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革委会1972-6-28
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1972］9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1972］4号、12号、16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16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xxx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嵊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嵊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
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贼“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贼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贼，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1972］16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方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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