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1970-6-5
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5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一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于春桥同志酌定。
毛泽东
六月五日
附件一：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1970.05.00
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开展。一年多来，工人阶级领导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遵循毛主席光辉的教育革命思想，以《五·七指示》为纲，“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正在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在斗争中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
毛主席教导我们：“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在文化教育领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从“七·二七”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战胜谁的斗争一直激烈地进行着。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正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不断加强和巩固起来的。
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教育阵地，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关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伟大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把学校占领下来，改造过来。
工人阶级占领学校，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否则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就不可能巩固，甚至有得而复失的危险。遵照毛主席关于“不破不立”的伟大教导，我们深入持久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右的和极“左”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批判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和各个学术领域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批判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是经常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世界观上的弱点，散布毒素，妄图夺回他们丧失了的“世袭领地”，同无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公开叫嚣：“工人阶级领导不了尖端科学”，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散布什么“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是让知识分子靠边站”，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进行反夺权。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坚决揭露和批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和动摇工人阶级领导的罪行，粉碎了他们的复辟阴谋。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同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斗争。随着教育革命的深入，一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以新的形式暴露出来；有的说什么“政治上你把关，业务上我领导”；也有的认为接受再教育差不多了，让自己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就是工人阶级“让权”了；搞教改、讲业务自己是“内行”，工人阶级可以“让位”了；还有的认为，发挥原有教师的作用就是恢复旧制度。所有这些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顽强表现，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彻底批判，陈旧的东西就会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就会大权旁落，教育革命就会走上改良主义的邪路。实践说明：击破旧的习惯势力，比粉碎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还要困难得多。
反动的精神堡垒只能靠革命的精神武器去摧毁。只有把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彻底批臭，肃清流毒，才能真正把它们打倒，从根本上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地实行群众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造成人们敢于批评、敢于争论的空气。必须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大胆信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样才能确立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否则，就是自己孤立自己，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架空。教育革命同其他一切革命工作一样，“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包办一切，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压倒一切，使知识分子处于“推一推，动一动”的地位。依靠广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是削弱工人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做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这就要求我们切实做到：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坚决照办，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宣传队员要向再教育对象学习，虚心做群众的小学生，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掌握文化教育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要艰苦奋斗，经常参加劳动，联系群众，拒腐蚀，永不沾；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先抓好三分之一，认真总结经验；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错了就改，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负起领导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保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三结合的教师队伍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是彻底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创建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工农兵教员是教师队伍中一支最有生气的革命力量。他们敢于创新，破除迷信，富有批判能力。同时把社会生产的先进经验和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也带进学校中来，密切了厂校挂钩。他们讲的课，学员反映：学了就能懂，懂了就能用。一年来，我们在三大革命第一线选拔了一批工农兵做专职、兼职教员，使他们在斗争中成长，在实践中提高。他们参加教学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有力地保证了教学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促进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动了教学改革。工农兵登上大学讲台，是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出现的新事物。极少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走着瞧”、“看笑话”的态度，有的企图把封、资、修的一套塞给工农兵教员，搞什么“我装药，你放炮”。对此，我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事实上，工农兵最懂无产阶级教育，过去，旧大学把工农兵排斥在外，是历史的颠倒。今天，工农兵登上社会主义大学讲台，是历史的必然。
