烟瘴气。

去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兰州铁路局层层揪“代理人”，组织上动大手术，点名和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各级干部，给他们戴上“走资派”、“翻案派”、“算帐派”、“复辟派”、“投降派”各种帽子，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去年，“四人帮”伸向太原铁路局的黑手多次到清华大学秘密串连。“四人帮”在清华的亲信对他们说，“走资派不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机关有，工矿企业也有，大单位有，小单位也有”。“走资派不是几个人，而是一层人，几层人”。太原铁路局的这几个人根据“四人帮”的旨意，公开叫嚷“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阻力”，“赶走还乡团”，并提出“各单位清理各单位的走资派”，“面向基层，遍地开花”的反革命部署。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太原局管内的铁路干线不畅通，枢纽堵塞，机车趴窝，列车停运。对此，他们竟然恶狠狠地说：“生产一瘫痪，造成混乱，我们就有办法了。”这就充份暴露了“四人 帮”及其亲信破坏铁路运输的罪恶目的。

中共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八）“四人帮”及其党羽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农业生产

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四人帮”刮起的层层揪“走资派”的妖风，使农业学大寨运动和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这几年，全国粮食生产增长不快；棉花三年连续减产；油料大幅度减产。在他们直接插手的地方，如云、贵、川、闽、浙、赣六省和河北省保定地区，恶果更为严重。在这些地方，坚持搞集体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煽动搞单干的人被封为“革命派”，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受到破坏，资本主义大肆泛滥，生产大幅度下降。

在浙江，“四人帮”及其死党和亲信，层层揪“复辟势力代表人物”，把省委同志比作“孔老三”，地委书记比作“孔老四”，县委书记比作“孔老五”，要统统打倒，搞得许多地方的党委无法工作，损失极为严重。温州地区就是一个典型。前几年，那里的领导班子被搞瘫痪，革命无人抓，生产无人管，农村集体经济濒于瓦解。一是粮食三年连续减产，由余粮区变成了缺粮区，过去正常年景调出商品粮一亿多斤，一九七六年调进粮食近三亿斤。二是分田单干，永嘉县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产队全部或部份搞了分田单干。三是投机倒把，黑市猖獗。温州市市场基本上被资本主义占领，煤、盐、油经常脱销。四是阶级敌人乘机破坏，反革命政治谣言和反动标语、传单不断出现，流氓阿飞横行霸道。“四旧”复活，黑书黑戏纷纷出笼，聚众赌博，宗教迷信十分严重。

河北省保定地区，几个坏人在“四人帮”的操纵和指挥下，大搞“打倒一切”，非法免去三名地委书记，另任命了三名地委书记、副书记和九十五名县委常委、地直局级以上领导人。他们在全区各县分裂党委，大搞突击提干，到处夺权，大搞打砸抢抄抓，支持煽动坏人翻案，大搞阶级报复，复辟资本主义。有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严重地破坏了保定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七六年全区粮食比一九七四年减产十三亿四千万斤，由余粮地区变成了缺粮区。

福建省莆田地区，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给农业生产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农村集体所有制出现了一次大倒退，不少地方集体耕地几乎分光。仙游县十九个公社（镇）中，有十八个公社、三千一百个生产队分田单干，共分掉耕地十三万亩，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多，全区粮食大减产。资本主义活动猖獗，聚众赌博，封建迷信，买卖婚姻盛行。

中共农林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九） “四人帮”及其党羽在科技部门层层揪所谓“走资派”，严重破坏科技事业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多次指示加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四人帮”借题发难，诬蔑周总理“刮理论妖风”，在科技界大反所谓“右倾回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又利用中国科学院感光研究室一封不符事实的来信，煽动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妄图打倒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死党毛远新、迟群，布置在中国科学院的党羽柳忠阳、肖剑秋等人，抓住《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大作文章，颠倒是非，向党进攻。他们诬蔑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整顿中国科学院是“复辟”，《汇报提纲》是“复辟纲领”，把中央决定的对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及政治部的调整和加强，诬蔑为“拼凑复辟班子”，“文化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篡夺科学院领导权的一个先例”，猖狂叫嚣要“顺藤摸瓜”，揪出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七六年七月，姚文元又布置调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同自然科学工作有何关系”，调查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现状与历史。柳忠阳等人按照“四人帮”的旨意，以“路线分析”为名，进一步大揪所谓“走资派”，把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百分之七十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还乡团”、“复辟势力”、“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四人帮”及其党羽践踏毛主席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广大科技人员诬为“臭老九”，视作“专政对象”，疯狂打击迫害。他们鼓吹“科学无用论”，取消科学研究机构，毁坏科研设施、设备仪器和技术资料，迫使大批科技人员改行。

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严重摧残，一些科研领域停滞不前，国民经济中许多重大科技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

尤为严重的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竟然不顾唐山地震的前兆和预报资料，热衷于抢班夺权，干扰破坏京津唐渤地区震情监视和预报工作。唐山大震后，他们又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以抗震压革命”，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

八、“四人帮”妄图篡改毛主席规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路线

“四人帮”根本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抛出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荒谬理论。他们所谓的“新变动”，就是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青年工人“更不行”，贫下中农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而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象马天水、于会泳、迟群、张铁生、翁森鹤、陈阿大那样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则是他们依靠的所谓“先进分子”。这样，他们就全面地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放在同全国人民为敌的地位。

（一）否定毛主席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反对“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

1、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上所写的攻击毛主席的旁批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 ，似无一篇明确分析的文章？

2、张春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谈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春桥：

我感觉有些说法有些乱了。依靠整个工人阶级，好像工人内部没有矛盾了。那就不合辩证法了。

3、张春桥一次讲话记录（节录）

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

4、张春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我们工人自己也有弱点的，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农民呢，一个农民的生产，是全过程的。一个工人，只知道自己的工种，有的前道或者后道工序就不知道了，有的早班晚班也不联系。这是会影响自己的世界观的。看不到全局。

5、肖木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七五年二、三月的一天，在一次选择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会上，在读到有关老工人的一条语录时，张春桥说：“有人（显然是攻击哪位中央领导同志）喜欢讲依靠老工人，这不对。对老工人也要阶级分析。”姚文元听了很活跃，说：“你老兄欣尝（赏）的这一条，一定选上。”

肖 木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6、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张春桥在一次“工总司”头头的会议上，对劳动模范进行了恶毒攻击。他说：王进喜是站在保守势力一边的。这些劳动模范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听领导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另外，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保自己的荣誉，对继续革命就想得少了。

叶 昌 明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7、张春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七日在上海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现在的青年工人更不行，他不懂工人，也不懂农民，问题比较多。

8、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到北京去，说到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时，张春桥攻击陈永贵同志：“农民总不行，搞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跟不上。”我当时说：“那王铁人活着就好了。”他马上说：“也不见得。”

张 维 维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9、朱永嘉的揭发交代

为了配合张春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我们还利用全面专政这篇黑文，大肆鼓吹张春桥的反革命思想，把张春桥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黑货吹到与列宁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张春桥还布置我们搞工人队伍的调查，搞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炮制张春桥那个反革命思想体系服务的。

朱 永 嘉

一九七七年三月七日

10、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下属工业经济组王复初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朱永嘉、王知常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会上，污蔑和分裂工人阶级，把工人队伍分成四部份。胡说什么：第一部份是老工人，他们“有的解放前就当包工头的，有的是技术工人，工资很高，革命到顶了。也有很好的老工人，受苦深。他们也有短处，地位变化了，生活条件变化了，继续革命觉悟差了。”第二部份是，“解放前后当艺徒，‘三反’、‘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对党有感情，现在是工厂里的主要骨干。他们的问题是想物质刺激的多，受苏修的一套影响多，动不动要搞管、卡、压，动不动要搞物质刺激那一套。”第三部份是，“五八年前后进厂的，这些人吃修正主义的桃子不多，不少人还是临时工，吃过修正主义路线的苦。六六年起来造反，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精神足，对文化大革命有感情，问题是党的观念少一些，劳动关没完全解决。什么事可干，什么事不可干也弄不懂。有些人造反有私心杂念，掌权后老是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新的流氓无产阶级，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用过这种人，蒋介石就靠了这些人。这些人是我们党的一部份基础。”第四部份是，“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六八年进厂的新工人，他们热情、单纯， 学习努力，反映快，斗争经验很少，幼稚，没经过锻炼。”

王 复 初

1977．6．16

（二）反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1、张春桥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党代会大学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我们现在还没有政治上、思想上世界观好的知识分子。

2、王洪文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同原上海市总工会常委的谈话记录（节录）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还要继续。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不要以为风平浪静，没有事。首先一点是同志们不要轻易相信他们。

3、迟群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学习朝农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文化大革命前是有教训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的作用。

4，张铁生一九七六年一月一十八日在北大的讲话（节录）

也就是说这样一些人（注：指教师队伍）可以这么估计他们，不论是哪个社会，不论是哪个国家，不论是哪个阶级掌权，他们都可以凭着那点知识、本钱混饭吃。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这可没准。假如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话，恐怕他比现在还高兴，比现在搞教育革命还适应，比现在还吃香、卖力，挣钱还得多，这个恐怕是事实吧！我那么想：到那个时候，如果真的变了天了，他们就不可能再喊毛主席万岁了，也不再喊共产党万岁了。他们要喊谁万岁？咱就不知道了，恐怕谁统治中国他就喊谁万岁，这有什么办法？世界观决定的。

（三）依靠新老反革命分子，推行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1、有关叛徒于会泳的材料

（甲）马少波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于会泳，原名于辉咏，山东省乳山县人，1947年参加胶东文化协会所属的文工团当乐队队员。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胶东解放区重点进攻时，于会泳惊慌失措，对革命丧失信心，把自己的东西包了一个包袱，隐藏在栖霞县某村的一个地窖内，并偷偷写了一封信放在包袱里面。这封信开头写道：“蒋军官兵弟兄们：”信的内容大意是：“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下面写了他自己的名字，并留了他的家乡的地址。

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之后，我们发觉了于会泳这一丑恶行径，当即将他隔离反省，进行审查，按丧失革命立场，严重政治动摇，向敌人摇尾乞怜的问题进行了严肃批判之后，调离了文工团，到会部行政事务部门监督劳动，以观后效。（我当时是胶东文化协会党总支书记兼会长，于会泳的问题是我主持处理的。）

文化部艺术局 马少波

1976．11．2．

（乙）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揭发

于会泳原是我院教师，一贯表现不好。肃反时向审查对象通风报信，受到批评后心怀不满，在反右派斗争中，与右派分子攻击肃反是所谓“侵犯人权”等反动谬论相呼应，叫嚷他参加肃反工作“上当了”，“今后打死我也不干了”。在教育工作中，系统宣扬封资修的反动文艺观点，因而多次受到重点批判。这样一个人竟被江青、张春桥看中，硬拉进上海京剧院《海港》剧组，当上了音乐创作组长。当时我院将于的上述问题书面报告张春桥，提出此人不应重用。但张却伙同江青，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强行把正在受审查的于会泳调到北京包庇起来。对此，我院党委及部份教师再次上报材料，不少学生也多次发电报给江、张提出意见和抗议。但江、张竟指使于会泳回校“造反”。一九六七年六月，我院学生就于的问题当面质问张春桥，张却叫嚷：我就是要保于会泳。后又多次扬言，他就是要和江青一起保，谁反对他们保于会泳，就是“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唱对台戏”。而且给上海音乐学院扣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的大帽子，进行镇压。在“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包庇和支持下，于会泳窃取了院革委会领导大权，对揭发过他的问题的革命同志大搞反攻倒算，残酷迫害一百多个革命干部和革命师生，甚至把人逼疯、逼死。

