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转发1970-3-15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
1970.03.15；中发［1970］1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军管会或军代表：
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发给你们。这几个报告写的都很好。请你们转发至中央、省、市、自治区管理的直属厂矿企业、事业革委会负责同志和驻大专院校军宣队、工宣队负责人。要他们仔细地阅读。要求他们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特别是那些老大难单位）的实际情况，好好想一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是不是认真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今后应当怎样认真搞好斗、批、改，更好地进一步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年三月十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毛主席、中央：
北大宣传队“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都很好。这是八三四一支左部队进入北大后，对该校斗批改三个阶段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北京市的斗批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送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七○年三月五日
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
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积极投入战斗，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开展革命大批判，立下了功勋。但是，在运动的中、后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北大成为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内战”不休的“老大难”单位。
一九六八年八月，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北京大学，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工作，制止了武斗，促进两派在组织上实现了按班、系的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取得了不少成绩，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对待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没端平”，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造成扩大化，客观上起了支一派压一派的作用，致使两派群众在思想上的对立，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今年三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为了加快北大斗、批、改步伐，又增加了一支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九大”的浩荡东风，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宣传队放手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加强团结，落实政策。全校很快出现了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的新局面，掀起了斗、批、改的新高潮。
这一段工作不仅教育了广大群众，也教育了宣传队自己。它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错了就改，才能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宣传队在斗争中能不能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群众，是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并且用毛泽东思想把它改造过来的关键问题。
宣传队对前一段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正视它、改正它，还是回避和掩盖起来？原来宣传队中有的同志对前一种做法有顾虑，在走与留的问题上考虑较多：走了，怕回去不好交代；留下，怕没有威信，不好领导。还怕内部互相埋怨，不好工作；怕走回头路，使北大运动更加落后。针对这些活思想，宣传队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教导，从思想上提高觉悟，统一认识。
事实证明，“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问题发生在群众中，根子在领导。因此，必须首先统一军宣队的认识，做好领导的工作。
当时，进驻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队遵照毛主席“谦虚，谨慎”、“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和原驻校四五八七部队宣传队拧成一股绳，不分你我，尊重兄弟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的长处，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落实政策；既积极参加领导，又不是包办代替；对四五八七部队在前一段工作中的成绩充分肯定，并虚心学习，对缺点错误，经过调查研究，也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提出，热情进行帮助；有不同看法在领导内部谈心，统一认识，并且完全相信兄弟部队能够改正前进中的错误，按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四五八七部队对八三四一部队热情欢迎，并看作是对自己的支援；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重视缺点错误，勇于作自我批评。
在组织领导上，两支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四五八七部队的同志继续担任第一把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实现一元化的领导。
由于两支部队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因此，对统一整个宣传队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最后大家认识到：矛盾必须揭露，“夹生饭”要重做。这样看来好象是慢了，但只要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紧工作，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矛盾，“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就可以加快步伐，变消极为积极，变后进为先进。