原有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又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师队伍也是这样，混入教师队伍的坏人，反革命分子，带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只是极少数。因此，对于广大教师，既要看到他们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艰巨的，又要看到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广大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特别是“七·二七”以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有了提高，要充分估计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他们的专业知识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旧体系必须破除，又要看到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些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和过去积累的经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充分发挥一切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的才智，开辟了最广阔的天地。要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只要抓紧政治上的再教育，业务上的再学习，原有教师的大多数就能继续任教，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对极少数实在不行的，也要给予出路，进行教育，安排适当工作，继续考察。
为了帮助教师尽快适应社会主义大学的需要，必须坚持在使用中对他们团结、教育、改造。那种“改造好了再用”的说法，实际上既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也没有看到知识分子改造的长期性。我们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着重解决教师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针对他们过去长期“三脱离”的弱点，组织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参加创办试验农场，对口下厂，轮换劳动，进行教改实践，在条件比较艰苦的环境下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往往在对业务知识的看法上反映出来，必须彻底改造各个业务领域。教师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必然深刻地触及他们中间一些人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知识私有、理论至上、洋奴爬行、个人名利等旧思想，这有利于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彻底转变是不能自发完成的。环境的变化只是为他们的改造创造了条件，还必须本着抓紧、抓严、抓细的原则，针对活思想，进行再教育，用他们中的先进典型教育他们自己，启发他们自觉革命。对他们思想上的动摇和反复，因势利导，做耐心的认真的思想政治工作，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说理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加以纠正。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为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效地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我们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把积极参加教育革命，但思想还有旧框框，暴露出一些“三脱离”的问题，与坚持走老路区别开来。
二、把真心实意与工农兵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结合，但在教改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和工人同志有不同意见，与拒绝接受再教育，抵制工人阶级领导区别开来。
三、把带着教育革命和技术革新的问题，积极钻研业务，查阅有关国内外的书本、资料，与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理论至上，崇洋复旧区别开来。
四、把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和填补空白，有分析有鉴别地向国内外学习我们所不懂的和没有的东西，同洋奴、爬行思想区别开来。
即使有少数人拒绝接受再教育、坚持走老路，也不用着急，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这样的人总会有的，对他们那些旧思想，在教育革命中进一步深入批判，抓紧教育、改造就是了。
五、对那些政治历史问题审查清了的人，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和现实表现，吸收他们参加教育革命，在使用中进行教育和改造。
六、对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就要严格按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过群众批判后，有所转变，就要不断引导他们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封、资、修的学术思想，促使他们自觉革命。同时，还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七、在教学改革中，对于自然科学上某些具体问题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尊重客观规律，通过实践去解决。
通过教育革命实践，广大教师的精神面貌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自觉要求，他们满腔热情地为工农兵服务，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工农兵反映：“这些知识分子，过去与我们心隔心，谈不拢，现在是心贴心，谈得亲。”广大教师深刻体会到，再教育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决心一辈子做工农兵的小学生，永远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师也有很大进步，不少人在教育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一个教授，对他过去编的一套在国内传播很广的教材，认为无需改革，“从货架子上拿下来掸掸土就能用”。我们让他参加教育革命分队，针对他在给工人讲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引导他和群众一起批判封、资、修教育体系，对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逐步认识到：“我那套理论至上、故弄玄虚的旧教材不符合工农兵的需要，掸掸土不行，即使改头换面也不行，必须彻底改革。”后来，他与其他革命师生同工人结合，在解决工厂一项重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向工人学习，提高了觉悟，做出了成绩，受到工人的表扬。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重要的革命力量。现在，一支按照无产阶级面貌建立起来的三结合教师队伍正在成长。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
建立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新体制，决不是简单的组织变动，而是全面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一场革命。
学校要不要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开门办学，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原则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蒋南翔，公开反对学生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鼓吹“清华园是工程师的摇篮”，“实验室里就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使得许多师生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田，身体也搞坏了。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宣传队引导广大师生深刻批判这条修正主义办学路线，带领他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指示》的道路，创办试验农场，到工厂、工地、农村、部队去，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广泛接触社会实际。通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采取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形式，举办工人大学班、短期培训班，进行技术革新、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等多种途径，开展教育革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没有广大群众参加，没有各单位各级领导的支持是决然搞不好的。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了世界观的改造。师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过去闭门读书，工程师的摇篮，摇得我们晕头转向；现在开门办学，三大革命的熔炉，炼得我们心红眼亮。”社会生产中的新技术、新创造，不断充实、更新教学内容，使学校教育获得了强大生命力；而学校的教学、科研成果又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推动社会生产向前发展。厂校挂钩为教育革命开拓了广阔的新天地，一定要长期坚持下去。
