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72-6-5
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 彪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三年英勇的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也具有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目前，由于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削弱，因此，它也制止了远东和太平洋区域大战的扩大。中国人民的战争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且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面前展示了伟大的前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军阀开始在中国作战时，曾指望实现“闪电战和闪电式的胜利”。它们曾经狂叫：“为了征服全中国，只要派出二十万到三十万的部队，二至三个月内问题就可解决。”
中国三年的战争说明了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垮台。中国尽管经济落后，尽管政治与军事虚弱，但能联合国内的一切进步力量，不仅坚决抵抗敌人，而且迫使日本接受旨在消耗其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持久战的战略和战术。
为了夺取中国的首都，日本人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夺取汉口、广州和其它中心城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没有？没有！
如果看一看中国的地图，那么，骤然看起来，好象日本占领了大部分国土。但在实际上，在所谓占领区的九百个县中，事实上只有近一百个县在日本人手中，而且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这次战争开始前已侵占的河北省的四十二个县。日本人仅在大城市以及铁路和交通线沿线胡作非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仅仅占领了点和线，而其余部分的领土或是完全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或者是游击队活动的场所，游击队在那里阻止日本人开发和掠夺占领区。
日本司令部被迫年年增加在中国的部队数量，但是日本部队在中国国内的推进速度逐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推进纵深达一千八百公里，在第二年是三百一十公里，而在战争的第三年，尽管他们，不惜一切力量，也只推进了不超过三百公里。日军在中国的一个严重弱点是部队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战线总长度超过四千公里，交通线特长。
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二十五个师，总人数达六十至七十万人。目前，日本在中国保持三十三个师，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在华军队来围剿游击队，那么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他们就被迫投入了几乎在华日军的一半，对付占领区日益发展的游击运动，主要是对付在华北作战的八路军。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一次报告中引用的材料，日本人在三年战争中的总损失达到一百六十万人。尽管战役规模减小，但日本人的损失却年年增加。这里需要考虑到日本可动员的人力资源不超过六百万人。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约为二百万人，而它的可动员的人力资源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空军总司今周至柔不久前宣称，在今年四月三十日前击毁日本飞机八百四十八架，其中二百五十六架飞机由中国飞行员击落，二百五十三架飞机在地面摧毁，而其余的由高射炮击毁。在中国共击毙一千零五十五名日本飞行员，有五十一名飞行员被俘，四十二名飞行员失踪。
日本在华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年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士兵作战很顽强，通常是不投降的，但在第二年，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队不止一次地缴了日本兵的械，俘虏他们，还发生了日本士兵携械投奔到中国国民军方面来的情况。
至于傀儡政府目前拥有的总数达五十万人的部队，他们往往一有机会就自动起义反对他们的指挥部，并且携带武器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在今年三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曾写道，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的伪军不少于十五万人。
这样，同日本统治者的预想相反，日本陷入了同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的大战之中。日本首相近卫文吕于一九三八年秋就被迫承认：“应当抛掉快速和轻易战胜中国的幻想，要准备应付极端的困难，并动员日本民族的一切力量。”日本陆军部长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也说：“在中国的战争还将延续十年。”今年五月，前首相米内在东京的警察首脑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达到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还非常远。”
日本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被迫改变军事计划，开始寻求战争的出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近卫文吕首相才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和平”宣言，企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投降的和平。日本人的方针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
在近卫文吕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与政治攻势，虽然，众所周知，它也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日本人不再采用象战争笫一年那样的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广泛的进攻。
一九四0年上半年前线的形势明显地证明，日军的进攻力量在进一步削弱，即使下述事实也可说明这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人在南线占领了南宁，而在一九四0年元月，日军的主要部队沿宾阳方向移动，二月二日宾阳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在中国部队的进攻下，日军损失二万人，被迫由宾阳撤退，而中国军队二月十七日就逼近南宁城下了。
在一九四0年的最近几个月（四月至六月），在华中战场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司令部向那里调去了大的兵团。按照中国军队的军政委员会长官陈诚将军的意见，在湖北和河南省的战斗中，日本人伤亡达五万五千人，中国人缴获二千六百匹马，八十辆坦克和两千辆汽车。陈诚说：“中国部队的成绩证明日本人不能进行大的战役。”
为了“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日本着手建立傀儡政府。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应当说，甚至在日本国内，一些政治集团也不相信汪精卫能够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例如，一九三九年秋，著名的日本活动家阿布信行（后来日本政府首相），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即使日本同各第三国家的关系得到调整，即使汪精卫能够完全地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事变的原则基础仍将不会消除。”日本占领者企图通过培植各种不同的“群众组织”，来为自己的傀儡政府和汪精卫建立群众基础。他们力图在政治、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用传播亲日观点的方法，来影响中国的舆论。同时，加强了日本代理人在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的破坏活动，力图从内部破坏民族战线。他们组织反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日本为力求使中国投降，利用欧洲战争产生的形势，极力设法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
对中国也展开了经济攻势。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自己的“军事企业”即在中国的战争转向独特的经济核算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要在这里寻找到和动员到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质资源和资本。为了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计划，日本康采恩需要在当地“寻求到”大量的资本。
采用威胁和许诺取得高额利润的办法，汪精卫企图使中国的资本家与日本的康采恩合作。不久前，日军在华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军曾发布命令，把曾由日本人夺取的部分中国企业交回愿与日本经济合作、准备参加“联合公司”的原主。这里应该指出，某些中国资本家，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中间的某些资本家，立即作出响应，并与日本康采恩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借助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敌占区加紧抢劫性的剥削，把战争的全部重担移到中国人民的肩上，并以此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口号。