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丙）章力挥、言行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智》、《海》二剧组完成演出任务返沪前夕，张春桥、姚文元又一次来到虎坊公寓，对我们和闻捷说：“本来江青XX和我们想给于会泳找幢房子住在北京，免得回去再受冲击，但这样做难以保密，怕瞒不过红卫兵。”这时于会泳跑了进来，他们又对于说了这番话。张还叮嘱于讲：“你回上海考验一下也好！只要你什么都不承认，我们就可以出面保你！”后“四人帮”就采取了种种卑劣手法，甚至伪造于会泳是《智》剧的编导、作曲，对于进行包庇，并加重用。

章力挥 言 行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

（丁）于会泳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我之所以能够为九大代表、十大代表、中央委员、文化组成员、文化组副组长和文化部部长，我心里完全清楚是江青、张春桥─伙搞的。

我在拟定文化部副部长名单时，曾特地“请示”过张春桥安排浩（亮）、刘（庆棠）为副部长。张春桥说：“当然！ 这个我们（指“四人帮”）早就研究好了的”。

二中全会期间，王洪文对我说：“‘中央’（指“四人帮”）已经研究过了，政治思想和行政工作，给你们安排了一位中央委员，是从远新（指毛远新）那里来的。我认识他，叫张维民，是在中央读书班认识的”。

在我拟定文化部副部长名单之前，有一次在张春桥那里，他谈到他找袁水拍谈过话，说：这个人表现不错。和江青研究过了，将来安排袁当副部长。

于 会 泳

一九七七．二．十九．

2、有关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的材料

（甲）张铁生的信和所谓“白卷”的影印件

张铁生在考卷背面给招考单位领导写信，哀求满足他上大学的“理想和要求”，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 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下面是张铁生的信和所谓“白卷”的影印件 ［略］

（乙）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张铁生的审查情况报告

对新生反革命分子张铁生，经过审查证明，张铁生是“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和亲信毛远新等人一手炮制的假典型，真右派，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反革命打手。

一、张铁生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在兴城考试，先答了语文卷，得三十八分；数学卷得六十一分；最后，答理化卷，只答了化学部份第一题的三分之二，得六分。在眼看上大学无望的情况下，就在答卷的背面写了一封信，苦苦哀求“尊敬的领导”满足他上大学的“理想和要求”。考后，他惟恐录取不上，托人到县公安局、教育局找熟人挖门子，并写信求情“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毛远新得知张铁生的信后，如获至宝，要《辽宁日报》写按语准备发表，并派人进行“调查”，作出了所谓“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毛远新亲自改写了《辽宁日报》“编者按”，吹嘘张铁生“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经过一番精心炮制，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就出笼了。这是一场反革命政治骗局。

二、张铁生在“四人帮”和毛远新的一手扶植下，上了大学，入了党，成了铁岭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张铁生的所谓事迹。江青亲自出马，吹捧张铁生“又红又专”，“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在四届人大期间，江青一语双关地对张铁生说：“要学点历史和社会，既学当兽医，也要学人医”。毛远新多次吹捧张铁生是“教育革命的闯将”，“新生力量的代表”。今年一月，张铁生以去大寨参观为名，窜到北京。毛远新的秘书、于会泳、浩亮、薛玉珊等陪看电影。毛远新的秘书和庄则栋还送了礼物。迟群、谢静宜先后七次接见，在迟、谢的策动下，张铁生在清华、北大作“报告”，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迟、谢又亲自为张铁生联系去山西进行反革命活动。

三、张铁生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没有接见四届人大代表，是“给四届人大泼了冷水”。他反对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叫嚷“读那些没有用，我是不读的”。他多次恶毒攻击周总理，散布说：“人们都不希望周总理犯错误，这是人们的良好愿望。”一九七六年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后，他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是“右倾翻案势力的代理人”，对叶副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他都一一进行恶毒攻击和谩骂。他对党的老干部怀有刻骨仇恨，叫嚣老干部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煽动“要动大手术，一动到底”，“对上层建筑部门必须百倍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份。”他还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叫嚷“邓纳吉就在部队”，“部队的问题特别令人担心，一旦风云变幻，不知道它跟着那个阶级走”。他极力鼓吹“四人帮”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叫嚷：“心愿张春桥当总理，毛远新参加中央领导”，“他们应有更大的权力，掌握国家机器。”“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如丧考妣，更加疯狂，煽动“现在需要枪，不给就抢”，“得搞第三次革命”。策划上山打游击，搞反革命武装暴动。大量的确凿的事实证明，张铁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四、张铁生原名刘铁芳，其生父刘进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五一年投资开油房、杂货店，任经理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刘进炎与蒋匪东北骑兵保安第一支队副司令李树藩关系密切，一九五八年兴城县公安局曾对刘进行拘留审查。一九六八年，张铁生因生父名声不好，怕影响自己的前途，改名张铁生。事实证明，他堕落成现行反革命，是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的。

中共辽宁省委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3、有关新生反革命分子翁森鹤的材料

（甲）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同赖可可的谈话记录（节录）

对各种人要看革命表现，对各种人要作历史分析，翁（注：指翁森鹤）不管如何坏但历史上应承认他。

（乙）浙江省委工作人员汪弘毅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王洪文、张春桥多次指定浙江省委把翁森鹤安排为党的“十大”代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张春桥就向省委领导同志说，翁森鹤是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工人起来造反最早的，要看到这个历史。在选十大代表的时候，王洪文又对谭启龙同志说，浙江选工人代表，要把翁选上。“要照顾历史，即使工作难做一些，也要尽力争取选上。”

汪弘毅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

（丙）中共浙江省委关于翁森鹤的审查情况报告

现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原系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混入党内后曾窃取厂革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候补委员等职。

翁森鹤是“四人帮”在浙江的凶恶的走狗。王张江姚多次召见他，吹嘘他是“全国工人运动造反最早的头儿”，“有才干，要培养”，要省委“支持他们工作”。翁森鹤早就追随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活动，批林整风期间，群众曾揭发他的问题。一九七三年王洪文窜来杭州时，两次找他谈话：“要翻身靠自己去斗”，“要顶住十二级台风”。一九七四年，又指名要翁列席省委常委会。从此翁骑在省委头上称王称霸。当他的错误受到中央领导批评时，王洪文在北京又找翁谈话安慰、打气，说：“要说观点，我们是一个观点的，但是政治局不是我王洪文一个人。”“你们的大字报是正确的，老实说是驳不倒的”。翁就更死心塌地投靠“四人帮”，狂叫“王洪文做‘接班人’，我们做他的基础，建立一支庞大的队伍”，要“巩固王洪文的地位”。

翁森鹤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大搞反党乱军活动。

他得到张春桥的“我们造反派要打天下，而且要坐天下”的教唆后，“象夏天吃棒冰，无限舒服”。他“走路想着坐天下，吃饭想着坐天下，开会讲着坐天下，睡觉梦着坐天下”，把“坐天下”作为“要解决的最高问题”。他对王洪文在上海把权都抓在“四人帮”的党羽和亲信手中的“经验”奉为至宝，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咒骂革命老干部是“老死尸”，是“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叫嚷“要在政治上把老干部打得晕头转向，乘他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就动手把权夺过来”。他炮制夺权纲领，在所谓《关于把浙江问题解决好的几点建议》中，要省委责成杭州市委先走一步，在半年时间内，在他们的监督下，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大搞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他伙同现行反革命分子贺贤春给杭州市委发出“通牒”，附去六十个人的名单，强令“三天内落实”“官位”。还同“四人帮”亲信张永生及贺贤春提出一批名单，强要省委派到省级机关和省属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他们策划建立各级批林批孔小组，凌驾于党委之上；指定一批人参加各级党委常委活动；并采取“飞过海”、“上督落”等手段，在全省刮起了“双突”妖风，使许多单位的领导权被篡夺，造成党员、干部队伍严重不纯。

翁森鹤等还阴谋篡夺军权，妄想由翁担任省军区副政委。并策划建立了第二武装──杭州市民兵 指挥部，妄图代替我人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他们挑起大规模武斗，任意抓人打人，私设监牢，搞管教队，大搞所谓“砸破庙”，对革命干部和工人群众搞打砸抢，实行法西斯专政。

他极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凡是党委机器还在转动的，就是形势不好，就要想尽办法砸烂它”等反动谬论，冲击各级党委，造成许多党政机关瘫痪半瘫痪，厂矿停产半停产，使我省工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已查实的七千一百八十一元。在生活上极端腐朽糜烂。

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翁森鹤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起来的罪恶累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

4、有关流氓、打砸抢者陈阿大的材料

（甲）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的揭发

陈阿大是一个流氓恶棍，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反革命打手。

陈从小就同流氓阿飞鬼混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他打起“造反”旗号，叫嚣“胆大就有官做”，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伙同“小兄弟”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等地痞流氓，任意抓人，私设刑堂。强迫公安机关释放同夥，去拘留所抢劫犯人。其父为资本家子女窝藏黄金被揭发，其弟寻衅殴打揭发人，被扭送派出所，陈阿大围攻派出所，强迫给他父亲“贴红纸”平反。他大搞打砸抢，到处挑动和指挥武斗，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王洪文保驾解围、翦除异己，革命群众“炮打张春桥”时为张镇压群众打头阵，深得王、张的欢心，被封为“造反派的优秀代表”，将其安插到市革委会工交组当负责人。一九六八年十月，王、张内定陈阿大为“九大”代表，再强令基层党组织把他突击拉入党内，而陈从未交过《入党志愿书》。后又安插他为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委“列席”常委，并塞进四届人大任常委。陈阿大对王、张感恩戴德，赌咒发誓要“为司令（指王洪文）争气”，死心塌地为“四人帮”卖命效劳。

陈阿大一贯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窃踞领导职务后，更加肆无忌惮，动辄打人骂人，拳打要他出示出入证的值勤战士。在一次研究处理一起陈插手制造的假案的会议上，一个局党委副书记提了一点不同意见，陈当场揪住这个干部，破口大骂。他利用掌管全市房屋调配大权，自称“房总统”，大搞政治交易，贪污房租补贴。他还依仗权势，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强拿白吃，侵吞贵重的新产品、“抄家物资”，厚颜无耻地声言“货币对我不起作用”。

陈阿大夥同王秀珍，控制市总工会，把工会系统凌驾在各级党组织之上。经常召集“小兄弟”聚会，传达领会“四人帮”的意图，进行“路线交底”，内定干部任免，任意点名提干，大搞结帮篡党活动。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包庇起用大批坏人，大搞“双突”，指使各级工会踢开党委，进行“第二次夺权”。陈阿大还利用窃取的权力把他的老婆、弟弟、舅子都拉入党内，并强行安插为公司或工厂的党委副书记。