“学校办工厂”是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决策。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这是学校办工厂的指导思想。在办厂的过程中，充满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我们批判了贪大求洋、向国家伸手的资产阶级大少爷作风，批判了把生产与教学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就是一切”的错误思想。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方针，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学为主”，把培养人放在首位。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和教学需要，考虑各专业相互促进和发展，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条件，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先后办起能带动多种专业的中小型工厂：精密机床厂、电子综合试验厂、汽车制造厂等，承担国家一些科研、生产任务。如电子综合试验厂就是在原有实验室设备的基础上，利旧创新办起来的，它带动了自动控制、无线电技术、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生产多种电子工业产品。校办厂在订生产计划时要考虑教学需要，留有充分余地。选择的产品，具有先进性、多样性、典型性，既是工业、国防急需的，又要能满足专业教学要求；既有一定的批量生产，又大力进行研究试制，不断采用新技术。
根据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我们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打破过去系的界限，或者合并，或者增设，都按科研生产实践的联系，把有关专业纳入校办工厂、科研单位和厂校挂钩系统，实行厂带专业。同时，建设一支新型的基础理论队伍。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这样就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如压力加工专业的师生，在汽车厂锻压车间参加劳动，结合生产汽车上的各种锻件，学习“锻造工艺”等课程，既掌握了生产技能，又学到了科学理论。这样做的好处是：工人参加到各个教学环节，加强了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教师既进行教学，又参加生产，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学员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保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科学实验是理工科大学必须担负起的重要任务。在办工厂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校办工厂与实验室同社会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成为培养学员科学实验能力，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突破尖端技术，创造新工艺、新产品，探讨新理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基地。
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我校多数专业以校办工厂为主要基地；部分专业以厂校挂钩为主；有的专业主要利用实验室，结合科研进行教学。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一年多来，通过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技术人材，完成了一批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还为国家试制和生产了一些工业、国防急需的产品。
培养工农兵学员，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培养造就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从去年三月起，我们先后招收了近六百名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举办了各种专业的试点班，对选拔和培养工农兵学员进行了初步实践。今年计划招收二千五百名学员，目前已招八百多名。
工农兵学员一走进学校，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积极投入教育革命大会战，同学校的教职员工一起创建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基地，还同教师一起制定教学方案，编写新教材，大大促进了教育革命。对于这样一支崭新的革命力量，怎样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新课题。
对工农兵学员是否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是执行不执行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问题。试点班开始，有人认为：“工农兵学员政治觉悟高，学校用不着再转变学员的思想”；有的教师觉得“自己是再教育对象，没资格转变学员的思想”，因此，个别人想“只讲数理化，不管革命化”。有的学员由于“自来红”的思想也有“进校学业务，政治回去补”的错误观点。我们组织大家深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伟大教导，结合文化教育阵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是绝不会停止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工农兵的队伍中来。“读书做官”、“理论至上”、单纯业务观点等资产阶级思想余毒，随时在侵袭工农兵学员，这个问题对于青年学员更为突出。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放松了政治思想教育，工农兵学员也有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危险。学校的每一项工作，每一堂课，不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学生，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学生，“教书不教人”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教业务，不管政治，必然引导学员走向资产阶级道路。原有教师不仅要努力改造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感情，同时还要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工作，大胆承担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任务。他们说：“我们参加转变学生思想的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对自己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提出的更高、更严的要求。”
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用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要求学员，向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把不断提高学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作为学校的首要任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坚持学习解放军，经常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斗私批修，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工农兵学员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业务教学活动，却始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革命的觉悟不断提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做到环境变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理论水平提高了，联系实际的作风不变；工作能力提高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变。
为了培养有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劳动者，理工科大学在业务上必须使工农兵学员能够解决当前生产实际问题，能够担任设计、科研任务，适应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坚持理论和实践统一，培养学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农兵学员在学校应该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这是因为“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实践论》）。否定理论学习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实践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要为实践服务。因此，学校的教学不能脱离实践。工农兵学员的实践经验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学的实践基础，还必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一些试点班里，我们纠正了那种认为“工农兵学员有实践经验，就可以单纯学理论”的错误思想，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始终紧密结合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理论，使教学效果直接受到实践的检验，使学员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实践论》）。如一个专题短期培训班，学员结合某种先进通讯机的研制，学习“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课程。仅用了半年，就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基本理论，并和原有师生一起运用所学知识，制造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通讯设备。这是过去“出中学门，进大学门”的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的。实践证明，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教学方针，要反对“左”的和右的倾向，才能真正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从三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一般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文化程度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工人、农民（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是理工科大学主要招生对象。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贫下中农入学，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理工科大学除去在校内外办学制为二至三年的普通班和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外，还采取多种形式开办校内外的科学研究班、业余大学班以及专题短期培训班，担负从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的任务和一些普及工作，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