宣传队统一了认识，遵照毛主席“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很快掀起了一个“发动群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新高潮。群众一经发动，就提了很多意见，其中也有个别意见带有资产阶级派性。这时，宣传队有的同志又产生了活思想：怕知识分子翘尾巴，动摇了工人阶级的领导，特别是怕资产阶级派性大发作，再出现大反复、大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发动群众，总结经验产生动摇。这时，宣传队带着问题共同学习毛主席关于“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的教导，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大家一起深入群众，听取意见。群众诚恳地指出：“宣传队的错误是上跟毛泽东思想不紧，下靠广大革命群众不牢。”这使宣传队受到很大教育。
宣传队通过调查研究，集中了群众的意见，认真分析了错误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深深感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犯了错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实行工人阶级的领导；知错不改，违反毛泽东思想，就是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错了就改，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改正错误就是忠于毛主席，就是继续革命。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宣传队的同志在学习班里，在大、小讲用会上，谈心得体会，主动作自我批评，承担责任。最后，宣传队负责人在全校大会上作了总结，高姿态地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这样做，使群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说：“宣传队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改正错误本身就是对我们一次最好的再教育。”许多群众主动要求在讲用会上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找宣传队的同志谈心、交心。宣传队和革命师生员工的关系更密切了。
实践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教导：“凡犯了错误的必须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宣传队公开承认错误，结果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说话不是不灵了，而是更有人听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原来宣传队的同志深有感触地说：“按照过去我们那种做法，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脱离了群众，结果按下葫芦起来瓢。现在是有了错误就改，压力变成了动力，包袱变成了财富，被动变成了主动。”
二、团结起来，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围绕着校文革问题，在一九六七年先后分成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
校文革是一九六六年九月，根据“十六条”精神成立的。在运动初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权，组织革命大串连等，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但是，运动的中、后期站在“公社”一边，形成了一派掌权。他们“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实行所谓“亲我则亲，冷我则冷，打我则打，反我则反”的原则，实际上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对立面革命群众组织采取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摧垮的方针，把对立面组织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操纵的保守组织”。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校文革对人民内部既无真正的民主，对反动派又无有效的专政。其结果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造成继续分裂的局面，以致发生武斗，搞逼、供、信，严重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后来，虽然在组织上联合了，并且在基层成立了有两派群众参加的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纠正原来一派掌权的错误，使两派群众仍然没有消除对立情绪。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还是不能落实，斗、批、改不能顺利进行。
为了纠正原先一派掌权的错误，解决两派的对立情绪，宣传队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贯彻“九大”团结的精神，响应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广大群众能够本着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精神，结合北大运动“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的全过程，“认真总结经验”。通过“三忠于”讲用会的方法，强调“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问题刚刚揭开，就遇到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有的说：“北大情况特殊”，“校文革是红色政权，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你们要慎重”，有的就翘尾巴，说自己是“一贯正确”，有的则采取消极态度：等宣传队表态，等头头检查，等对方认错，等等。
不论资产阶级派性怎样干扰，宣传队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始终坚持了三条原则：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耐心帮助，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和革命群众一起把它揪出来斗倒斗臭，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给予出路。
根据北大的实践，为保证“三条原则”的落实，做到“一碗水端平”，我们按照“四不”的要求去做，即：（一）不带框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鉴别是非，不受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和干扰。（二）不回避矛盾。放手发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不怕反复，不怕乱。（三）不搞平衡。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符合多少就肯定多少，违背多少就否定和纠正多少，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不怕压也不受捧。（四）不当裁判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引导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不上资产阶级派性的当，不轻易表态。