陈阿大一贯紧跟“四人帮”，疯狂对抗党中央，充当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任意砍掉国家下达的基建项目，积极安排所谓“王洪文工程”，“王秀珍工程”、“陈阿大工程”，破坏国家统一计划。一九七六年，他积极收集编印整中央和国务院同志的黑材料，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叫嚣要张春桥当总理，指名道姓地攻击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负隅顽抗，毁灭罪证，积极参与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歇斯底里地狂叫要“把脑袋吊在裤带上”，“马上大干”，出谋停电，瘫痪铁路交通、沉船堵塞吴淞口，在飞机跑道上堆放钢锭封锁机场，并布置“小兄弟”向各单位吹反革命黑风，进行煽动，疯狂对抗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交通组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

（乙）下面是陈阿大的一份没有填完、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上级党委批准的所谓“入党志愿书”

影印件原文［略］

（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圈阅同意的任命陈阿大为上海市委“列席常委”的批件

影印件原文

春桥、文元、洪文同志：

经在家常委研究，拟增加陈阿大、叶昌明两位同志列席市委常委会议。

当否，请指示。

马 天 水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

请常委传阅。

马 天 水

二月二十二日市委常委会议上，马天水同志已宣读。

第二部份 “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谣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四人帮”一贯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动辄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又一贯标榜自己光明正大，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言，搞阴谋，搞分裂。那么，究竟谁反对毛主席，谁是谣言的制造者呢？

马克思、恩格斯说：“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指示的这个办法，我们选择了党的十大前后若干重要政治事件，将事实的真相告诉群众，以彻底揭穿“四人帮”的阴谋。这些事实充份证明，正是“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是“四人帮”，是一个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大造谣言的反革命合股公司。

一、对抗毛主席对王张江姚搞“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批评

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四人帮”，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五年四、五月，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对王、张、江、姚进行了批评和帮助。江青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给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各同志的信中，承认“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王洪文、张春桥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但是，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教育，心怀刻骨仇恨，私下对他们的亲信发泄不满。一九七六年，他们公开翻案，颠倒是非，造谣诬蔑，疯狂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毛主席对王、张、江、姚的批评

1、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难改呢。”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毛主席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2、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全文：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3、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地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他们“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毛主席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主席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二）“四人帮”抗拒毛主席、党中央批评的有关材料

1、江青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七省、市、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在四川、云南对那一派都整。凡是造反派都要整，凡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都要整。我是首当其冲的。因为我是努力执行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执行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那是另一回事。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全国谣言很多，据说一追就追到北京，就追不下去了。其实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年轻的同志要懂得这件事。

2、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中央有两个部倒霉，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负责人用了新人，其实底下老的解放了相当大一批。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注：指邓小平同志，下同）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担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

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学，搞突然袭击，斗了我四个月。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读了，这一件没有公开。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

3、江青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小靳庄的讲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造革命同志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谁跟主席革命，他就打击谁。文化部、体委、小靳庄，都受邓小平的压。他要把迟群和小谢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有我。他搞的那些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恶劣。他要登基，当皇帝。

我不敢给你们送材料，送材料成一条罪状。我送一点批林批孔材料，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也是罪状。

4、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日晚上，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专程窜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套间里，把上海去开会的马天水、我、王秀珍、黄涛、李彬山找来，又叫把已经睡觉的南京军区丁盛司令员单独找来，偏偏又不叫住在一起的彭冲同志和廖汉生政委。

江青说：“你们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

“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还说：“什么言论自由啊，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江青在这里以控诉邓小平为幌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在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要注意。”毛主席批了江青是“上海帮，”江青怀恨在心，那天晚上就到京西宾馆发泄来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同张春桥有一次谈话。我说：“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听说市委机关里对谁今后可能担任什么职务有些议论。”这时，张春桥说：“要谨慎小心，特别是你们几个人讲话要注意。”张恼火地说什么：“人家已经讲我们是‘上海帮’了！有一次北京的什么外事招待会，偏偏把我们几个排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就给总理提了意见。”张春桥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因为是毛主席批了他们是“上海帮”。

徐 景 贤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5、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今年四月底，我出差去北京，在张春桥那里我问“是不是毛主席批评你们了”。他说：“没批我，批了江青”，“让我们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接下去他又说：“列宁搞了工农检查院，选了好多工农参加中央工作，结果也不解决问题，变修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能解决问题吗？”他就是这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和挽救。出于阶级本性，他对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尤其是工农中央委员是刻骨仇恨的。

张 维 维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6、姚文元的秘书郭文给新华社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郭文同志（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五日电话：

文元同志要转告你们：

据群众来信揭发：朱、穆、李（注：指朱穆之、穆青、李琴同志）曾传播过所谓四联（人）邦（帮）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望他们交代谣言来源和扩散情况，向中央写简报。

二、对抗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的两次谈话中尖锐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 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邓小平同志为了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文艺状况进行了一些调查。“四人帮”气急败坏，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并且指使他们的党羽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张维民等人炮制材料，硬说文艺革命“呈现出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对抗毛主席的批评。一九七六年，他们竟公开发表文章，肆意攻击邓小平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刮“右倾翻案风”。

（一）毛主席关于缺少文艺作品，应该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

1、毛主席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同邓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2、毛主席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书面谈话全文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么，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份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的好，国民党怕得很。

（二）“四人帮”对抗毛主席批评的罪证

1、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份人员的谈话记录（节录）

有人说，现在什么也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绩全部抹杀。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出的东西不少，当然和八亿人口相比，我们出的东西还不够多，但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相比，比那时多，这个我有材料。

2、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在上海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记录（节录）

从上海来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刚才讲的小说，文化革命前每年出二、三部，现在五、六部，这是一方面。上海创作的样板戏有好几个，其他戏也很多。电影也是这样，最近出的几部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成绩很大，应该肯定。

3、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四日，反党分子王洪文亲自参加了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召开的上海文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大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文艺创作的成绩，直接对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重要指示。会议结束以后，王洪文并要我把会议情况整理成一份简报，特别把文革以来出版多少部小说（中、长篇都有），大大超过文革以前等，列举具体数字，印成铅印的白头简报直接送给他，他后来带到北京去，作为直接向毛主席进攻的炮弹。我在这个会议上也大摆成绩，并为王洪文提供了反党材料，犯了严重的罪行。王洪文在会上还猖狂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别人打成修正主义，而掩盖自己是修正主义的真面目，向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进行猖狂反扑。

就在这一个时期前后，我听朱永嘉、陈冀德等人说，姚文元还下达黑指示，要写作组通过出版社等收集全国文革以来出版过多少长诗、短诗集，后来又下达要统计全国出版过多少中、长篇小说，并且要把其中所谓优秀的作品的内容摘报给他。姚文元这种做法也是直接针对毛主席关于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重要指示的。

徐 景 贤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4、“四人帮”指使其党羽于会泳等人大量炮制的对抗毛主席批评的所谓《调查报告》等材料

（1）于会泳等人炮制的“调查报告”等反党材料的影印件［略］

（2）于会泳等人炮制的反党材料选印

（甲）《从中、长篇小说的出版看文学创作情况──-调查报告》（节录）

为了对当前文学创作现状进行一些基本了解，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后全国中、长篇小说新作品的出版情况作了初步的对比性调查。

1、文化大革命后三年的总数（75年1─8月不计在内），比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总数要多。

2、从发展趋势看，文化大革命后几年逐年增加的幅度较大。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反映，去年该社仅出版长篇2种，今年至8月底止已出版8种，全年预计出版15种。目前列入计划、正在写作的文学新作有100多种，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数字。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

（乙）《全国文艺刊物出版情况》（节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自一九七二年起，全国各地相继办起了各种文艺刊物，出版情况逐年有所发展。截止一九七五年九月底为止，中央级和省、市、自治区级的文艺刊物共出版有五十一种以上（中央级的四种，省、市、自治区级的四十七种）。

从繁荣创作方面看，上述刊物于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新作。这批新作的鲜明特点是，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主要是反映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条战线斗争生活的题材占绝大多数。为了推动这方面创作，有些刊物还在编辑方面采取了种种积极措施，如举办《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征文（《吉林文艺》，一九七四年）或开辟“新人新作”专栏（《朝霞》，一九七四年）。

从作者队伍方面看，上述刊物为培养和团结广大专业和业余作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新作者──主要是工农兵业余作者的不断涌现，是这些刊物创作队伍的一个显著特点。

从发展评论方面看，上述刊物多数都有评论专栏，综合性文艺刊物普遍地每期发表不同数量的文艺评论，并注意了及时对新作予以推荐或批评。

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

（丙）《文艺领域中右倾翻案风几个突出的问题》（节录）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怀下，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中央负责同志率领广大文艺战士创作了一大批革命样板戏，塑造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工农兵英雄形像，为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做出了榜样。自大力普及革命样板戏以来，全国许多地方戏曲剧种普遍移植革命样板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移植革命样板戏推动了地方戏曲开创了新生面。特别是自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的批示以后，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形势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呈现出万紫千红，春色满园，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等艺术品种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艺术质量和年产量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就拿过去比较薄弱的环节电影故事片来说，也比一九七四年增长一倍多， 出现了不少思想性、艺术性都比较好的影片。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也空前活跃。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造世界观，把演出的重点转移到基层，百分之六十场次到工厂、农村、连队演出，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总之，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日益繁荣。这是对那种妄图否定革命样板戏和文艺革命，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者最有力的批驳。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一直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的。在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领域政治谣言四起，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有少数人公开打着“我是有来头的”旗号，大刮右倾翻案风。

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对影片《创业》批示时，据知由于党内有人说过“《创业》问题，实质是路线问题”，因而有的人就说：“文化部要检查路线错误”，“要挖文化部的后台”。北京电影制片厂有的干部说：“政治局看《海霞》时，为什么XX同志不参加？她过去讲了那么多话，还管用不管用？”中央乐团有的人说：“为什么主席在邓副总理的信上做批示？给主席的信收不到嘛！”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破门而出，攻击对影片《园丁之歌》的批判，说什么“把《园丁之歌》研究一下，……我们的思想混乱是怎么造成的？要追根！”并且组织了班子写了文章。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八日

5、经姚文元修改审定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党文章（节录）

下面是文章中有关段落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舞蹈、曲艺、美术、摄影等，都有所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无论在质量方面或数量方面，更有新的飞跃发展。

至于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这几年更是空前活跃，生气勃勃。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日益繁荣，促进了艺术品种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呈现出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局面。

请问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你们攻击革命样板戏“一花独放”，“阻碍文艺发展”，根据何在？

注：这篇反党文章，是“四人帮”御用的文化部写作班子写的，以“初澜”的笔名发表。

6、反对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造成“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局面，不是偶然的，这是“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下面的材料，证明“四人帮”是如何一贯反对“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的。

（1）原文化部写作班子负责人张伯凡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利用为他们所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自六九年前后以来，在重要社论、样板戏的剧组文章与出版物中，公然篡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在这一方针的内容中砍掉了“百花齐放”，根本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七二年后，于会泳布置“初澜”写作班子炮制的一批黑文章，继续进行这样的篡改和歪曲。当广大群众和干部批判他们破坏“二百”方针的罪行时，于会泳在七三年底传达反党分子江青的黑话，竟造谣说：“现在有人拿‘八花齐放’来攻击我们的作品少。”