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
教材改革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是关系到培养一代新人的重大问题。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理工科教材旧体系的要害，它浸透在教材的字里行间，至今仍然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大破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是彻底改革教材的关键。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理工科教科书，虽然讲的是自然科学内容，但都是为了适应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所作的总结，打着深刻的剥削阶级烙印。刘少奇一伙狂热鼓吹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把这一套照搬到中国来，让外国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旧教材继续专中国人民的政。例如，一套电子学旧教材，它所标榜的“严密”的学科体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子技术发展过程的缩影。但这本书却把它说成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谁要发展电子工业，掌握电子技术，就只能按这条老路一步一步地爬行，这充分暴露了旧教材的奴役性和落后性。旧教材颠倒历史，窃取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鼓吹“专家至上”，为资产阶级垄断科学技术服务；它宣扬“理论至上”，把教育当营业，故弄玄虚，抬高价格，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服务；它宣扬“物质技术条件决定论”，否定人的因素第一，压制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这样的旧教材，严重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教材一定要彻底改革，决不能走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道路。
教材改革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必须狠抓教师立场、感情的转变，使他们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解决“为谁写书”和“怎样写书”的问题。宣传队带领广大师生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组成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教师相结合的教材编写组，开展革命大批判，把编写教材的过程，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对知识分子深入进行再教育的过程。大家认识到：原封不动地维护理工科教材的旧体系就是洋奴思想的表现，脱离劳动人民就必然要崇洋媚外，不改造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一定会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毛主席早就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在科学技术上，我国也已经创造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望尘莫及的奇迹。自觉认识和充分发挥这些优越性，就使我们的教材改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打开了新局面。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编写新教材最根本的思想武器。工农兵的需要，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出发点。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是我们编写新教材的源泉。
“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这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既要有革命精神，又要有科学态度，努力做到政治统帅业务，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分析、深刻地阐明自然科学规律，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少而精的原则，使教材具有革命性、实践性和先进性。
对现有旧教材和外国的科学技术成就，我们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对旧教材总的体系，着重批判它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哪个阶级服务，贯穿着什么样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地否定自然科学的具体内容。有用的部分，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就用，而是用批判的态度进行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其科学内容。被资产阶级专家吹嘘为“千锤百炼，天衣无缝”的《高等数学》，我们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吸收那些有用的定理和公式。例如，我们从生产实践出发，以微分和积分这对矛盾的斗争、发展和转化为线索，组成新体系，编出《微积分》新教材。过去，微积分概念是从一大堆公理、定理中推导出来的，玄而又玄，深奥莫测。现在则从生产中常见的实例引出概念。例如，钳工用锉刀锉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这种化整为零、又积零为整的过程，就包含了生动的微积分概念。工人学员学了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
改革教材还必须立足我国实际，满腔热忱地用心总结工农兵的发明创造，提出新课题，进行新概括。过去，中外的农田水利教材，都把山洪说成有百害而无一利。张家口地区贫下中农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战天斗地，对山洪一分为二，创造了引山洪淤灌农田，变洪害为洪利的宝贵经验。教育革命分队的革命师生亲身参加这一斗争实践，和贫下中农一起编出《引洪淤灌》新教材。贫下中农说：“从这本书学到了征服洪水的办法，学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辩证法。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资产阶级的威风。”
教材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在实践中边教边改，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不断提高，不断更新，紧紧跟上和积极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飞跃发展。
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实行新的教学方法
毛主席教导我们：“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教学方法绝不只是具体的方法问题，更重要的是按照哪个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组织教学过程的原则问题。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以书本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理论脱离实际，“上课满堂灌，学生跟着转”，完全颠倒了人们认识真理的规律，只能培养出“三脱离”的书呆子。教改试点刚开始，由于没有破除旧教学方法，有的教师上课“本本不离手，公式不离口，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尽管他们备课很用心，讲课很热心，辅导很耐心，工人学员仍然不称心。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不彻底改革旧的教学方法，学校要完成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任务，还是一句空话。
遵循毛主席关于“理论和实际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教导，根据工农兵学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有步骤的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正确处理突出重点、急用先学、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的关系，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