由于这些原则是建立在坚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和相信群众革命自觉性的基础上，是从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出发的，所以最终是能够达到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从这一个原则出发，我们狠抓了群众和头头的工作，但关键是做好群众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帮助，一个一个地落实，不怕麻烦，不怕反复。有的人谈话达二、三十次。实践证明，青年人有了错误，一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改正得也快。原先所谓“跳得很高”的“铁杆”、同宣传队和群众顶牛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了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的积极分子。全校很快形成了三分之一的积极分子队伍。有了第一个三分之一，就团结了第二个三分之一，逐步争取了第三个三分之一。于是形势就大不相同了。
原两派群众在“三忠于”讲用会上争先“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地、全面地分析了两大派的功与过。过去“公社”派“铁了心保校文革”和“井岗山”派“砍头也不下山”的人，在讲用会上都首先肯定了对方的成绩，然后批判了本组织的错误。原“公社”派的群众在肯定校文革和“井岗山”成绩的同时，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和批判了校文革一派掌权的严重错误。他们说：“一派掌权就是为山头利益掌权，为私字掌权，为个人掌权，是搞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最后，既团结不了群众，更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原“井岗山”派的群众，在充分肯定了校文革在运动初期的功劳和本组织成绩的同时，也严肃地批判了“井岗山”中的少数人受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影响所犯的严重错误。
两派群众起来了，群众觉悟在先，继续前进了，有的头头还迟迟不觉悟。这时，是甩开不管，还是耐心地一帮到底？我们坚持了后一种做法。既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又及时肯定他们的进步和过去的成绩，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带好头。后来在基层单位和全校的“三忠于”讲用会上，原两派头头作了自我批评。校文革的负责人承认了错误，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因此，又促进了群众的革命大团结。
一派掌权的历史教训深深地教育了广大群众：一派掌权的实质是由一部分群众去压迫另一部分群众，完全违背毛主席关于“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的教导，其结果必定分裂革命队伍，保护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承认，必须纠正，否则，永远也过不了关；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改良的办法，凑合的办法是绝然行不通的。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是为了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借纠正一派掌权的错误，而另立山头搞分裂，也是错误的，它不仅不能纠正错误，团结对敌，反而只会继续加剧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给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三、落实政策，才能团结群众的大多数
一派掌权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对立面群众组织里的许多人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去年宣传队进校后，从十月至今年二月的清队工作中，继续了这个错误，造成了扩大化。搞了许多群众，特别是搞了学生。先后立了大量的专案，打了一批“反革命小集团”，批斗了许多人。有的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还有一部分人根本没有问题也被牵连进去，被说成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外围”和“外围的外围”，有的被当成“同伙”和“知情人”打击了，有的毕业后还给转去了所谓“反革命”材料。所以有的同志说：“打击了一批，牵扯了一串，压制了一片”，使很多人背上了包袱。如原“井岗山”派的一个骨干支队，原来对立面组织就想搞他们，宣传队进校后，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点了这个支队的名，又搞了逼、供、信，把个别人的问题上纲，逐个进行审查，最后在这个六十多人的支队中搞了一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冲击了二十多人。在干部中揪所谓“黑班底”时，干部参加了一派有的就被说成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没参加的有的就被说成是“第三势力”，搞得干部无所适从。有的人有历史问题已经搞清并有了正确结论，也要老账新算。这样做的结果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加剧了原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
造成扩大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缺乏阶级斗争经验，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领会不够，主观上想抓反革命，但打击面宽了；有的是受了社会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宁左勿右”、“宁严勿宽”，正象有的同志说的：“过去唯恐放过一个坏人，从不考虑冤枉一个好人”；有的是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硬把对方的一些群众说成是“反革命”或“反革命小集团”。
怎样解决扩大化问题呢？宣传队不是采取开个大会宣布平反的简单办法，而是把毛主席关于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思想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交给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问题。具体做法是：
１．宣传队不包办代替，充分发动群众，通过“认真总结经验”，按照事物的原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解决扩大化问题。各单位办起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光辉著作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问题让群众自己去分析，专案材料的水分让群众自己除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让群众自己去区别，疙瘩让群众自己去解开。事实上扩大化的问题主要是在原两派群众中搞的，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才能解决问题，团结同志。正象有的同志说的：“犯错误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毒，不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肃清流毒把他拉过来，就是中了大叛徒刘少奇的计。用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扩大化问题，才能纠错纠得好，斗私斗得深，消毒消得净，对敌搞得准。”