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四人帮”及于会泳一夥施用了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慌忙企图掩盖他们篡改“二百”方针的罪行。当时，《红旗》编辑部在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和“梁效”炮制的所谓谈“二百”方针的黑文章报送姚文元以后，还来要“初澜”写作班子再赶写一篇。而于会泳在文化部一些会议上也假惺惺地说：“过去对贯彻‘二百’方针不够自觉”，“我们要进一步贯彻‘二百’方针”；他还布置我：对过去剧组文章中删掉了“百花齐放”的地方，要赶紧告诉有关单位，再版时“要加上去”。但是．实际上姚文元一夥心怀鬼胎，始终没有把已经炮制了的这几篇黑文章在《红旗》上抛出来。在“百家争鸣”的问题上，他们用同样的手段搞阴谋诡计。文化部在七五年十一月份召开创作评论会议，反党分子张春桥向于会泳布置说：这个会“就是争，最好争得越激烈越好。”于会泳对与会人员声称：“要解除顾虑，畅开思想，展开争鸣。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但私下却要我们将与会人员发表的一些正确意见、观点，列为“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整出黑“材料”，作为“从文艺方面批邓的专题”。他们篡改、破坏“二百”方针的罪恶目的，是要在文艺方面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张 伯 凡

1977年2月25日

（2）对外友协宋天仪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九日晚，王、江、姚接见中国艺术团时，姚文元说：“同志们要有信心，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本不提“百花齐放”这一条。近几年来，在出国艺术团的对外讲话稿和宣传材料中，凡提到“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都要把“百花齐放”抹掉。一九七五年四、五月间，“四人帮”背着中央授意炮制的赴拉美中国艺术团《宣传提纲》中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是毛主席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所制定的根本方针”，把“百花齐放”一笔勾掉。翻译曾问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这句话应理解为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全部还是一部份，他说：“在文艺方面这三句话就够了”，然后又作贼心虚地加上一句：“你们翻译时最好不要译得太死，最好译成既可以理解为全部，又可以理解为一部份”。

对外友协 宋天仪 资中筠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下面是出国艺术团的对外讲话稿和宣传材料中砍掉“百花齐放”的影印件［略］

三、对抗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三月，“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将《创业》一棍子打死。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编剧张天民同志来信作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示极端仇视，拼命反抗，竭力抵赖十条罪名不是他们搞的。江青污蔑给毛主席写信是“告了老娘的刁状”，猖狂地叫嚣“老子不怕”。

下面是“四人帮”扼杀《创业》，抗拒毛主席批评的有关材料

（一）江青同姚文元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的来往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总之，要按照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努力来建设文艺理论队伍。没有评论队伍，是不能健康地繁荣创作的，有时间的话，我们确实要总结一下，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斗争。

以上意见妥否，供参考。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别的还不能下评论。我还注意到当时中央首长给送《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指的那一位？

（二）江青、姚文元在陈亚丁等人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信上的批语

批语影印件原文

江青的批语：

请春桥、文元同志参阅。《创业》电影现已知是真人真事，但不是铁人，待弄清后再说。

退江青

25／2 1975

姚文元的批语：

有的同志告诉我：华政委的某些话几乎是有关同志原话（如“婆婆嘴”）。另报告文学及历次报导均没有党中央派飞机送“矛盾论”“实践论”，不知怎么加上去的。

姚 文 元

25／2

（三）江青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给姚文元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嘱：给文元同志打个电话：

关于《创业》的评论，按我们的批示精神写，但我们不看。现在不急着发，过几个月冷却一下再说。

（四）于会泳、浩亮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江青的报告和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批语

1、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批语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请春桥、文元同志批示。

江 青

10／3 1975

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似没有把事情过程及产生原因说清楚：即报告文学是很动人的，为什么电影中会出现这些错误呢？建议有关部门及创作单位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批评，从思想上把问题弄清楚，作一有分析的报告。另7页有注，妥否仅供参考。

文 元

¹¹⁄₃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请文化部把事情搞清楚，才能真正总结经验。

春 桥

三月十二日

会泳同志：

我同意春桥、文元同志的意见，请照办。

原件和信都请退我。

江 青

一九七五．三．廿七

2、于会泳、浩亮给江青的报告的影印件

注：此件是毛主席批评的“四人帮”加给《创业》的“十条罪名”的原文。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

听了您对《创业》的批评后，我们心里一直不安。开了会进行了检查。现将初步检查报告如下：

《创业》这部影片，我们过去不但看过，并且还提了三次修改意见，从原来的三小时十五分的放映时间缩短为两小时二十五分。

我们在双片送审的报告中，虽然也对此片提出了一些缺点，说了一些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抓住存在问题的实质及其要害。在这次您指出此片存在严重的问题之前，我们一直认为此片是很好的，认为搞成这样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一些场合还宣扬过这部影片。

从您批评后，遵嘱我们对照了您原来所推荐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又看了该片， 感到两者差距很大。初步感到有以下问题：

一，《创业》此影片所表现的题材是很好的，是重大的，是应该用各种文艺形式加以表现的。但此影片并没有把这一题材表现好，不如报告文学感人，也不如报告文学脉胳（络）清楚。因为这是一个重大题材，所以不应等闲对待，应该特别严格要求。

二，影片中三次笼统地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蓬（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在报告文学中，绝无这种含糊其词的提法，明确地指出：石油会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王铁人的“两论起家”，是他在“一九五九年，全国群英会奖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他学习毛主席著作更加勤奋、认真”，是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影片所写的那样，什么中央送书给他们的。

三、报告文学叙述了铁人光辉的一生，但同时，写了王铁人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英雄”，“大庆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并没有去着力宣扬还活着的人，和把油田会战的胜利，归功于大庆油田党委。影片《创业》却较明显地存在着写活着的真人真事的问题。据查，片中主要人物的一些警句，许多是余秋里同志的语言，有的是原话，有的是据原话稍加演绎而来的，如：

──周挺杉说：“一个国家要有民气，一个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

──冯超说：“我们的会战是在困难的时期，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上马的。”

──华程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华程说：“我就抓住周挺杉不放1”（据说原话是：“我就是抓住你王老铁不放”。）

──华程说：“干部要有个婆婆嘴，整天在你耳边嗡嗡。要重视第一性资料，我们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华程说：“大家可以横挑鼻子竖挑眼，品头论足嘛！”

──周挺杉说：政委是想“要建设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的石油队伍。”

──周挺杉说：“国家没有油，国家有压力，咱们是国家的主人，要分担这个压力。”

──华程对周挺杉说：“要观大局，辨风向…”（余秋里同志在五九年廿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

此外，影片中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找到大量的生活原型，如：

──康世恩同志是玉门油矿的军代表，后来是大庆油田的领导人，与影片中华程的身份相似；

──打龙二井“水落油出”的情节，与康世恩同志领导打萨尔图66号井的情况相似；

──周挺杉买土豆受批评的情节，又与康世恩同志处理过类似的事件相似。

并不是说上述的语言本身存在什么错误，而是说这种写真人真事的风气如果以合法的形式加以肯定，则是后患无穷的。

【其中有些话显然是错误的。 江青 ¹²⁄₃ 1975 】

【影片中使用的这些语言是否全部合符毛泽东思想，塑造领导干部典型形像是否一定要选择这些语言，似可再研究一下。（此与真人无关，是创作上的问题） 文元】

四、影片虽写了创业上的艰苦精神，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得较差；而后者在报告文学中是作为重点方面之一来表现的。例如：工人群众中本来有“天当房子，地当炕”这一类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豪言壮语，但在影片中，却把这句话从一个落后的人物春生的嘴里作为讽刺话说了出来。乐观主义的警句，变成了悲观主义的话柄。完全颠倒了。 五、在周挺杉的性格刻划上，影片着重通过他爱冲动，爱发火，一会甩石头，一会摔茶缸，一会又怒折树叉等一类的行动，表现了一个鲁莽汉子的形像，基本上没有写他的智慧，他的政策观念和周密思考的方面。所以这个人物形像是单薄的，有缺陷的， 因而是不典型的。

六、影片中有许多戏有意地用贬低周挺杉的方式来抬高华程。如周说：“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拚死拚活也要上”，而华程接着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又如周说：“我们工人阶级顶天立地地站着，……自力更生地建设我们的国家。”而华程接着说：“团结其他劳动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再如：在报告文学中，写了铁人他们打了一口井，质量稍差，而铁人让大家推倒重来，但在此影片中，则把周挺杉写成一个在质量问题上受到批评的对象。

七、工程师章易之的转变，一号人物周挺杉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作用。他俩见面一谈就崩。在周受伤那场戏中，章易之的转变，关键是章看到周的腿部受了伤，才转了情绪。这里有人情感化的倾向。

八、报告文学的脉胳（络）十分清楚，影片却有很多地方表述不清，让人看不懂。具体表现在：1、情节上不清楚。如冯超因何被捕？老周师傅是怎么被出卖的？冯超是怎样进行破坏，造成喷井的？龙富贵的来龙去脉不清，等等。2、技术性术语太多，一般人无法懂。3、有许多镜头组接上不清楚，乱蹦乱跳的地方。

九、报告文学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回述铁人的过去，着力写他解放后的斗争生活。影片对周挺杉这个人物，也应该主要放在会战过程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但这里却用了很大篇幅去写他解放之前。既造成浪费，又造成结构上拖沓。

十、主要人物的语言概念化。如，华程的语言中，大量地生硬地使用主席语录和国际歌词。从上可知：上述诸问题（特别是党中央送书和写真人真事等问题）在您所推荐的报告文学《铁人的故事》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两相比较，差别甚大。

以上是我们的初步认识，可能仍未抓到问题的实质。但，失败和挫折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之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为此，使我们看不出影片中的严重问题，而且至今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彻底弄清楚。另外，我们在工作作风上，也存在着粗枝大叶的毛病，对报告文学研究的不够，为了急于赶节日出片，我们在审查上很不细致，甚至有降低标准的倾向。这些不良倾向如不改正，对党的工作，必然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下决心总结经验教训，努力纠正之。今后，一定在工作上，做到大胆谨慎，不骄不馁，细致认真，严格把好关。

当否，请批示。

此 致

革命敬礼

于会泳 浩 亮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五）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没有排好，不细。许多地方，我看了几次都看不懂。对这部电影，我是提过意见，但十条不是我提的。张天民告了我的刁状，说我看了，立即就停演。于会泳你说，这个情况你全知道，你为什么不讲？十条是文化部他们根据群众意见（于：河南就有来信）整理的，文化部有缺点，十条确实是过份了。他们写了文章，要公开批判，清样都打出来送我了，张春桥同志也看过清样，他也不同意发表、批判。我压下来没有批准。但是文化部他们把十条公开讲了，评论清样印出来了，我和张春桥同志都不同意发表。这些东西都在我那里，黑字写在白纸上，都放在我那里。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我的意思是，这部片子先这么演着，逐渐在群众中印象消失了，然后重新排一部好的，为的是怕损伤了大庆的积极性。