边干边学与系统教学结合起来，就打破了过去从理论到理论、烦琐庞杂的教学体系，同时又适应了自然科学的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特点。我们把整个教学过程按照完成不同类型的几个典型任务划分阶段，本着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把理论课程有计划地安排在各个阶段内，进行系统学习。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穿插学”和“集中学”等灵活机动的方式。某一时期以完成生产、科研任务为主，有计划地边学边干，典型深入，举一反三；某一时期以理论教学为主，在丰富的感性认识基础上，提高理论水平，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考核。注意加强自学和培养科学研究的能力，重视在理论指导下的再实践。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解剖麻雀，掌握一般规律。事实上每一个典型任务，总是既有其普遍性，又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注意使典型选得恰当，另一方面注意在解剖麻雀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提高，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实践提高到理论。根据教改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应当力求按照以下原则选择典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面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体现当前我国科研生产中的关键和技术发展方向；能带动专业教学的主要内容，能够说明一般规律；符合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通过完成由简单到复杂的几个典型任务，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
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了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基础课要紧密结合实际，加强针对性。有的可以和专业课一起，按照需要组成新的课程。对那些后续课程用得较多，前面不学后面就不懂的基础课，还要单独设课。
实行这种有步骤地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方法，是解决生产的综合性与教学的分科性、典型任务的局限性与教学要求的全面性之间的矛盾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它把读书和使用结合起来，把实践和创造结合起来，把点和面结合起来，把学文和学工结合起来，做到了少而精，大大精减了课程，缩短了学制。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他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自己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实践的能力，因此，教员必须向学生进行学习和调查。工农兵学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有锐敏的批判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一经同教学实践接触，便一眼看出封、资、修的余毒和右倾保守、因循守旧的习惯势力。他们对学校同社会有着深刻的比较。在比较和鉴别中有力地批判了长期盘踞在文化教育阵地上的洋奴爬行思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大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活动，能者为师，互教互学。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讲课方法，充分发挥了工农兵学员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一个试点班在结合某项设备的设计讲“公差配合”课时，教师讲了基本原理后，工人学员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课堂顿时活跃起来，当过车工的学员分析了材料和加工条件对公差的影响；当过钳工的学员提出了装配条件对公差的要求，讨论得十分热烈。课堂上不仅讨论清楚了原理，而且对设计方案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充分显示了新教学方法的优越性。
＊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造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的伟大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肩上。教育革命是一场硬仗。“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党的领导，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附件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
1970.06.02
一九七○年六月二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召开了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各单位同志，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有关负责人和教师、学生，共十九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马天水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朱永嘉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 ＊ ＊
姚文元：我们今天开一个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的座谈会，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了一份关于教育革命的总结，这份材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他们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一些经验，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问题，它的中心是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现在这份材料还没有最后定稿，请大家看一看，提一些意见。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有些什么意见？还有些什么要修改的地方？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
另外一个问题，请今天到会的理工科大学从事教育革命的同志，以及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谈谈你们如何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毛主席提出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以后，在自己的教育革命实践中，有些什么经验、体会和需要提出来讨论研究的问题。
大家看得很清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斗、批、改（这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做），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正在气势磅礴地兴起。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动了广大工农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又反过来推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特别是推动文化领域的革命，包括教育方面的革命。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理工科大学的革命。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种趋势的苗头。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就特别总结了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对办理工科大学作了专门的指示，快两年了，这个问题，现在实践得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联系这份材料，发表自己的意见
。
参加今天会的，有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同志，也有复旦、交大等大学的同志，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也来了，王曾荣同志原是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的。好，谁先谈？
郑世谊（同济“五·七”公社党总支书记）：看了清华大学这份材料，感到总结得很全面，对我们教育很大，许多方面对我们有启发。现在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来谈一谈。
关于教师队伍改造的问题，清华大学的材料提出边改造边使用。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些体会。我们感到教师在使用中改造较好，这样容易发现他们的问题，容易提高他们。譬如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办了一个房屋建筑专业的工农班，配了一个副教授，开始觉得对他的思想批判得差不多了，让他同我们一道到建筑工地去，表现也不错。但是一讲课，又把旧的一套拿出来了，上课走老路，讲设计还是从怎么削铅笔、用橡皮讲起，我们就批判他这一套。他说这些内容我已经删掉了好多。大家批评他该讲的地方没有讲，不该讲的地方讲了，搞烦琐哲学，浪费时间。经过几次帮助，这个副教授有了很大的提高，譬如在那个工地上，造房子缺少砖头，他和群众一道，想出了很多的办法，就地取材，用卵砾石砌成围墙。只要再用一点木材，加些水泥，就可以做成屋梁了。