但是，中国人民愈来愈坚决地、勇敢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极力反抗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在这方面，占领区的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往往离开企业到游击队中去。他们违抗一切禁令，组织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上海和天津，去年曾举行了一些大的罢工。仅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在上海就发生了二十次罢工。在上海和天津，召开了工人大会，大会坚决抗议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并且在通过的号召书中号召所有工人不服从新“政府”。
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和政治中心，大的港口，主要的铁路、运河和内河干线，并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沿海地带。
那么，如何解释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要极力设法实现“和平”和尽快停止战争呢？
当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中国人民，它的政府希望取得能够保证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和平。但是，中国人民和它的政府知道，他们不是用投降和平妥协，而是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够取得这样的和平。他们知道，为此需要持久战，只有这样的战争能够彻底消耗敌人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最终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中国的战争拖延得愈久，日本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就愈加尖锐，它的胜利就愈加变成得不偿失的胜利。
三年的战争强烈地动摇了日本的经济，从战争一开始，日本的军费已用去一百八十八亿五千五百万日元。日本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的军事预算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比较，从四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增至七十一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即增加十四倍。军费开支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0年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三。战争期间，国债由一百亿日元增至二百四十亿日元，即增加一倍半。
同时，日本的黄金储备消耗殆尽。日本大量需要战略原料（日本由国外输入的铁占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九十二，有色金属占百分之七十，棉花占百分之九十八，羊毛占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占百分之百，等等），经过三年战争，几乎消耗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黄金储备以及从人民中没收来的相当数量的黄金，计二十亿金日元以上。从战争开始到一九三九年底，日本对外贸易的入超达二十一亿六千九百万日元。
日本的战争经费从那里来？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经费，目前是依靠发行新的公债、税收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额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四0年初的三十五亿日元。
日本国内公债，一九三七年发行十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三八年为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二亿八千万日元，而在一九四0年为六十亿日元。在一九四0年中，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担负了八十五点六日元公债，同时，纺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二百至二百五十日元，由此清楚地说明，强力推行的公债压在日本人民群众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直接和间接税，从一九三七年的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增到一九四0年的三十九亿一千万日元，仅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到空前的程度，日本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日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一至十二小时，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劳动人民由于国家粮食的极端困难，生活状况恶化。特别是感觉到农产品的不足。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不足，牲畜总头数的急剧减少，农具的不足，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引起的。所有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的价格增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当权阶级用残酷的迫害，试图镇压这种情绪。例如，仅在东京，根据官方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被指控为反战活动而被捕的就达一万三千人。日本军队中的反战情绪也在增涨。在好些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表现为拒不接受司令部命令，甚至发生士兵骚动。
很清楚，日本的国内情况迫使它要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当前整个国际形势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力图从欧洲战争中得到好处，它不仅力图在中国巩固下来，而且要夺取印度支那，暹罗、印度尼西亚，或者至少要在这些地区站住脚。如果形势有利，甚至在菲律宾、香港和缅甸也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迫使中国投降，使自己尽快解脱在中国的双手。这也较好地说明了日本内阁发生变动（米内辞职，近卫内阁接任）的原因。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顾一切困难，不投降，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用什么来说明，装备不好并且由于多年内战而削弱了的中国人民，能够顽强地抗击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并有成效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呢？首先，这是由于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被内部矛盾而分裂着的中国，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三年过程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
民族统一战线是根据共产党的倡议建立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占领了满州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满州。一九三五年八月，当日本企图夺取河北省时，共产党号召人民及所有中国军队，联合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此后，共产党又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西安事变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并且奠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本人侵入华北和华中、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月以后，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抗日，相互合作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先生说：“在民族生存的危急关头，只有本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合作以后，中国其它的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
中国开始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司令部。除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央军外，还有红军和许多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多年来互相敌视。中央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训练和装备均不好。中国的军队那时总共约有六百架过时的飞机，枪支、炮弹、子弹不够用。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军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广西一省就动员三百万人参加军训，四川省有五百万人。云南省派到前线的有二十多万经过训练的战士。在湖南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均经过军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陕西、甘肃、河南省动员和训练了四百万人。游击区人民的军训工作成绩特别大。
在驻有八路军（其前身为红军）的游击区，甚至儿童也帮助军队做工作，当交通员和侦察兵。妇女们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不少妇女在经过军事训练后，与男子一样，自愿奔赴前线，仅在晋察冀边区就有三百万人经过军事训练。
在组织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区方面，八路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一年过程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八十次大小战斗，打退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并钳制了华北的大部日军。现在晋察冀地区成为最大的游击根据地，控制着七十多个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人口。