２．宣传队主动承担错误，不在群众中追查个人责任。纠正扩大化问题时，原来搞专案的同志有的怕整到自己头上。但宣传队的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没有把一部分群众的包袱放到另一部分群众身上，这样双方都很高兴。他们说：“宣传队勇于承担责任，不追查我们的责任，反倒觉得自己有责任。”因此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过去给一部分毕业生带走的或寄给工作单位和原籍的所谓“反革命”材料，逐个追回，予以澄清。
３．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里特别注意做好搞专案和被整的人的思想工作。通过开讲用会和谈心的办法，使双方认识各自的问题，同群众共同来落实党的政策。在讲用会上大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争着作自我批评，当众烧毁所谓“反革命”材料，当场结成“一对红”。在解决一个曾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青年助教问题的讲用会上，专案人员首先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派性，检查了在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这个助教听了很受感动，也在会上“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当场和原来几个搞专案的同志结成了“一串红”。宣传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宣布将这个助教的全部专案材料当场烧毁，全场热烈鼓掌，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高呼“毛主席万岁！”过去被说成这个助教的“同伙”和受到牵连的共二十四人也卸下了“千斤包袱”。
４．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在纠正扩大化的时候，防止“一风吹”。在给误伤的群众平反时，防止真正的阶级敌人乘机滑过去。不要把一说成万，也不能把一说成零，有错误还要检查。注意将那些青年学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犯了错误，受了批评，消极不满，说了些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同那些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的坏人区别开来；把那些历史上有罪行，但已经有了正确结论并有改悔表现的人，同那些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坏人区别开来。对犯思想错误的人要重在教育；对于那些历史上有了正确结论，没有新的罪行的人不再“老账新算”。
由于解决了扩大化问题，群众受到了教育，个个心情舒畅。大家说：政策不落实，就没有团结；落实了政策，就团结了群众的大多数，孤立了一小撮阶级敌人。
四、狠抓根本，才能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工人阶级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砂子”，就是狠抓根本，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因此，在发动群众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宣传队因势利导，组织师生员工活学活用“老五篇”，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首先，引导群众联系三年来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从分析资产阶级派性的顽固性入手，找出改造世界观的规律性的东西。
革命群众在分析、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时指出：北大长年来在封、资、修教育路线的毒害下，知识分子中间历来存在着文人相轻、争名争利、个人第一、无政府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两面派作风，以及知识分子的摇摆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认真批判和和克服，又“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这就是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资产阶级派性纠纷上。这些人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分析形势，指导运动，因此，“一会一个想法，一会一个面孔，一会一个行动”。同时又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给资产阶级派性这个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披上合法的外衣，掩盖了私字的本质。许多群众说：“有了派性不得了。有眼睛看不清革命的大方向，有耳朵听不进毛主席的话，有鼻子嗅不出香和臭，有两腿走不上革命的轨道。”最后，大家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顽固，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宣传队从师生员工这个基本分析出发，既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又相信“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同时，教育师生员工既要看到“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又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加速世界观的转变。
宣传队紧紧抓住世界观的转变这个根本问题，针对知识分子中间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的致命弱点，狠抓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大立理论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革命学风。
通过学习，使群众认识到：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的要害是首先脱离了革自己的命。许多人联系造反派犯错误的原因时，说：由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他们的权的时候，放弃了自我革命，没有吸取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在运动中、后期，自己的地位起了变化以后，在掌权、用权，继续革命的问题上便暴露了世界观的弱点，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现在，革命，也要革自己的命，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开展思想斗争，对自己“一分为二”，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一定要否定，在改造世界观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把三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认识提高了，尝到了甜头，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群众中便成为一种风尚。广大群众以自我批评为荣，并把它看作是为革命做了一件好事。有的说：过去作自我批评感到痛苦，现在感到痛快；过去感到是压力，现在感到是动力。