这部片子是有缺点的，张天民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主席批示说，此片无大错，可见还是有错误的，为什么不检查？有许多对话是错误的，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是铁人的话，为什么要加到政委身上？“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余秋里同志的话，余还活着，在一个影片上为什么把两个还活着的高级干部牵进去，不好嘛！还有吃窝窝头，那时大庆吃窝窝头吗？这是给我们抹黑呀！丢矿砂，就是那个小布袋，打着手电在大草原上找东西，找什么？我就看不懂，没有交待清楚嘛。

张天民这个年青人给主席写信，后面总有人支持，可能有坏人。他本人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年青人，只要能做一点自我批评，他还是懂得大庆生活的嘛。那个叫什么夫的导演，跳来跳去的，要查一下，背后有坏人支持，要追后台。

（六）、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份人员的谈话记录（节录）

张天民给中央写信谈的那十条，主席说，太过份了。这十条我不知道，是文化部搞的，但第八条我有责任，是说《创业》粗了些，有人逼着主席批，主席说《创业》无大错，并不是没有错。《创业》我看就不要出国，可以重拍一部。

张天民你多么大？（张说我四十六岁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

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七）刘庆棠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主席对《创业》影片的光辉批示下达后，一九七五年八月反党分子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召集于会泳、王曼恬、浩亮和我到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谈主席批示的问题。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又说：“主席还没看《创业》影片，你们要搞两个标准拷贝，一部送主席，另个送给我。”又说：“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张春桥说：“主席用词向来很严格，你们要去仔细理解。主席说无大错，那还是有中错和小错嘛！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主席说调整政策，并没说别的。”

姚文元说：“每当党内要调整政策时，总有人利用借机闹事。五七年、五九年都是这样。”

刘庆棠

七七年三月五日

（八）光明日报社的揭发

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批示。八月二十一日，姚文元把莫艾找去，说：“无大错并非十全十美”，“在评论此片时，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点、错误也评成好的”。他指令把标题中赞《创业》的“赞”字改为“评”字。姚还对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不要求全责备”的话，十分恼火地说：“这是指领导说的，编辑要掌握这个精神，也不必写在这里”。又说：评论《创业》的文章，“先发一个版也可以了，听听意见，以后再发”。最后姚文元还别有用心地说：“又抓《水浒》，又抓《创业》，谁先谁后？我想还是把评《水浒》放在前头”。

光明日报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四、攻击毛主席肯定的电影《园丁之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园丁之歌》是经华国锋同志审查，并指示拍成电影的。“四人帮”横加指责，污蔑《园丁之歌》是一株“大毒草”，姚文元攻击“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他们还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到湖南，看了电影《园丁之歌》，毛主席看后鼓掌，并说：我看是出好戏。但“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继续抓住《园丁之歌》大做反党文章，把攻击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一） “四人帮”扼杀《园丁之歌》的罪证

1、张春桥、江青在审查《园丁之歌》时的反党讲话记录（节录）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春桥、江青、文元同志审查此片，并作了指示：

江青同志：

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该是共产党，怎么能是教员？男教师的人物形像也不好。

春桥同志：

这个戏在教育路线上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现在有一种倾向不好：让孩子象小大人一样。女教师有一点还是符合这个人物的，她热爱工人；但最后，又给孩子出了个难题，这是压服。结果是听她摆布。最后矛盾没有很好解决和发展下去。

江青同志：

看不出典型环境来。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象少奶奶。

2、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扼杀《园丁之歌》影片的批语

《园丁之歌》的电影应该上演，上演的同时发表批判文章。

江青

即

3、于会泳给江青、姚文元报送初澜的黑文《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的信和江青的批语

影印件原文

江青、文元同志：您好！

遵嘱，已写好评《园丁之歌》的文章。送上，请审阅。

此 致

革命敬礼！

会 泳

1974．4．24．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提出意见。

江青

25／4　1974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节录）

──评湘剧《园丁之歌》

初 澜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唱赞歌的小戏。

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教育战线上一系列新的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我们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是要把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来大加歌颂，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本身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担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在我国人民近五十多年来的革命斗争史上，有多少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难道不正是他们，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又有多少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事实说明，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担”的谬论，简直就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套去培育“桃李”，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有了“高度的文化知识”，也不可能承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4，在“四人帮”策划、煽动下，在很短期间内，发表了近百篇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

下面是部份批判文章的影印件 ［略］

5、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四人帮”和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扼杀影片《园丁之歌》，直接反对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四年春天， 国务院文化组就告诉上海准备批判，市委布置报社印剧本、写文章（当时我住医院），七月十九日国务院文化组发出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后，我紧紧跟上，要上海报纸积极参加批判，连续发了初澜等的文章，并布置工农兵作者写文章。这时，我也看到了传来的张春桥、姚文元的黑批示，姚文元批道：“《园丁之歌》宣传的路线以及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国务院文化组的通知写得十分明白，《园丁之歌》是“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扣了三顶大帽子，而且还盗用中央名义，说什么“经中央批准，决定在京、津、沪、湖南四省市……进行批判。”这其实就是江青下达的“圣旨”。于是我不但在上海报纸上组织批判，而且在七四年八月上海的一个教育革命座谈会上，学着“四人帮”的腔调，大讲什么：“《园丁之歌》，中央领导（“四人帮”）指出电影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所歌颂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宣扬智育第一、文化至上。对学生实行管卡压或搞软的一手诱导，使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最后培养为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还攻击“影片宣扬知识分子领导学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九七二年还出这样的影片，说明路线斗争在继续。”我大肆攻击影片里的女教员之后，还压制教育战线上同志们的不同意见，我胡说“在我们教师队伍里有一部份人还有这样的反映，看到这样的教师还认为是好教师，从影片看不出有害问题”等等，我这样说，完全是颠倒黑白，把华国锋同志亲自关怀下拍摄的歌颂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片一棍子打死，搞乱人们的思想。这还不算，七四年八月，我决定上海话剧团的独幕话剧《小将》上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演时，还鼓动剧团的同志“和《园丁之歌》对着干”，妄图拖人下水。这是把矛头对着华国锋同志的。

徐 景 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二）湖南省委的反击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

l、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关于湘剧《园丁之歌》问题的请示报告

影印件原文

文化部：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结合实际，认真研究了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的问题，并重新分析了湘剧《园丁之歌》等作品，认为《园丁之歌》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指导下产生的，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的，是一出好戏。虽然还有些缺点，但可以修改提高。为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加强文艺领域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们认为，继续上演《园丁之歌》，放映这个戏的电影，出版、发行这个戏的本子，是必要的。同时，还请求将电影花鼓戏《两张图纸》的样片，寄给我们，以便把这个戏改好。

以上报告，当否，请即批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2、于会泳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于会泳同志来电话：

湖南省革委会文化局给文化部来报告，关于湖南湘剧《园丁之歌》的问题他们说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重新作了分析，认为这是出好戏，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虽然还有些缺点，但可以修改提高。并建议继续上演，放映电影，出版发行剧本，是必要的。听说这个报告是张平化同志要他们写的。

［江青的批语：电话告春桥、文元同志。我们三人一块审查的。江青4/9 1975］

3、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给于会泳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嘱，回于会泳同志电话：

关于《园丁之歌》，应向张春桥同志报告。因为：（1）张春桥同志主管文化部；（2）春桥同志对这个戏的意见比我的意见更完整、更深刻。我只是认为，园丁应该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知识分子。春桥同志除同意我这个意见外，还认为有关教学问题，这个电影也是错误的，春桥同志这个意见，我说不清楚。我们是一块儿审查这个电影的。

4、文化部核心小组给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报告

影印件原文

春桥同志：

九月一日我们收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的来件，说《园丁之歌》是一出好戏，因而要求放映影片《园丁之歌》。现将原件复制报上，请阅示。

中共文化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五年九月五日

已分送：江青、文元同志

（三） “四人帮”的反扑

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 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一个服务员那样造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意见多、深刻的是春桥同志。你愿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后来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

当时，好些内容很不好的电影也要出笼了，出笼很好。我觉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让群众鉴别，这是主席的方针嘛。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张：不是。） 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样映嘛，然后再改嘛。已经拍成了，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还很有一点热心。他把园丁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拿原来的拷贝给同志们看一看，大家评论评论。

（四）张平化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九日，国务院文化组向北京、天津、上海市和湖南省革委会发出了《关于批判的通知》，《通知》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一个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坏戏。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批判文章，并在三市一省发动了对《园丁之歌》的批判。而且强令湖南先批，这是“四人帮”的阴谋，后来他们就把责任推到湖南，说是你们自己先批的。 一九七四年冬，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到了湖南。在十一月份的一天，毛主席提出要看看电影，省委接待处的同志开了一批影片的单子送给主席，主席圈了《园丁之歌》。当时，主席看完后就鼓掌。在主席身旁的服务员曾彩谋同志看到主席鼓掌，便对主席说：“主席呀，这是个受批判的片子呀。”主席问小曾和在场的同志说：为什么要批判，你们讲讲有什么问题？我看是出好戏。

一九七五年八月，省文化局根据省委的意见，向文化部写了请示报告，提出《园丁之歌》不是坏戏，不要批了，要公演，如有不妥，请即指示。文化部接到这个报告，十分不满，在会上点湖南的名，说湖南为《园丁之歌》翻案，“气焰嚣张”，给文化部的报告是“最后通牒”。

《园丁之歌》是在华国锋同志的关怀下拍成电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看了电影《园丁之歌》鼓掌称赞。这些情况，江青都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她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硬要死死抓住《园丁之歌》大做文章。今年三月，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会议期间，江青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单独召集十二个省。市和两个大军区负责同志开会。她在会上大讲黑话，横蛮整人，无理训斥了许多同志。她在点名训斥我的时候，恶狠狠地说：“你们为《园丁之歌》翻案”，“你们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去了。你们要主席看《园丁之歌》，强加于主席。”对她的无理指责，我当时顶了她一下，我说：“我们认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是好戏，不是坏戏，不是毒草。我们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过，大家都说不应当再批判，而应当公演。我省文化局给文化部写的请示报告，是根据我们省委的意见写的，责任由省委承担，首先由我承担，不要批评文化局。为什么不用省委名义写报告，而用文化局名义写呢？因为用省委名义，就要向毛主席、党中央写，而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要我们批判《园丁之歌》，所以，我们只好要文化局向文化部写报告。”江青听了很不满，她恼羞成怒，咆哮如雷，反而指责我说：“你不要气鼓鼓地。”接着江青又说：“我的意见，就是不应当把两个知识分子比作园丁。可能是春桥意见多一点。至于说初澜批《园丁之歌》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江青当面撒谎，初澜是什么人的笔名，江青会不知道吗？至于把两个教师比作园丁，有什么可责难的，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而园丁正是培育果树的劳动者，把教师比作培育幼苗的园丁，不是很恰当吗？！

至于江青指责我们“强加于主席”，更是横蛮无理到了极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圈定要看的影片，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利不给毛主席看呢？！这里使我更清楚地看到，江青之所以这样猖狂地向《园丁之歌》进攻，首先，她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同时，她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英明选定和高度信任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妄图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张 平 化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六日