张春桥：你们那里现在有多少教师？你们最初不是不大想用老教师吗？
郭培昌（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党总支委员）：现在我们那里去了一批教师，连政治教师在内共四十五人。我们最近办了一个教师学习班，研究今后的教学规划问题，一讨论问题，教师的旧思想就反映出来了。
郑世谊：只要讨论具体问题，讨论教材，讨论教学规划，他们就会暴露问题。工农班同志认为接触实际才能学得进，有些老教师虽然也倾向于理论联系实际，但他们一订教学规划，就提出第一年学基础知识，第二年才能搞设计，说先学理论知识才能设计。我们把学生请来了，他们一致认为第一年就必须联系实际，才能真正学到东西。有的学生已经在搞设计了，有一个老教师不信，他个别测验工农班的学生，要一个学生画规模图，断定学生画不出，结果学生真的画出来了，他却说画反了。但几个教师讨论下来，规模图画得是对的。通过这件事，对这个老教师教育很大。因此，我们感到，教师不在实际中使用改造，光参加劳动，不接触教学业务是不行的。
我们搞了一个项目──大车间，一边教设计，一边教理论，这样学员愿意学，学得进，说少而精。教师当场讲课，这样教，也能抓住要害。因此只有接触实际，才能打破过去那套老框框。
有些教师开始认为，工人只有实践经验，没有理论，说在课堂上工人讲不过我们，其实一到现场，好多理论问题，教师回答不出，工人一讲就清楚了。如有的学员向教师提问，这个钢柱为什么这样放，那个钢柱为什么那样放，教师就讲不出来了，工人师傅一讲，大家都很佩服。教师说，要联系实际，我就讲不过工人。因此学员到了现场问工人多，到了课堂问教师多。所以我们感到，教师的改造要结合实际，才能发现我们思想上的和教学上的问题。
另外，有个问题，谈一下。我们是教建筑工业的，这次招生，有些工人学员原来不是搞建筑的，没有建筑方面的实际知识，所以他们开始学基础理论还可以，学到高等数学，感到学不进去了，力学也难懂。后来就组织他们接触实际，增加感性知识。但教师担心这样搞法，只能培养艺徒，连中专的要求也达不到。通过实践，教师有了信心，说一年半可以达到学习要求。事实上，只用了十个月就超过了。我们认为理论要学，但是一定要接触实际，使学员有学习的主动性，这样才能学得快，学了有用。
在教学实践方面，我们想最好选典型工厂，有一个包建厂就好了，既有先进性，又典型性，选这样一个理想的工程，但有时没有。
姚文元：你的意思是选不到怎么办？
郑世谊：对，有时受工程的限制选不到。
关于办学的体制，清华这份材料上的经验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除了工农班以外，最近想搞工人的短期训练班。
姚文元：招了工农学员进来，还有没有阶级斗争？是不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你们这个问题碰到没有？
郑世谊：碰到的。在我们办学到七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才懂得抓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刚开学时，工人学员说，我们是来夺文权的，要填补科学空白，要为毛主席争光，为无产阶级争光。但进来以后，却忽视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认为我是工人阶级，从劳动中来的，有实践经验，你们教师要接受我的再教育，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没有改造思想的必要。有一个学员说：“你（指教师）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问题不一样。”后来，我们抓思想政治工作，他们思想还不通，说知识学得少了。通过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才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很好。
张春桥：你们什么时候才认识这个问题的？
郑世谊：工农班开学四个月以后，才认识到再不很好地抓，就不能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后来我们抓了。
张春桥：究竟怎么招生比较好，将来各个大学招生，和旧的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究竟招什么人？怎么招？带着什么观点去招？教育革命，不单是学校的事，是社会革命。招生中间，学校，工厂、公社，工农群众三方，会碰到什么问题？进来以后怎么办？
徐景贤：招生问题很重要，同济“五·七”公社工农班招生的时候，碰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办工农班的目的，没有在广大群众中讨论，就分配招生名额，结果有的人不愿意去，有个单位的头头不去，他的小兄弟讲义气，说我代你去。另一种情况是，招生工作做得较好，他们先把大学招生的事告诉广大群众，发动群众讨论，造成舆论，然后群众评论，推荐优秀同志，出来的时候又再三叮嘱要他们代表自己的阶级好好学习，不要忘本，这样进大学的同志，革命热情比较高。招生也有一个路线问题，要发动群众来搞。
郑世谊：我们这方面工作已总结。这次我们到其他地方跑了一下，他们也都碰到这个问题。从城市里招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
张春桥：我们有失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上海科技大学办过工人班，两年一期，有些原来很优秀的工人，学下来，思想变坏了。要把这个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作为现在办大学的财富。
姚文元：工农学员招来，用什么世界观进行教育，这点很容易忽视。
郑世谊：最后一点，关于体制问题，我们认为房屋建筑专业，和建筑工程单位一起办学校较好。
姚文元：去年这个时候开会，建工局的同志就是不愿意干，说局里的任务已经吃不消了，还要办什么学校。实际上是可以办的。
郑世谊：但我们跟建筑二公司商量，他们很高兴，现在正在落实。
徐景贤：同济“五·七”公社现在和建筑公司结合在一起，这样，教学选择典型工程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了，工人教师问题也好解决了。
戴妙仙（同济“五·七”公社教师，地下建筑专业）：关于编写教材问题，今天看了清华经验很有启发。写教材一定要结合工业生产的需要，教材不能一劳永逸，要经常地不断地充实内容。拿隧道工程来说，过去有一点资料，是外国的，也不适用。但外国人讲，江南地区要造隧道，就等于豆腐里插铁条。事实证明，江南地区完全可以造。
姚文元：现在编教材怎么样？是编一次改一次吗？
戴妙仙：我们通过两年多来的实践，准备以这个隧道工程作为解剖麻雀，同地下建筑方面联系起来，这个初稿已写出来了。我们还准备派一些同志，去搞一个地下发电站。这些是过去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根本不敢想的，我们把这些教材都写出来了。在实践中，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写新教材，要跟上工业生产的形势，不然要落在后面。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都要向工人学习，首先要有第一手资料，有了第一手资料我们就自由了。不然我们就陷在旧的框框里面。
姚文元：这点很重要。
戴妙仙：我们是六八年四月下去的，六九年初上来的。经过十个月的劳动锻炼，我们就准备写教材，但是还写不起来。再到实践中去锻炼，和工人在一起，到六九年下半年才基本上写出来了。
总结我们的体会，新教材的编写过程应当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首先向实践学习，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取得第一手资料；再向书本学习，经过批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还要向社会学习，把当前工业生产上的新发明新创造总结起来，这样的教材才能创新。
张春桥：还要有一个再实践的考验，看究竟经得住经不住。
郑世谊：过去我们有个教材编写组，有十来个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根本不能用。
张炎明（同济“五·七”公社学生，地下建筑专业）：我举一个例子，地基承载力原来规定每平方米八吨，现在已经大大超过，这些都是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同过去书本上写的差别很大。所以编教材还是要到实践中去编。
戴妙仙：编写教材的斗争很复杂，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头脑里的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中心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这个斗争的过程，也是改
造世界观的过程。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往往从业务当中表现出来，突出的是把政治和业务分家。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去统帅业务？毛泽东思想怎么去占领阵地？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这样一桩事情：上钢三厂改建二转炉，我们是跟华东建筑工程设计院一起搞的。有一个青年设计人员，贪大求洋，他主张把屋盖拆掉。他上去检查，把烟囱外墙烧掉的一层粉末拿下来，证明这个屋盖一定要拆掉，一些教师和学生也同意。我们当时都很相信。后来，工人同志来了，说不能这样干，要按照“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事，经过检查，这个青年设计员拿下来的粉末，都是墙的外层的一些东西，上面里面全部是好的，屋盖不但不要拆，还可以用十五年。这点在课堂里是学不到的。
王四弟（上海工学院学生、射流工场实践队成员）：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体会。有一次，我们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上钢一厂一个车间的革委会委员，他在会上讲，工人生产好就是突出政治，农民种好田就是突出政治。一个工宣队的排长当场批判了这种思想。那个委员还不大服贴。后来，去调查了，原来这个人是专门搞业务的，对政治不大关心。我们选了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搞尖端产品，有人就散布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选拔来的，筛子筛下来的，可以埋头抓业务。”我们狠抓了阶级斗争，把运动一搞，就在这些人当中揭出了反革命分子。事实教育了我们，在教育革命中，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不抓不行。最近我们帮一个机械工业部门搞了一个技训班。
张春桥：有多少人？
王四弟：四十五人，训练十二天，白天干，晚上也干。
姚文元：十二天学什么？
王四弟：这是短期训练班。