宣传队在狠抓学风的同时，还加强对师生员工的阶级教育、唯物辩证法和革命纪律的教育，大大加速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
当前，在全校出现一个赛革命、赛团结、赛进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理论联系实际的新高潮。大家共同的决心是：“一言一行让毛主席高兴，一举一动让毛主席放心。”过去那些想着走，等着走，急着走的人，现在是坚决与私字斗，继续革命，跟毛主席走；过去那些“听赞扬的话，讲派性的话，行动起来不象话”的人，现在是“听毛主席的话，讲团结的话，行动起来革命化”；过去那些认为自己是“旧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新教育制度的试验品，社会上的处理品”的知识分子，现在决心要做“旧教育制度的批判者，新教育制度的探索者，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革命师生员工在大批判和对敌斗争中，在教育革命的实践和夏收劳动中，表现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从来没有这样深，理论联系实际从来没有这样好，自我批评的姿态从来没有这样高，团结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浓，革命的斗志从来没有这样旺，心情从来没有这样舒畅。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七日
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
北大两大派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大团结以后，于七月上旬转入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截止九月二日，告一段落。初步查清北大前身（旧北大、燕大）中统、军统、国民党、三青团等五十一个反动组织；在现有四千七百一十一名教职员工中，清出叛徒三人，特务五十五人（其中潜伏特务十七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二十一人，现行反革命分子九人（内含学生一人），地、富、坏分子十四人，共一百零二人，其中大部分人已定案处理；给十三个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还清理了一些人的非敌我矛盾性质的重大历史问题；同时，澄清三个人的问题。从而使北大的阶级阵线基本明朗。
师生员工反映，这次清队真正体现了毛主席关于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的伟大教导。一位老教授说：“清出的这些人的反动立场，不可谓不顽固，手法不可谓不狡猾，隐藏得不可谓不深，但毛主席的政策这颗精神原子弹一经发生威力，敌人的营垒就土崩瓦解了。”一个曾经在“监改大院”当“看守”的学生说：“那时揪出近千人，关起来好几百，又打，又骂，搞逼、供、信，搞了半年多，最后一个也没有落实。这次清队，虽然做的是上次的‘夹生饭’，却用党的政策把敌人震出来了。”
这次清队，我们就是遵照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们历来的方针”的教导，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在清队中加强了对清理对象的教育和改造。
一、讲明历史的总趋向，在政治上使敌人对反动派绝望。
解放二十年，阶级敌人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多数人对蒋匪帮的幻想已经破灭，但仍有少数人对蒋匪和帝、修、反抱有幻想，妄图等待时机，以求一逞。多数人虽然幻想破灭，但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一遇到气候，就要兴风作浪。
我们深入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发动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大讲历史的潮流，“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须规律。大讲大好革命形势，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科学和军事力量上，将新旧中国进行历史的对比，让他们“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使其认识到“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从政治上、理论上制服他们，压倒他们，使他们真正感到大势已去，不变也得变，对反动派绝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间的多数人才会逐渐老实起来，向人民靠拢。
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就从根本上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清队以来有十七个潜伏特务就是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法律系教授赵理海在解放前夕亲自接受匪行政院副院长张厉生的指示潜伏下来，准备蒋匪反攻时，从内部应变。解放后长期搜集我国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这次清队他主动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说：“过去我对美蒋反动派有幻想，我等了二十年，但历史已经给我作了回答，现在我决不做违反历史潮流的事，我心悦诚服地向无产阶级投降，走历史必由之路。”
二、讲明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
给阶级敌人堵死一条反动之路，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给他指明一条光明的出路。“给出路”的政策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处理革命与反革命关系的一个基本政策。有的人对反动派虽然绝望了，但还没有决心交代自己的问题，他们不相信党的政策。宣传队遵照毛主席“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的教导，反复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政策是改造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统统消灭；是要他们向反动思想决裂，“把废物变为有用之物”，而不是单纯从组织上一清了之，还要经过一清二批和改造之后，尽可能地运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立足于“拉”字，最大限度地扩大坦白面，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之后，不揪不点，而是充分利用材料去开展政策攻心战，有效地宣传党的政策，促使他们自己坦白交代，为扩大教育面和扩大改造面打下基础。事实上，敌人动摇之时，就是头脑里革命与反革命思想激烈斗争的时候，政策攻心战，就是要使他们象林副主席所说的“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命思想”。有的群众为了促使一个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曾找他谈了六十余次话，批判他的顽固态度，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最后使他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他激动地说：“国民党是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共产党、毛主席胸怀博大，明知是坏人，还要拉一把，这一点就使我认清了人心背向的根本原因。”一位老教授说：“我活了快八十岁，从未见过这么耐心地向有问题的人讲政策，劝他们交代问题，这只有以解放全人类的无产阶级才能做到这一点。”