（五）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党委的揭发

一九七三年四月间，根据华国锋同志的指示，当时主管电影工作的同志指派新影组成摄制组，去湖南拍摄电影《园丁之歌》。

摄制组在湖南省委大力协助下，在六月底完成了影片摄制工作。

影片上送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看完影片，江青叫嚷；“园丁应该是党，怎么是教师，是知识分子？”“桃花满园，还是修正主义那一套。”又抓住一句唱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说什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张春桥还大言不惭地说：“这类问题还不易看出来！”姚文元也帮腔：“还不如叫那个孩子去当工人”。就这样砍杀了这部影片，不准送给毛主席看，也不准上演。

一九七四年初到七月，江青在接见电影工作者的两次谈话中，都责令要批判《园丁之歌》。“四人帮”在文化组的亲信于、浩、刘下达黑指示，命令在三市一省组织群众公开批判。

一九七四年底，在批判《园丁之歌》之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看了影片《园丁之歌》，鼓了掌，肯定了影片。可是“四人帮”严密封锁消息，不准有关单位知道，也不给《园丁之歌》恢复名誉。

一九七五年底，刘庆棠主管电影，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派人到新影追查过有无对批判《园丁之歌》进行翻案的情况。他们这样做是直接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委员会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四日

五、攻击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公开放映的电影《海霞》

一九七五年春，周恩来总理观看了影片《海霞》，肯定了这部片子。七月二十五日，影片编导谢铁骊、钱江同志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文化部在处理影片《海霞》上的错误。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审查了电影《海霞》，决定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四人帮”极为不满，百般刁难，攻击电影《海霞》，并指使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组织文章进行批判，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一）于会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会泳同志来电话说：

关于《海霞》影片，情况很复杂，受到人的支持。在未改之前就肯定了。现在听说要公影（映），让群众评论，有人又想把责任推出去。名义上改了一百多个镜头，实际上主要问题没有改。现在有的人说话气很粗。我希望当面向江青同志报告一下。

（二）江青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给于会泳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江青同志嘱，回会泳同志电话：

有关《海霞》的问题，既然情况复杂，我建议你向春桥同志当面报告。我这两天又有点感冒。以后除录音工作外，文化部的工作都要向春桥同志报告。

（三）于会泳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给江青的电话记录（节录）

影印件原文

会泳同志来电话：

政治局的同志看《海霞》，我和张维民同志去了，谢铁骊、钱江同志也去了。看完后政治局的同志讨论，我们四人就回去了。在看的时候，谢铁骊在邓付（副）总理和李副总理之间边看边谈，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晚上去了八个政治局同志。

（四）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在大寨接待站的一次谈话记录（节录）

《海霞》就不同了，基调很坏，改了一百多个镜头，再改也不行了，基调改不过来。现在，我还可以批这部片子，基本方面不好嘛，谢铁骊、钱江，我过去帮助他们很多，他们还给我写信，要我看“双片”，帮助他们。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看，他们误会了。我对他们帮助最多，他们连资产阶级讲的良心都没有。这事是春桥同志管的。我从来不看“双片”，我不上当，看“双片”就得负责。他们给政治局写信，给主席写信，主席就没有批，政治局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看了“双片”表了态。他们压文化部，现在文化部压力很大，我替他们顶住，老子不怕，老子顶着。有人说我翻案，这不是翻案，我现在要打反攻。

《海霞》要批，但现在不批，因为会干扰评《水浒》，将来还得要批。

（五）于会泳等人炮制的攻击《海霞》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批注

一九七六年三月，于会泳等人炮制了《右倾翻案风与电影》一文，送江青、姚文元批发，姚文元作了批注，但此文后来未敢出笼。

《右倾翻案风与电影》一文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送江青同志阅。此文写得不够理想，还须修改。有空时请翻阅，如有意见，请批后退我］

《海霞》编导这些所谓“创新”，同革命样板戏的创作道路是如此背道而驰，哪里还谈得上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呢？其实，《海霞》的“创新”并不新。它所追求的“散文式的抒情风格”，在外国资产阶级影片中早就司空见惯了。所谓电影应该是“抒情诗式”的还是“散文式”的，长期以来就有两派争论。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所谓超阶级的人性论。有的作品就把两者调和起来，标榜什么既是“抒情”的又是“散文”的。而《海霞》所追求的“风格”也不过是拾外国资产阶级的牙慧罢了，它和无产阶级提倡的标新立异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受苏修电影影响形式为内容服务。未讲清楚。］

《海霞》的错误倾向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在摄制过程中就有同志提出过中肯的意见。影片上映以后，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战士又提出了许多严肃的批评。但编导固执己见，终至铸成错误。［主要不要指向编导，而要指向右倾翻案风煽动、制造者］

一部影片拍出来，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同时也要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海霞》问题本来并不复杂，后来之所以尖锐化，根子是在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有他撑腰，编导才那样不听人劝，我行我素；有他打气，围绕《海霞》问题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谣言不胫而走；有他插手，便破坏了文艺队伍的安定团结。总之，就是这个搞复辟倒退的总后台利用《海霞》问题，加大了文艺界右倾翻案风的风力。这就使得弄清《海霞》的问题，超出了对一部影片如何评价的范围，成为了当前从政治上、思想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个斗争内容。

注：文中的旁批【 】，是姚文元写的。

（六）于会泳的交代

影印件原文

在这一阶段，江青有几次要批《海霞》的黑指示和黑话。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在大寨期间，在那次关于电影问题的会上，她公然叫嚣：“《海霞》不是部好影片，把主要英雄人物塑造成了个城市大小姐。现在不批，将来要批！告诉你们文化部改的一稿也要批！”这就是说第一稿和第三稿都要批。

一九七六年春季，她在钓鱼台开会又讲过与上述大寨会上同样的话；而且另外又在讲到“这是邓小平支持的片子”之后，还说“那位邓大姐可喜欢呢！他们可支持嘞！”

在这以前，刘庆棠向我说过：有一次江青找他去谈电影问题，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场。在谈到《海霞》问题时，江青说：“《海霞》这部片子拍出双片来，他们没有送给我看，可是先送给邓颖超他们那条线儿上看。总理可支持呢！”

于 会 泳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六、蓄意歪曲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大肆宣扬“宋江架空晁盖”，污蔑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

一九七五年八月，毛主席对《水浒》这部小说作了评论。毛主席的这篇评论，是对当时给毛主席读一些文学作品的芦荻同志讲的，后来由芦荻同志整理出来。芦荻同志所写的材料证明，毛主席的评论，是对《水浒》这部小说的，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四人帮”却肆意歪曲毛主席的评论，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评《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一）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评《水浒》的指示全文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二）“四人帮”歪曲毛主席关于评《水浒》指示的有关材料

1、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毛主席关于《水浒》的光辉论述，是同我谈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八月十三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一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于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便讲了那些见于《水浒》批示中的话。

主席非常推崇鲁迅，每次谈话，都要提到他。当他听我说北大中文系正在修改小说史稿时，便说，鲁迅评小说评得好，要好好学习鲁迅的思想观点。他更盛赞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评论，称扬鲁迅对金圣叹的批判。他对《水浒》研究中长期没有贯彻鲁迅的评论精神， 对金圣叹的腰斩《水浒》和大量发行的是这一腰斩本、即七十一回本，十分不满。因此，他发出了《水浒》批示，指示：《水浒》的主要的三种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话印在前面。

主席讲《水浒》时，谈笑风生，和蔼幽默。就该书的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他反复举例，细致地进行了分析。他在《水浒》批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古为今用，从作品的认识价值出发，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论述，为我们研究文化遗产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她（它）不仅是肃清学术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唯心论的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反修防修，教育人民群众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水平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使群众不断汲取历史经验，不断提高识别投降派、革命蛀虫的本领，掌握好革命领导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万恶的“四人帮”，正是《水浒》投降主义的吹鼓手。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复辟三大敌人的统治，他们却立即抓住了《水浒》批示，急忙进行篡改和歪曲，颠倒敌我，兴风作浪，大造起反革命的舆论来。

批示发出不到三小时，姚文元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贯彻”的办法，偷梁换柱，篡改了批示的精神内容。本来，批示一开头，主席就明确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接着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屏）晁盖于一○八人之外。”说的分明都是这部书的问题。下面，批示揭露了《水浒》歌颂的宋江，乃是一个投降派、一个钻进了革命营垒的地主阶级分子；从而深刻地揭示出这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正是通过对宋江的颂赞来鼓吹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而姚却偷天换日，抛开批示所谈的内容，为之定出了一个所谓“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黑命题。九月，江青窜到大寨，又作了所谓评论《水浒》的黑报告，文不对题地疯狂叫嚣：“宋江一上台，就组织个黑班底，把晁盖架空了。”通过影射和比附的卑鄙伎俩，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随之，他们御用班子的黑文章，便纷纷出笼了。

九月中旬，我奉主席命令，到大寨参加关于几篇赋的注释的讨论。听了江的黑报告的录音后，对她违反批示精神的胡言乱语，十分气愤，便向谢静宜说了。随后，在江青令人组织的“学习”她的黑报告的讨论会上，我说：“没听懂。”表示了我的反感。在回来的火车上，谢静宜对我说：“大寨的事，你回去不要汇报。”可见，这一帮魑魅魍魉，是多么害怕太阳的光辉！ 而由于“四人帮”捣鬼，我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见到敬爱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了。

芦 荻

1976.10．28

2，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这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文艺评论，也不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

所以不要看低了评水浒这件事，说它是文艺界的事情。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话，有的人就不提。我刚才讲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吧，你看宋江怎么样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啦，晁盖那个厅啊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

3、江青一九七五年九月在大寨和文艺界、新闻界部份人员的谈话记录（节录）

为什么主席现在指示批《水浒》，大家考虑考虑。《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恶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架空晁盖，不然为什么晁盖头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所以主席说，林彪一类如上台搞修正主义很容易。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要加以限制，我们说这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但是有人胆敢把它删去。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4、张天民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晚，江青在大寨国际旅行社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组、词曲组部份同志共一百余人谈话，公开攻击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和部队。

江青说：“同志们，吃饭前给同志们讲一点事。党内路线斗争曲折的很。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员？”

“最近，在北京我刚跟他们斗了一盘。”“在北京我不自由，在这里我心情舒畅。”“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我就是不怕骂，老娘就是不怕骂！”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有些文件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在中央我看的文件最多了。”

“三十三条语录 （ 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局连一遍都没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有人说样板团拿补助，自己还交12块钱嘛！空军伙食40元，样板团比他们差远了。军队就有这种人，我又要骂人了，简直是混蛋王八蛋！”

当有人把江青比做马克思时，江青带头鼓掌。

长春电影制片厂 张天民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5、刘庆棠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反党分子江青召集于会泳、浩亮和我去钩（钓）鱼台十七楼会议室布置录音、录相、推荐影片的会议。