八路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山西省的西北地区作战，在那里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根据地控制三十个县，有约二百万人口。
由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山西、河南地区作战。这里游击队控制了六十至七十个县。八路军的这些部队给予另外在徐州、武汉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以大力支援。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一百多次，并且不只一次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部分八路军打退了日本军队大兵团在九个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的进攻。
此外，八路军司令部还建立了一些武装的队伍，派到敌后进行游击战。
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八路军进行了一千八百多次大的战斗，抗击了集结在它的活动地区的五万日本军队。日本第一一0师指挥官桑木在一次向日本最高司令部呈报的秘密报告中被迫承认。“用巧妙的组织的办法，他们（指八路军──林彪）赢得了很多人。他们的基础很深，这使镇压与绥靖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四军。这支军队的游击队甚至对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进行了袭击。他们破坏最重要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使日本驻军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中。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柱。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政会的建立，以及村长制度的民主化。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的全国国民参政会有各抗日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中国宪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已被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大会预计在一九四0年底召开，而目前全国已广泛展开了准备大会的运动。
实现国民政府的下述措施，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是发表抗战任务和建国纲领，颁布反对贪污犯和反对胡作非为的官吏的法律，枪决某些特别可恶的贪污犯以及腐化的官吏、县长、省长以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这些措施有助于健全行政机构，减少贪污、非法征税、官吏专横等现象。
尤其是在十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头一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举行了纪念“五一”的活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提高，吸引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游击区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山西省的县长由人民选举，安徽省的县长同时是游击队和自卫队的领导。
在八路军驻地的陕甘宁边区，一切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并且必须经常在选民面前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辜负了信任，人民在任何时候有权撤销任何官员。一切县长，一切政府机关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作战时他们在第一线，而在“和平”时期则进行大量的建设工作。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现在的敌占区及时地撤退了最重要的兵工厂及一些大的国防企业。在中国西南及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可以保证军队最低程度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它最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枪支，子弹、炮弹、榴弹等等。目前，由政府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四十五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还建立了三万个小型的工艺合作社，为军队从事必须的日用品的生产，制造装备和军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方面，还有巨大的任务。
在中国，也采取了某些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状况的措施。在重庆地区，目前集中了十万工业工人，工人们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会的要求，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重庆市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包括大型工厂“益丰”的工人）正在发挥其作用。工会正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在许多省份，不顾地主和部分官吏的反对，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在八路军的地区，处处减少地租。山西省在“公平分担战争负担”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租减少一半。把荒地，甚至是私人所有的荒地，交给农民协会和由敌占区来的难民耕种，是政府的重要措施。在陕甘宁边区和受八路军支配的地区，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旨在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措施，由于存在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是可以作得到的。但是，这些措施远远没有到处实行，而实行这些措施是中国人民胜利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证明，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困难，要求继续与侵略者斗争，并且能够与侵略者继续进行斗争。中国也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
日本军阀被迫进行持久战。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谁支持得久，谁就胜利。中国失去了相当大的领土，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领土还很大，给中国人民提供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很大可能性。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土地上约有三亿人民，中国具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它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赢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的主要危险过去、现在都是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投降的危险。虽然民族统一战线在三年战争中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尽管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抗击着敌人，但是分裂的危险还远远没有消除。而且，在整个战争年代，投降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现实地显现在全国的面前。
这个危险的来源和原因何在？首先，在于中国内部的局面。问题是中国的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阶层，害怕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害怕威胁到自己的阶级私利，他们把这种私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了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伙计参加对中国的掠夺，这些人准备投降日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自然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加重，它使国内的叛徒和投降分子活跃起来，使那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拥护者们积极起来。
公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式的叛徒、投降分子，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鄙视和憎恨，所以他们的危险要比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的叛徒和投降分子，即妥协的拥护者小。