一边大力宣传政策，一边具体落实政策。敌人坦白交代了之后，及时进行定案处理。在定案处理中，对于主动坦白交代了的人，大都不戴“帽子”，这些人都有家属，还有一批沾亲带故的人。一戴“帽子”，一家人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属了，跟他有联系的人、亲戚朋友脸上也无光彩。即是要戴“帽子”，也是极个别的顽固分子。从这样一个认识出发，在一个多月之内，连续召开了四次落实政策大会，从宽处理了三十六人，从严处理了四人。就是从严的几个人，也向他们讲明：“帽子”能戴也能摘，但关键要认罪服罪，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使他们也有个奔头。由于不失时机地兑现了党的“给出路”的政策，对敌人和有各种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触动很大。有一个从台湾派遣来的特务分子，主动投案，交代了罪行，并检举了十几名同伙。
实践证明：这些人的问题搞清了，这本身就是严。群众认识了他们，并将其放在群众当中，“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这样有利于教育和改造这些人。
三、宣传唯物论辩证法，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清理对象绝大多数是旧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反动立场所决定，在思想方法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特别是解放二十年隐瞒下来，这次清队还想蒙混过关。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解放后虽然隐瞒了自己的历史罪行，但多数已停止了反革命活动。二十年后，一经揭露，便感到“人格”、“面子”过不去，见不得人。
针对这一特点，宣传队反复宣传毛主席历来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和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以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观点。使他们认识到：（一）罪行是客观存在的，“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企图掩盖是自欺欺人，到头来还得清，迟清不如早清。（二）罪恶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竹筒倒豆子”，向人民靠拢，就会受到欢迎，顽抗下去罪上加罪，就要受到无产阶级的严厉制裁。（三）罪行是在历史上产生的，也可以在历史上消灭，这就是将功赎罪，重新做人。对有历史罪行的人，我党始终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其问题总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分析它的阶级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重在现实表现。但时至今日，仍不悔改，不坦白交代，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四）清的根本目的是同反动阶级的思想决裂，将破坏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这个转变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必须靠自己一清二批。（五）辩证法就是革命的、批判的、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回避斗争是不行的。清理对象或者经过七斗八斗，把问题斗出来，变好了，或者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由于深入宣传了毛主席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教导，有力地武装了群众，深刻揭露和批判了阶级敌人，使他们逐步抛弃侥幸过关的心理，加速了向好的方面转化。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直至六八年还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自以为得计，但在革命群众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了同案人。他说：“砍的总没有旋的圆，过去层层设防，掩盖罪恶，但有一个不可掩盖的疮疤：罪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西语系讲师赵琏过去生怕丢了“面子”，不肯交代解放前参加中统的罪行，这次交代了之后，深有感触地说：“剥去伪装，揭露真相，重新做人，把自己的名字跟‘同志’这个光荣的称号连在一起，不仅是最大的面子，而且是最大的荣誉。”
四、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对清理对象的改造。
遵照毛主席关于“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的教导，在一些清理对象定案处理之后，一方面继续深挖隐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另一方面大力改造已经作过处理的人。
对于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阶级敌人，除了极个别的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依法逮捕以外，都把他们放在群众当中，进行监督改造，继续清算批判他们的罪行，并且根据他们的活思想，不断指明出路。同时，经过群众路线，给接受群众监督、表现好的十三名右派分子和四名地富分子摘掉了“帽子”，这就使那些专政的对象看到了具体的出路，“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对于从宽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的人（这是大多数），一方面看到他们的坦白交代表明了同反动派的决裂；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坦白交代了，并不等于阶级意识也变过来了，他们只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因此，必须抓紧对他们的改造，“不然他们还是有可能走回头路，走自己的老路”，又变回去了。
事实上，那些人被从宽处理、不戴“帽子”以后，有的或者觉得“无冠一身轻”，“一块石头落了地”，放弃了自我改造，或者感到“自愧形脏，与众不同，低人一等”，想“用一技之长混日子”，他们大都还处在消极状态，没有转化为积极因素。