江青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

刘 庆 棠

七七年三月五日

6、新华社的揭发

下面是姚文元审改的稿子

经过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发的《北京大学结合批邓评论》稿中，把邓小平同志诬蔑为“现代投降派”，“还乡团”的“后台”，说什么“邓小平和宋江，他们修正革命路线从而叛变革命，则是一样的”，“现代投降派邓小平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极尽排斥之能事”，“在他的策划、指挥、煽动下，一时群魔乱舞，右倾翻案风四起，还乡团大打出手。邓小平做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导演了向无产阶级进攻、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丑剧”。姚文元在此稿最后，还亲笔加上一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投降主义者”，有意把邓小平同志同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类并提。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7、姚文元审定修改的一九七六年第一期《红旗》发表的《评论的现实意义》一文（节录）

影印件原文

《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所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就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这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一上台，就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很快改变了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颜色。这个事实说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对于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历史是认识现实的一面镜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部门和单位由于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因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不到彻贯（贯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受不到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到处泛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夺回了被刘少奇一夥窃取的那一部份权力，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警惕修正主义者篡夺领导权，仍然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重要问题。

姚文元修改时加上的一段话：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七、攻击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指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老九不能走”。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在《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上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毛主席五月三日的指示，“四人帮”是亲自听到的。但是，他们竟然丧心病狂地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谣言”追查，并且公开批判。他们对传达和执行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邓小平同志等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人身攻击，恶意诽谤。

（一）新华社的揭发

朱穆之同志听说毛主席作过“老九不能走”的指示。朱穆之同志曾当面问姚文元，毛主席有无此指示，姚说是造谣；过了两小时，姚又打电话说，有过这么回事。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姚文元在新华社采写的《南京一些科学家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稿上公然批道：“那句话 （ 注：指毛主席上述指示 ） 是捏造的、别有用心地篡改的。现在可作为批判右倾翻案风影响的反面材料了。”姚文元在修改新华社学习简报时也说是“歪曲主席的话，毛主席根本没有这个指示”。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姚文元在《南京一些科学家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稿件的批语

批语影印件原文

此件压下未发，因其中那句话是捏造的、别有用心地篡改的。现在可作为批判右倾翻案风影响的反面材料了。

退新华社存

姚文元

7／3

（二）迟群、谢静宜一九七六年五月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讲到教育阵地，教师都是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员、教授，以后靠他们才逐步培养了新的，但也是按照他们的思想体系培养的，“基本照旧”，除了不喊蒋委员长万岁外，也差不多。

“老九不能走”，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毛主席不会这样说。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一个，“老九”不是我们的语言；第二，“不能走”，怎么走了？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

“老九不能走”，这个话是煽动和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是对毛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本否定。

（三）两校“大批判组”编辑的《邓小平言论摘编（初编）》（节录）

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技术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

两校“大批判组”加的反革命按语：又是无耻造谣！ 邓小平用这类谎言对抗毛主席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蓄意制造混乱，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煽动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

（四）《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

影印件原文

这是邓小平丧心病狂地把“老九不能走”的谣言强加给毛主席的做法的又一次表演。

（五）《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两个提纲 一条黑线》

──从 到》（节录）

影印件原文

邓小平不就以“老九不能走”云云，大造毛主席的谣言吗？

八、攻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主席在同李先念、汪东兴同志谈话时指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李先念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毛主席圈阅的一九七五年中央第四号文件又向全党作了传达。这些，“四人帮”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们既是一夥反革命，就必然竭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他们猖狂攻击毛主席的指示是“谣言”，是“修正主义口号”，攻击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搞“唯生产力论”，是“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一）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

（二）大寨大队郭凤莲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九月，江青第二次窜到大寨。她在九月五日下午的一次会上，肆意否定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明目张胆地造谣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纯粹是造谣，那是造谣公司董事长造出来的。

郭凤莲 郭富银 翟保金

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一日

（三）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九日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记录（节录）

我的那篇文章（ 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 （ 指邓小平同志 ） 就提了一个意见，说共产主义要有物质基础。但又说，不过后面讲是讲了一下。我说，共产主义的物质，我管不了。

（四）姚文元审定修改的梁效、任明的一篇反党文章（节录）

“《红楼梦》里有句话：‘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发展生产喊得震天价响，实际上他们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把人们引诱到资本主义的斜路上去，为资产阶级重新登台作‘嫁衣裳’。”

下面是姚文元修改的文章的影印件［略］

（五）姚文元在《论总纲》文旁所作的反动批语

在《论总纲》一文中引用了列宁的教导：“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又引用了毛主席的教导：“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文章说列宁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 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姚文元在列宁和毛主席语录旁边划了一道线，还作了一个反动批语：“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

下面是姚文元在《论总纲》一文旁所作的反动批划的影印件（略）

注：箭头所指是姚文元的反动批语。

（六）上海机床厂董焕章等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马天水在上海机床厂党委办公室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世界一切国家都这样提的。没有一个国家不讲搞上去。这是任何国家都能接受的修正主义口号。”

董焕章 丁希贤

一九七七．三．廿三．

（七）毛远新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谈话记录（节录）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这实际上是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搞复辟资本主义。

（八）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五月我在北京时说到现在火车老晚点，张春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火车最准点，分秒不差。怎么能比那个。”

张维维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九）上海铁路局刘白涛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打招呼会议的小组会上，马天水问我：你们铁路运输靠什么上去的？ 我说：“靠毛主席三项指示，靠中央九号文件上去的。”这时马天水气势汹汹地说：“你们铁路运输是压上去的。你们敢字当头，路线不对头，越敢错误越大。希特勒胆子比你们大的多哩。”

刘白涛

一九七七年三月卅日

九、攻击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九、十月，党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锋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审阅批准的。但是，“四人帮”却疯狂地进行攻击，江青恶狠狠地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说重一点是修正主义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干扰和破坏这次会议，反对宣传和贯彻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这个报告，妄图砍掉大寨这面红旗，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

（一）姚文元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给《红旗》杂志社的电话记录

影印件原文

75年10月27日下午5．20

文元同志电话

一、华国锋同志报告，中央已有文件发至基层，是否就不登了。

（二）姚文元砍掉华国锋同志报告的一九七五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目录原稿

（三）《红旗》杂志社林兆木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反党分子姚文元召集《红旗》“六人小组”开会时，有的同志提出，有人对《红旗》不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很有意见。姚文元恶狠狠地追问：“什么人反映的？”并说：“我是不想登那个”。

林兆木

1977.3. 25

（四）姚文元删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普及大寨县》

在人民日报社论《普及大寨县》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七日送审稿中，姚文元删去了“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是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一段，贬低普及大寨县的重大意义。

下面是姚文元删改的稿件的影印件［略］

（五）人民日报社李克林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我没参加，留在报社每天和昔阳联系安排版面。开始三天，一、二版都是学大寨典型，版面很突出，到第四天，十九日上午，鲁瑛突然打电话绐我说：“文元同志指示说，学大寨的版面搞这么突出，冲淡了评《水浒》不好！”

第二天，果然把一二版都换成学理论、评《水浒》的报导，把原来安排在─版头条的“烟台

地区实现机械化的经验”，挤到了第三版，很不突出。此后再好的学大寨典型，也很少安排在一版。

经济部 李克林

一九七七，二月二十一日

（六）上海市农业局董家邦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马天水等人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干扰、破坏会议精神的贯彻。他们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叫嚷“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不准搞整党整风，攻击“这是静止地搞，是老经验，是形而上学”；不准派工作队，污蔑这是“资反路线”，“桃园经验”；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胡说资本主义在下边是流，沅（源）在上边，“当前主要解决沅（源）的问题”，甚至猖狂地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咒骂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冯国柱在县委书记会上说：“我向你们交个底吧！ 大寨会议文件，我们看了，议了，马老说，主席圈阅的，不等于都同意，现在还要看，让他表演表演嘛！”真是反动透顶。

董家邦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七）徐景贤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六月，陈永贵同志在苏州召开的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上作了讲话，重申了七五年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报告的精神。陈永贵同志指出：去年派工作队下去，“下得符合毛主席的教导”，把工作队叫回来，“叫得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这也是对“四人帮”和马、徐、王等人的严肃批评，因为我们一直是反对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反对派工作队的 （ 我曾对上海县委的负责同志讲；“我不同意派工作队，市委幸亏没有派，如果派了要犯大错误。”这是我的罪行）。而马天水在看到了六月份陈永贵同志的讲话以后，非常反感，七月初的一个晚上，马天水在锦江小礼堂对我和王秀珍激动地说：“陈永贵的报告有问题，去年派工作队是错误的，今年撤工作队是对的。他这样说还是去年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调子。”马天水说这个话的时候，毛主席早巳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了，马天水这个话不仅是对着陈永贵同志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华国锋同志的。

谈了以后，马天水立即把陈永贵同志讲话的这一段专门划了出来，还把陈永贵同志讲的另一段话划了出来 （ 意思是大寨的根本经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只是大干苦干。而马天水却攻击这样说是“片面的，不全面！” ），马天水专门批上了自己的意见，直接送给“四人帮”张春桥，作为张春桥攻击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炮弹。张春桥当即圈阅同意，并特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把原件退给马天水。

徐景贤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

十、反对毛主席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船舶的指示

一九七二年以来，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引进一些生产化纤和化肥的成套设备。一九七三年，经毛主席同意，开始向日本出售原油。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又亲自批准向菲律宾出口原油， 并同意周总理关于也适量向其他国家出口原油的建议。

为迅速发展我国远洋船队，周总理一九六四年就提出了造船和买船的打算，并经毛主席同意。一九七○年，周总理指示，力争一九七五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适应需要时，适当买进一些船舶，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完全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

“四人帮”歪曲事实，捏造罪名，大肆攻击进口成套设备、出口原油和买船，是“崇洋媚外”，穷凶极恶地污蔑邓小平同志是“买办资产阶级”，“汉奸”，“卖国主义”，“比蒋介石还厉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的问题

1、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的批示

毛主席、党中央一九七二年二月关于进口成套设备的批示影印件［略］

毛主席、党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关于出口原油的批示影印件［略］

2、“四人帮”在出口原油、进口成套设备问题上向党猖狂进攻的有关材料

（1）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同马天水等人的谈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平路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可积极呐，思想太一致了。油反正在地下，给我们的后代留一点嘛，何必匆匆忙忙卖掉，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洛克希德飞机厂的事，是有人受了贿。我们难道没有受贿的？！ 过去买一条船，人家在船上放了很多东西，那些接船的船长、大副等，还不是收下了。有的可以给你在国外开户头。他们给大庆进口一套三十万吨乙烯装置，我挖苦他们说，大庆要进口，最好大寨的土地上尽开外国的拖拉机算了。这不是把毛主席树的红旗给抹黑吗？

（2）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三月七日同外宾谈话记录（节录）

进口设备要拿钱去买，就要有外汇。没有外汇怎么办？就拚命出口。甚至于考虑进口外国的设备来开采一些煤矿，用开采出来的煤炭换外汇偿还。这种办法同台湾蒋介石集团没有多少区别。很多事中央不知道，他们没有向中央报告，也没有在中央讨论过，就是管这些事的同志下决心就干了。

（3）江青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在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节录）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

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 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

（4）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的谈话记录（节录）

（有的工厂停产）因为没有油。就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搞的，石油大量出口，换所谓先进设备造成的恶果。问题没有解决，实际把资本主义石油危机转嫁给我们。原油在资本主义世界很宝贵，化工原料。一是原油出口，一是煤、石油，给人家（日本），他们给设备，再用油、煤去换，租给人家，用设备偿还，完全是卖国主义。