张春桥：十二天能行吗？
王四弟：能行，就是拚命干，突击业务。
张春桥：为什么不办一个月呢？
王四弟：最近，我们抽了六十几个人，办两个月的训练班，白天学习，晚上回厂干。
张春桥：你们总结一下，究竟是半个月好，还是一个月，两个月好。哪一种人一个月就够了，哪一种人要两个月才行，还有哪一种人看一下就会了。
王四弟：外地的同志也来我们学校，看懂了就走。
关于招生方面，有这么一点意见：我们那个技训班招来的同志水平不同，大学、高中、初中文化程度都有，因此教师在上面上课，有的很满意，但有大学程度的学生，要求讲高级的东西，水平不一样，教师上课很难。
李军毅（交通大学六九届学生、赴沪东造船厂实践队成员）：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要，不抓是很危险的。我们帮助沪东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开头我们认为工人学员是推派来的，政治上可靠，学员中有些人也有“自来红”的思想，认为自己到大学主要学业务，说学政治，还不如到车间里去学。这些问题，教员不敢批评，以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工人学员不少是头头，又是老工人。所以，不管对不对，有些工人学员讲什么，一些教师就听什么，连学习班领导小组的第二把手也不敢批评，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认为自己只是接受再教育的。有些工人学员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工龄，自己主要是来学习文化的，说大批判嘛，你们去搞搞，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在这二年中要把十几年的文化课学好，哪来时间搞大批判。厂党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找我们开了座谈会，讲了一个例子，说有一个孤儿，解放后翻了身，国家送他上大学，后来看不起工人了，专心搞业务，变掉了。还有一个工人，他父亲也是工人，他是学文艺的，结果听黄色唱片，被坏人拉下了水。这样一教育，对工人学员震动比较大。这说明工农学员进学校，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张春桥：旧交大的体制，你们批判过没有？
李军毅：批判了。
张春桥：旧交大搞的那些，经过批判你们究竟得出什么结论？
郑振基（交通大学教师、校革委会常委、校教育革命组负责人）：过去旧交大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旧交大“门槛高，基础厚，要求严”。大跃进时招了一批工农学生，有的没有几天就被赶出了校门。去年，我们着重批判旧交大的封、资、修的制度，但这方面到今天还有流毒。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大批判要普及到工厂里去。理工科大学是和工厂密切结合的，工人是很支持教育革命的，但现在有些工厂领导不支持教育革命。比如有个机床厂办了工人大学，领导不重视，事情很难办。另一个造船厂办了一个工人大学，厂领导抓得紧，因此工作就比较顺利。这说明教育革命具有社会性，单单靠学校抓是不行的，要依靠社会上，特别是工厂一起来抓好教育革命，不然，教育革命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
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教师要实行三三制，这样我们那里教师的力量还是比较紧张的，科研、生产任务很忙，教学任务很忙，再加上三三制，就显得紧张了。
张春桥：你们教师有多少人？
郑振基：一千三百人。
姚文元：你们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搞得怎么样了？
郑振基：下面群众反映是温吞水。
张春桥：我有同感。
郑振基：搞教育革命的同志很有意见，领导有点求稳怕乱，弹钢琴没有弹好。希望市革委会领导去点一点，这种局面怎么改变。
张春桥：你们自己不能改变？
郑振基：大字报贴得很多了，但是没有什么改变。
张春桥：自己解放自己嘛！
郑振基：也需要领导上的支持。
姚文元：交大的科研设备在全市大学中是最好的。
郑振基：我们学校和附属工厂的关系还没有很好解决。
王家霖（华东化工学院干部、抗菌素实践队成员）：我们感到理工科大学要厂校挂钩，也要社校挂钩，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是很需要的。五八年我们也搞过“九二○”农药，但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批判了这种思想，坚持为农业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把基点放到农村去。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贫下中农是科学实验的主力军。比如“九二○”的试制，我们就把贫下中农请进来，让他们上讲台。还办了短期训练班，根据贫下中农的要求，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现在已经投入了生产，“九二○”农药全国是很需要的。
姚文元：县一级有没有可能搞？
王家霖：可能的，象小化肥一样。江苏、江西、辽宁都派人来学习。已开始在全国推广。
张春桥：困难还是很多的，全上海推广也不容易。
王家霖：县、社办“九二○”药厂，贫下中农很欢迎。以贫下中农为主力军，在普及的基础上办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学习班，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这样就有了一个基本条件，可以从这个厂的设计到设备制造和安装，到产品出来，编写一个新的教材，进行教学实践。
姚文元：从实践中来形成新的教材和新的专业。这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创造。
王家霖：这样搞，贫下中农对我们思想上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本来有些同志有点灰，感到读了几年大学倒霉，要是我不进大学的话，也可以当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了。贫下中农对我们进行了再教育，现在不灰了，因为贫下中农十分希望掌握科学实验。
姚文元：你们这支抗菌素实践队有多少人？
王家霖：四十二人。
张春桥：你们跟化工局关系怎么样？
王家霖：他们不感兴趣，认为是两个系统。
校办工厂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作为国家生产的一个部分，但是要有一定的余地，现在我们是求他们的。产品是有人要的，原料嘛，很抱歉，不给。
张春桥：化工局下面的医药工业公司怎么样？
王家霖：它也不管。希望这个渠道要沟通。
姚文元：为了搞好教育革命，学校同各有关方面的关系要有一定的制度作保证。没有一定的制度是不行的。
陈训亮（复旦大学物理系教师、“四·一”电子工厂负责人之一）：我们校办工厂生产是纳入国家计划的，专搞电子元件，有学生二百五十名，教职工一百五十名。我们那里主要是承担一些重要工程所需要的产品。
姚文元：完成没有？
陈训亮：过去搞了一年，进展不大，后来抓了阶级斗争，搞了大批判，虽然劳动的时间短了，但还是完成了。
姚文元：还是要抓阶级斗争。
陈训亮：原来有一些教师的情绪比较消沉，认为在学校里没什么好等了，准备斗批走。后来学校办了工厂，明确了为谁服务，教师、学生的精神面貌就起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有一点革命实践，才能把消极的情绪打掉。
陈训亮：现在的精神面貌比较好。每一项工程的任务来了，我们先交思想、交政治，上政治课，大家的精神状态很振奋。
现在校办工厂所担负的科研任务也纳入国家计划，把物理系的好几个专业也带上去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半导体究竟怎么研究搞不清楚，花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洋设备，但是做不出。现在，校办工厂以后，社会上的新技术、新工艺能够直接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又同许多工厂发生了关系，不象以前那样闭塞，现在每天接触工人，这对我们编好新的教材是一个推动。去年十二月搞了两个编教材的小组，一方面以校办工厂为基础进行调查研究，另外在外厂也进行调查研究，促进了教材的革新。这样，学校的教学、科研、生产，和社会的生产结合了。
朱惠民（复旦大学物理系工宣队员）：刚才陈训亮同志谈到校办工厂的问题，早在一九五八年，复旦的革命师生就曾经搞过几个校办工厂，物理系也搞了个电子工厂。上海的第一只两极管、三极管，就是复旦物理系搞出来的。但那时，由于路线问题没有解决，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冷风一刮，复旦当时的走资派杨西光就叫嚷大学要“正规”，一下子把校办工厂砍得干干净净。文化大革命前，半导体专业的学生读到五年级，竟连一只两极管也还没有见过。去年还有人吹冷风，说：大学办工厂好比野牛闯进了庙堂，象什么话。我们坚决抵制了这种思想，办起了“四·一”工厂。
徐学义（复旦大学微电子专业工农兵试点班学员）：文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理工科也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根据我们学校的情况，大家认识到，不搞大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不能肃清。前个时期，报纸上批判桑伟川，我们理工科的师生都不大重视，因此我感觉到，不搞大批判就会重复修正主义一套。前个时期，有些教师到工厂调查，回来说向工人老师傅没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对这种错误思想狠狠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到工厂调查研究，不解决立场问题，是写不出好的教材来的。所以，我们认为，理工科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
陈训亮：前个时期，我们招了手工业系统工厂的工人来培养。
朱永嘉：请手工业工厂的工人来学，他们学了回去搞生产，学校再派一些学生去帮助他们改建工厂，从这个实践中来检验学习质量。
陈训亮：六九届、七○届的学生跟工人学员到厂里去，干劲很大，日夜干，等到产品出来以后，学生再回来，同工人建立了感情，因此老师傅也经常来，碰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及时派同志帮助他们解决。
朱永嘉：这些实践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革命师生，政治觉悟比较高，又能够掌握比较全面的生产工艺。
姚文元：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拚命造谣，说我们这几年大学没有招生，中国工业技术的力量薄弱。实际上，由于我们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在广阔的范围内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指示，实行了教育革命，我们不但尖端产品上去了，整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力量也增加了。这是一场意义很深远的革命。他们说我们人材不足，实际上，我们只有多啊！