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一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加强改造，对自己的问题继续进行批判，二是发动群众继续进行帮助教育。除了组织一些忆苦会，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等活动外，还专门办学习班（包括家庭学习班），组织他们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老三篇”等光辉著作。通过学习，使他们认识到：从宽处理之后摆在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加速改造，抬起头来干革命；一是消沉下去，低着头混日子。坚持走前一条路，路子越走越宽，顽固走后一条路，就有重新跌入反革命泥坑的危险。他们说：阻碍自己继续改造、轻装前进的种种包袱，是“旧我的影子”，是“反动立场和反动世界观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因此，普遍订了改造计划，并一致表示：要加速改造，加速革命，加速前进，三步并作一步走，奋起直追，迅速赶上革命群众的前进步伐。不少人还提出要求到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将进一步发动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随时警惕，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把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工作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
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员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教导，在大联合、清队的基础上，进行了整党建党。通过整党建党，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和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增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扬了党的“三大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二十四个新建立的基层党支部，充分显示了新的领导班子朝气蓬勃的战斗堡垒作用。全校出现了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正以临战姿态深入开展斗、批、改，掀起了教育革命的新高潮。
一、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实行开门整党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的教导，整党一开始，宣传队就放手发动党内外群众，以革命的方法实行开门整党。
由于过去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党员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党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在一些党员中存在着害怕开门整党，在一些党外群众中存在着“与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宣传队及时组织师生员工反复学习毛主席“五十字”大纲和“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的伟大教导，学习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学习林副主席在“九大”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使党员和群众认识到：开门整党还是关门整党，是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根本区别。要继续革命，就要开门整党，而且要彻底敞开大门，一开到底，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保证国家不变颜色的重大革命措施。大家把整党建党同进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同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联系起来；同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和改造文化教育阵地联系起来；同人人需要改造，彻底摧毁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联系起来。广大群众说：“关心整党，就是关心革命，关心政权。毛主席给了我们权力，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通过大学习，大大焕发了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除了敌对分子以外，人人都参加了整党建党工作。全校立即掀起了一个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
广大党员和群众愤怒控诉和声讨了大叛徒刘少奇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刘仁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陆平、彭佩云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北京大学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罪行。他们在“要发展业务上起作用的党员”、“‘名人’‘专家’‘权威’入党，可以先接受后审查”的口号下，把特务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拉入党内；他们在“先专后红”、“越专越红”的口号下，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使不少师生走上了白专道路，有的蜕化变质，甚至投敌叛国，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有一个系就出了一百多个右派分子；他们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业务水平低”为借口，排挤调干生、复员转业军人和工农出身的学生。由于极力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致使党员队伍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严重不纯。有的党员在“阶级斗争熄灭论”、“业务党”、“读书做官论”的毒害下，追求所谓“政治上过得去，业务上过得硬，生活上过得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一个系的党支部，党员忙于埋头搞业务，不问政治，不愿意搞党的工作，致使这个党支部完全瘫痪，等等。
北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师生员工。广大党员和群众遵循毛主席“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的教导，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密切联系北大的实际，联系自己所中的毒，掀起了“火线”整党的新高潮。党员和党员干部在大批判中狠抓要害，猛触灵魂，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有的当时就被群众通过过组织生活，有的党员干部“两步并成一步走”，既获得解放，同时又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化学系有个讲师，愤怒地控诉和批判刘少奇鼓吹的黑“六论”，检查自己被“阶级斗争熄灭论”蒙住了眼睛，被“读书做官论”牵着鼻子，为了研究论文中的一条“曲线”，不愿参加国防科研的错误。当场把留苏时得的副博士证撕得粉碎，决心同修正主义思想决裂，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在大批判中，党内外群众紧密联系运动的后期在一部分党员和群众中出现的所谓“政治危险论”、“读书无用论”、“文科危险论”的反动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东语系原总支副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有消极情绪，经群众帮助，解放后结合到系革委会，但是工作不大胆，有三怕：怕管严了，说自己耍官腔；怕管宽了，说自己争权；怕管错了，说自己复旧。因此，给自己“约法三章”：出头露面的事不干；“得罪”群众的事不干；单独表态的事不干。他在群众性大学习、大批判的高潮中，狠批了“入党做官论”。他说：“过去当官做老爷，运动中受了冲击，就走向了‘当干部危险’的另一个极端。这‘三怕’、‘三章’背后潜伏着黑‘六论’的阴魂，隐藏着一个万恶的‘私’字”。现在被选进新的支部委员会，担任支部副书记，在教育革命中，积极出主意，大胆抓支部的思想工作，受到群众的好评。