（5）姚文元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同外宾的谈话记录（节录）

要外国资产阶级出钱用外国的设备来开采我国的煤矿、石油，然后用开采出来的原煤等偿还外国的债务，这完全是投降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政策。

（6）国家计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六月二十五日，国家计委向政治局汇报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时，“四人帮”在进出口问题上大做文章，疯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现将“四人帮”在这两次政治局会议上的一些反动言论，揭发如下：

“四人帮”明明知道进口化肥和化纤成套设备，是毛主席批准的，经政治局同意的。“四人帮”也划了圈。可是，在会上他们却肆意进行攻击。江青说：“你们把外国的设备安装在大庆，是丢人，要追查是谁批准的。”张春桥说：“你们进口那么多大项目，要批。”华国锋同志当即予以驳斥，说，“进口的项目都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说不对，不能批过了头。”张春桥蛮横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们总是拿主席压人。”

“四人帮”明知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一些原油，是周总理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但江青攻击说，出口原油“把国际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人民身上，得罪了第三世界，救了第一、第二世界的命。”她恶狠狠地咒骂说：“这是洋奴、卖国、汉奸。”王洪文也说：“我们外贸部门有一批卖国主义者。”张春桥更赤裸裸地攻击说：“外贸部有问题，不仅是外贸部”；“在我们党内，首先在政治局内部有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并谩骂说：“你们崇洋媚外，买那么多破烂，不知洛克希德公司给了多少钱。”

为了增加工矿产品出口，换回国内急需的设备、材料，有关部门曾提议建立几个煤炭出口基地以保证出口煤炭的质量和便于组织运输，这根本不是什么“租让给外国”的问题。姚文元无中生有，恶毒地责问说：“有哪几个矿山设想租让给外国？租让给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是日本、德国还是苏修？”企图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扣上“卖国”的帽子。

林乎加 袁宝华 顾 明 顾秀莲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五日

（二）“四人帮”污蔑买船是“假洋鬼子”

1、交通部临时领导小组的揭发

为了迅速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周总理在一九六四年就提出了造船和买船的打算，并经毛主席圈阅同意。一九七○年，周总理又指示：力争一九七五年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的立足点一向是放在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基础上的。在国内造船能力一时还不能适应需要的情况下，适当从国外买进一些船舶，以减少每年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使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执行了这个方针，我国的远洋船队迅速壮大，已经基本上改变了主要依靠租用外轮的局面。“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造谣污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恶毒攻击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七十年代的李鸿章”，“假洋鬼子”，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中共交通部临时领导小组

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

2、王洪文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在几封来信上的批语（节录）

影印件原文

那些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必然赞成和拥护立足于向外国买船，即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

3、姚文元在修改新华社一篇报导时所加的攻击言论

姚文元在修改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报送的一篇报导中，特别加了一段话，污蔑邓小平同志崇洋媚外，压制群众，是“七十年代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

下面是姚文元批改的稿件影印件［略］

（三）关于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问题

一九七三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国外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四人帮”当时也同意了。同年年底，四机部派人赴美国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赠给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礼品玻璃制蜗牛。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就制造了一起所谓“蜗牛事件”，她利用蜗牛礼品大作文章，一口咬定“送蜗牛是侮辱我们的”，恶毒攻击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爬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1、关于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批件影印件［略］

2、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一开始，江青收到我部第十设计院许文彬对我赴美彩色显像管生产线考察团接受美国康宁公司玻璃蜗牛礼品一事的诬告信，如获至宝， 于二月十日清晨突然窜到我部，找许文彬，并给他写了一封信。江青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她狂叫：“那个蜗牛在哪里？！ 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要我们把“蜗牛”退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去，提出“抗议”。她还说：“美国这条生产线，我们不要它的了。”

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指示外事部门查清事情的真相。经调查，“蜗牛”在美国是一种工艺品，常作送礼和陈设之用，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并无恶意。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印发的收回。这就挫败了江青制造所谓“蜗牛事件”，妄图给中央领导同志加上“洋奴”、“爬行”等罪名的政治阴谋。江青见阴谋败露，悄悄地把她拿去的那只玻璃蜗牛退了回来，又把她写给许文彬的原信要了回去。

中共第四机械工业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十一、反对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攻击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总理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周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违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掀起一股污蔑、攻击“四个现代化”的恶浪。他们恶意歪曲、篡改“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胡说“四个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彻底破坏毛主席关于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宏图。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份。

（一）张春桥一九七六年在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上所作的反动批注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邓小平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去法国，半个世纪以后，仍然是科学领先那一套，真是难改呵。

（二）姚文元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谈话记录（节录）的影印件

影印件原文

他们说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包含谁掌握政权问题。我们要社会主义现代化，他们资本主义现代化。他们要四个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要资（产）阶（级）掌握政权。

（三）《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影印件原文

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

（四）《文汇报》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影印件原文

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把“四个现代化”吹得震天响，似乎很有点“实业救国”的气味，其实却是十足的投降卖国。倘若误服这帖毒剂，那么，我国的自然资源将“化”为帝国主义的廉价原料，国家主权将“化”为乌有，社会主义所有制将“化”成官僚买办所有制，半殖民地的苦难生活又将重现。

（五）《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四期发表的攻击“四个现代化”的反动文章（节录）

影印件原文

他们梦寐以求的“四个现代化日”，原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日。

要搞现代化是假，反对革命化是真；把生产搞上去是假，把红旗搞下来是真。

（六）广播事业局的揭发

姚文元不仅在公开宣传中不许宣传“四个现代化”，就是在内部简报上写了这样的话，他也要恶狠狠地删掉。一九七六年二月，《广播局学习简报》第一期上有这样一段话：“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纲领。”姚文元在审阅清样时，把这段话全部删去了。

中央广播事业局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日

下面是姚文元删掉“四个现代化”内容的广播事业局学习简报的原件影印件［略］

（七）“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攻击“四个现代化” ［略］

十二、江青里通外国，卖国求名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人维特克访华。江青抗拒周总理的指示，私自同维特克谈话七次，长达六十小时。她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她大量泄露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奉送重要军事地图和机密资料，里通外国，卖国求名。

下面是江青、姚文元同维特克在一起的丑态［略］

（一）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揭发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至九月一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来我国访问，访问期间，维要求会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认为这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里通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无视周总理批示，在北京一次就见了六个小时。姚文元也参加了这次会见， 同江青一唱一和。江青为了达到她预谋的目的，又要求到广州再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的情况。周总理指出：维来华后期表现不好，思想反动，来历又未弄清，要江青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大发雷霆，叫嚷：“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她一意孤行，又同维谈了六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六十小时。

江青与维一见面，就要维为她写传记。她对维说，“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我谈的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能走斯诺的道路”。她信口开河，恣意编造历史，丧心病狂地贬低和诽谤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抬高和美化自己，吹捧她的同夥，她说什么“我是不是马列主义者呢？是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她贪天之功为已有，无耻地把自己吹嘘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文化大革命的主将、文艺革命的旗手。

江青背叛党和国家利益，出卖党和国家机密，把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许多方面的重要情况告诉了维，还把一些没有公开发表的作战地图和照片送给维。特别是她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作战情况和我军总部番号等都泄露出去。她还准备将一份涉及许多党和国家机密的大事记和抗美援朝五大战役图送给对方，后被阻止未送成。

江青对维曲意逢迎，百般谄媚，每天亲自盛宴招待，赠送大量礼品，她大肆吹捧美国的电影、文学等，并绘声绘色地叙述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美国文化的熏陶，有意通过维特克告诉美国人，她是亲美的。她还将她的反动诗“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亲笔题在她照的庐山汉阳峰的照片背后，送给维，透露她妄图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

江青为了掩盖她里通外国的罪行，伙同王洪文强令收缴有关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材料，销毁罪证。

中共外交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二）新华社揭发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八月，江青同来华访问的美国人罗克珊·维特克进行了六十多个小时的谈话，授意写一本江青传记。周总理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六日打电话给朱穆之同志，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后写过些什么文章。一九七四年后，外电外报开始报导有关情况。新华社曾多次提出将有关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但均被姚文元扣压。如：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报导江青在同维特克谈话中讲了党和国家的许多机密，并要求维特克把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为她写传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导，江青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主席的谴责；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联社一则消息报导说，维特克在其办公室丢失了她写的江青传的初稿；此后不久，外电又报导维特克“被丢失”的初稿已找到，等等。姚文元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电话中称：“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登刊物”。他就是这样利用职权掩盖江青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由于姚文元三令五申不准反映这类情况，以致后来还有一些有关材料也未能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

新 华 社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

（三）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的揭发交代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二年八月中旬通知要我去广州江青处，八月十八日到后江青对我说，她要与外国人谈话，要我帮助她整理一下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她对附什么图也作了要求，并提出限八月二十五日交卷，以供使用。随即，我按她提出的要求把上述情况整理成三个材料并绘制《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抗美援朝一至五次战役《概况图》、《中印边界示意图》、《中印边界西段自卫反击作战略图》、《中印边界东段（东部） 自卫反击作战略图》、《中印边界东段（西部）自卫反击作战略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另，她还要求给她在不同比例尺的地形图上标绘了《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八月廿五日午后找我，我把材料和图表交给了江青。

维特克访华主要是想了解中国妇女运动情况，但江青、姚文元接见后，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罪恶目的，就把维特克单独留下，江青又于八月二十五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在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小时，一直谈到八月卅一日。

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一开始就说：“你要我谈什么，我就谈什么，你要了解我什么，我都可以告诉你。”在八月廿五日晚的谈话中，主要谈的是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情况。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指着解放战争时期的那些图表对维特克说：“这些图表都是为你准备的，你可以带走。”谈完后，当场即将《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和《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重要图表，拱手送给了维特克。

以上图表的内容大部份是我们没有公开的。江青里通外国，出卖了大量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如《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图》中标明了毛主席自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十八时从延安出发到一九四八年五月廿七日到达西柏坡整个行动路线，经过的地点、时间以及在那些地方开过那些重要会议，发表了那些重要讲话，写了那些主要著作等等，还把当时我们最高统帅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指挥位置的变化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代名，中央机关的组织和代号等等，详细地暴露给了美国人维特克。又如《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中，标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期间，我军在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经过和战略进攻时期我军作战经过，这就把我军在西北战场整个内线、外线作战的情况，我军运动情况统统告诉了维特克。她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第四次战役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这次谈话，是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七天谈话中最长的一次，从二十五日晚到二十六日凌晨，达八、九个小时之久。江青这个卖国贼还唯恐维特克听不懂、记不下，几次中途停下问维“听懂听不懂？”“听的枯燥不枯燥？”当维特克接到图表后，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连声说：“谢谢，谢谢”“这些材料很宝贵，对我写书帮助太大啦！”维还提出“我回去写书，材料不够时还请江青同志给补充材料。”江青满口答应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江青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张清化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五日

（四）江青出卖党和国家重要机密，送给美国人维特克的军事地图等材料的影印件［略］

（五）国外出版发行的维特克写的《江青》的影印件［略］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