上海机床厂的同志，你们还没有谈。
张春桥：大家要走你们的道路，你们自己走得怎么样？
王绍庭（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委员、工人技术员）：看了清华的经验，对我们的启发很大，眼界更开阔了，有好多地方总结得很全面。
对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个问题，我们有点体会。我们是六八年办的学校，学员平均工龄都在十二年以上，开始学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办？市革委会负责同志到我们厂里讲过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机床厂来，反映到“七·二一”工人大学里来。我们办了五天学习班，讨论这个问题，抓了阶级斗争。
在工人学员中“自来红”思想较普遍。他们认为自己是工人，是推选来学习的，说主要任务是来学设计的。不仅如此，他们也有旧思想，也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我们抓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工厂办学校，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一定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思想。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后，认识到要边实践边教学，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有的人开始认为，你搞实践的话，我可以回车间去搞，不要在你这里搞了。抓住这个思想，组织大家讨论，弄清楚究竟为谁学习，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思想提高了，干劲很大，把机床也设计出来了。
最近，我们抓了两忆三查，激发了广大学员的阶级感情，这样也有利于对教师的再教育。因为有些原有教师，他们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批判，会影响工人学员。我们抓了思想政治工作以后，有利于他们接受再教育。同时，我们还组织工人学员到部队去学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使学员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
姚文元：你们有多少学员？
王绍庭：五十二个。我们的体会是，不抓政治思想教育，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指示很难落实下去。对原有教师要边使用边改造。
张春桥：你们教师哪里来的？
王绍庭：机电工专的。有些教师以前对教材可以背得很熟，现在要讲毛主席的辩证法，他们就没有办法了。清华的经验很好，在使用中改造教师。不少教师是有一技之长的，和工人技术人员一起备课，就可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
在编写教材方面，清华的经验，对我们教育很大。教材要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针对性、地方性。开始，有些教师在编写教材时束手无策，感到没有办法。我们做了好多工作，鼓励他们。教材写好了，我们通过学习班，明确方向，提出要求，有问题帮助他们纠正，向他们说清楚，出了问题，要批评就批评我们，但是提高要你们提高。他们劲头就来了，初步的教材写出来了，但是离开高标准还差得很远。
姚文元：不能一下子“高级”。
张春桥：从“初级”到“高级”。
王绍庭：另外，办好理工科大学，领导班子也很重要，领导班子要在斗争中形成。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就能照毛主席思想办事。只要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没有路也会走出来的。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路子再对，方向再明确，也落实不下去。实践证明，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每走一步都有斗争。我们厂的学校领导班子开始不得力，在斗争中经过调整，就比较好了。
学制问题，单项科的可以一年，理工科大学至少二年。本来我们定二年，考虑到第一期要走一点弯路，准备两年半。现在看来，招的工人学员还是要有一点文化，否则学起来有困难。文化低，年龄大，教学也有矛盾，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年纪轻一点，即使文化低，采取“一帮一”的办法，也补得上去。
张春桥：你们能不能附带办业余学校？
王绍庭：业余学校已招生了，现在招了六十五名学员。
张春桥：即使所有的大学都招工人学员，但绝大多数的工人还是在工厂里，还有一个提高的问题。
王绍庭：但是，现在厂里有些车间不肯把好的骨干放出来，有本位主义。
张春桥：上个月我跟张梅华同志商量过，要他带个头，因为他是厂党委、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工人工程师，他也想学习，但是没有地方。张梅华一报名，到业余学校当学员，就可以带一批优秀的工人一起学习，学政治、学军、学农、学文化、学技术。在业余学校学了以后，还可以选最优秀的送到大学。不然工人想学习，又没地方去，怎么办？至于有的文化低，可以给他补一定的文化，甚至专门学文化，学政治。你们“七·二一”大学人太少了。有人搞本位主义就贴他大字报。因为他们不理解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的愿望，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当然，也有一些工人，不想继续学习。我们要鼓励他们继续学习，继续革命。
王曾荣（上海机床厂二车间装配工，原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六四届毕业生，又当了四年研究生，六八年到机床厂）：看了清华的经验，感到很好，新旧对比，感慨也很深。我在清华呆了十年，六八年四月到机床厂。我过去在学校里学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基础课学的时间太长了，到了机床厂，还是从头学起的。过去在学校里，蒋南翔鼓吹一个观点，叫“猎枪与干粮”，学校给你“猎枪”是吃不光的，给你“干粮”是可以吃光的。
张春桥：带“猎枪”到上海也没有饭吃，马路上不是汽车就是人，有什么猎可以打？
王曾荣：很多问题在学校学，很难搞清，到了厂里劳动以后，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确了。
怎么为工人阶级服务，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自己也有一些体会。毛主席提出要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但旧清华提出在实验室里也可以培养三大革命运动的战士，这怎么能同工人阶级有共同的感情呢？到了工厂以后，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拜工人为师。开始的时候自己也很紧张，自己想读了十年大学，连装配机器也不会，怕人说，后来老师傅就手把手地教，每装一步，工人老师傅都跟我讲清楚，我很感动。在劳动过程中发现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为什么工人不敢讲？工人同志说早提了，技术人员说他们不懂得什么，不理。现在劳动以后，使我感到不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也不会接受工人同志的意见的。
通过这段劳动，跟工人交朋友，感到很高兴。我有几个师傅都是党员，有一个师傅虽然到工宣队去了，但他也经常来看看我，很关心我。同工人交上朋友，思想境界有了变化，对自己世界观改造很有帮助，工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积极去做，我解决的问题，工人也满意。因此我感到，只要放下架子，向工人学习，过去学的知识还能发挥作用。
张春桥：清华已经写出来一个总结，我们上海各学校也需要总结一下。总结以后，市里要开讲用会。
清华经验发表以后，对全国大学教育革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推动，我们上海应该赶上去。
姚文元：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抓思想政治工作，抓落实政策。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整顿领导班子，一直到招生、教学、教材、教师队伍改造，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指导我们的实践，总结我们的实践，提高我们的实践，这点在办理工科大学时是决不能忽视的。工农兵学员进大学以后，还是要加强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注意世界观的改造，使他们掌握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了解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任务，积极地投入教育革命。这样，才能使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真正落实，才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理论同实际一致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济大学、上海机床厂的同志都谈到这方面问题。
今天听下来，同一年前相比较，我们的经验更丰富一些了。在同志们努力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有很大的进展。希望大家把教育革命的工作抓紧，认真总结经验，题目大一点小一点都可以，比如招生问题、政治思想教育问题、学校办工厂问题、编写新教材问题、教师问题、领导问题等。哪一个问题上有体会的，集中在哪个问题上总结一下。有的刚刚在实践，经验还不多，有些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不要紧，我们的经验会随着实践的进展逐步增加起来的。革命的道路是由革命的人们走出来的。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坚持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办好，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