某些在投降分子影响下动摇的政治活动家，力图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并阻碍动员国家的民族资源；他们企图镇压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的民主制度，消灭民主的成果。这些人从内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并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指望英美的援助，明显地忽略中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断言，没有英美的援助，就不可能继续抗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调停上，打算借助这些国家准备与日本妥协。这样的妥协，与直接投降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不是任何叛徒、投降分子都将公开地号召投降。在大多数人民主张继续斗争的情况下，隐蔽的投降分子通常说：“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发展了。影响大大扩大了，因此需要禁止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声称：“我们拥护抗日战争，拥护国民政府，但我们反对共产党人”等等。这种挑拨离间的谈话，不仅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它们旨在反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
一些放肆的叛徒，正在进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公开活动。发生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地方政权的代表迎合叛徒和投降分子的要求，没收和烧毁由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抗日报纸和书籍，而允许扩散亲日的报纸和书籍。发生了逮捕、杀害、枪决共产党人的情况。出现了武装进攻八路军部队的情况，例如张荫梧将军用自己的部队公开进攻八路军部队；在山东省，秦启荣的部队进攻共产党员领导的游击队。中国西北的反动将领们曾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县城宁县和镇原。
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先进部队，因此投降分子反对共产党。众所周知，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抗日军队，所以投降分子反对八路军。众所周知，边区是抗日的可靠的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区域。八路军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根据地。政府领袖蒋介石曾公开承认，敌占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军队的成就，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口头上主张继续抗日，实际上竭力把这些根据地送到敌人手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共产党真诚地一贯地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它忘我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千方百计地竭力分裂民族团结，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作了让步。
中国共产党知道，在投降分子中间，在所有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人们中间，不少是属于误入歧途和动摇的，必须使他们认识到立场上的错误并吸收他们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共产党努力处理好与那些部队，甚至过去反对过八路军而现在放弃敌对行动的中国各部队的友好关系。但是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常常被迫给予叛徒和投降分子以坚决的回击，不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不反对叛徒和投降分子，就意味着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意味着不保护人民的利益。
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赞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行动，因为他们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前列，并且清楚地看到国内分裂和投降的危险。
投降的危险也是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在欧洲战争开始前，英国、法国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中国的抵抗。他们想用中国人的手削弱日本的力量，用日本人的手，使中国虚弱，然后充当调停者。但是，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英国和法国开始主张停止中国的战争，因为想拉日本参加英法集团。此外，他们想把中国巨大的原料资源用于自己的军事目的。但是现在，在法国失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英国和法国无法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于是对日本作出实质上的让步。法国封锁了印支边境。英国同意在三个月时间中禁止由缅甸运送货物到中国。
中国政府公正地认为，法国和英国政府的行为是直接帮助了中国的敌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说，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不友好的，不合法的。这些行动直接破坏了英国和中国还在十九世纪签订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任何一方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没有权利封锁缅甸和中国之间的道路。
日本利用英国、法国的让步，取得了从南部和东部加强封锁中国的可能性。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经济与军事上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擦亮了许多中国政治家的眼睛，这些人对于英法存在着很大的幻想，指望借助这些国家的援助，而低估中国人民本身在抗日斗争中的力量。
中国的投降分子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由于英国与日本的协议，中国已陷入绝境，仿佛现在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
但是应该说，国际形势不是已经如此对中国不利。英国的行动无疑使对外贸易更加困难，因此，运送装备到中国是困难了。但是，日美商约的废除以及美国对出口石油、铁和其它废金属采用许可证的制度，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与日本间的矛盾加剧，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中国有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坚决克服投降的危险。现在，每一个希望看到自己祖国独立的正直的中国政治家，将更勇敢地、坚决地指靠中国人民及其无穷尽的内部力量，进一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的优越性。
如何克服投降危险呢？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首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投降分子和汉奸的斗争，坚定地继续民族解放战争，还要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已有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必须巩固民族的统一，特别是加强和巩固所有抗日党派、团体和组织的行动的统一。首先必须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同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阴险计划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同那些在“反共”的幌子下推行投降政策和分裂、破坏活动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起，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因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爱国者把同诬蔑共产党的行为进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爱国者认为，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必须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到国家和军事建设的事业中去。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就不可能英勇地、忘我地进行反对严重的敌人的战争。
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前线，并且为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真正拥护者。
共产党员尽一切努力，争取最近的时间内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大会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并通过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
因此，继续抗战，巩固民族的统一和进一步使制度民主化，这就是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能够保证克服困难，克服中国的主要危险──分裂和投降。实现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中国所有的政党为今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的责任无限地增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共产党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坚定决心，以及今年七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又一次表明的国民政府武装抗日的政策，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克服投降的主要危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注：下面是这篇反党文章的原文影印件（略）］。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