在大学习、大批判中，党外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用毛泽东思想对本单位的党员逐个加以分析，针对不同问题赠送毛主席语录。有的为了帮助党员斗私批修，连续谈话达几十次。有的还同党员结成“一对红”、“一串红”，开展“一帮一”的活动。许多群众在大学习、大批判中，一方面对党员进行继续革命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主动把自己摆进去，在“参加评论”中受教育，用新党章作标准，自觉地用无产阶级党性要求自己，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说：少参加一回整党，对自己都是很大损失。”
实践正如毛主席所深刻指出的：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党外群众参加整党，不仅帮助教育了党员，也深深地教育了自己，大家从一些党员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同党员共同学习，共同批判，共同提高，共同受到了一次毛主席建党路线的再教育。
二、提倡斗争哲学，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过去北大在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毒害下，党内生活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丧失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这种风气反映在这次整党建党中，则是“你好我也好，大家通过就拉倒”。对此，宣传队发动群众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批判，把那种“睁只眼，闭只眼，免得冒风险；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批臭。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没有斗争的哲学，不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就不能“清除废料”，在思想上实现“吐故纳新”，就不能焕发党内外群众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
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首先要求党员要有积极的自我革命精神。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党员没有自我革命精神，不能象林副主席所指出的“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结果还是不能搞好在思想上的整顿。开始有的党员在斗私批修时出现“认罪式”的检查，或者罗列一大堆现象，不分主次，“算豆腐帐”的现象，有的群众提出什么意见，就检查什么，因此，群众总是通不过。特别是少数错误严重、态度又比较消极的党员，群众有些气，有的说：“对照‘五十字’和新党章，这些人都不够条件，干脆吐故算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一方面帮助教育党员提高革命的自觉性，正确对待群众，抓住要害，触及灵魂；另一方面引导群众对党员要作全面地、历史地分析，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也要一分为二，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革命队伍内部同志间的辩证关系。既要看到这些人犯有严重错误，又要看到他们绝大多数在本质上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社会主义的；既要看到这些人长年来受修正主义毒害比较深，又要看到在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的锻炼，特别是工人阶级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以后的现实表现；既要看到他们离“五十字”和新党章的要求有差距，又要相信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经过帮助教育，用“五十字”武装头脑，是能够继续发挥党员的先锋作用的。因此，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轻易“吐故”，又不能降低标准，放弃原则，敷衍了事。
生物系有一个讲师，在“业务党”的毒害下，一心想成名成家，不问政治，埋头钻研业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但是白天批判他，晚上在家里继续研究写论文。在整党中，有的人主张把他挂起来，或吐故算了。大家遵照毛主席“分清是非关系，可以教育人，可以团结全党。党内有争论，有批评，有斗争，这是必要的。……甚至采取一点斗争，这是为了帮助他改正错误，是为了帮助人家”的教导，对他的问题一方面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另一方面又热情地帮助他认识和改正错误。这个讲师在大、小会上检查了五次，宣传队和党内外群众先后找他谈了八次话，使他在思想上展开激烈的斗争，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最后，他亮出了“有本事可以出人头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不久，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
还有的党员有资产阶级派性，在斗私批修时，检查得“好”，一旦被通过过了组织生活，马上“老病复发”，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宣传队和革命群众再次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让他回到学习班斗私批修，直到真正触及灵魂，改正了错误，才重新过组织生活。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我们首先引导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那些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坚决清除出党，从组织上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同时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非党群众加以区别，一方面对那些死气沉沉经教育仍无转变，不够条件，不起作用的党员，劝其退党；另一方面耐心地帮助犯了错误的党员（其中包括少数犯了严重错误必须给予处分的党员）提高觉悟，改正错误，以从思想上保证党组织的先进性。
坚持思想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
由于党内外群众掌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坚持原则，注意政策，“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使党员和群众受到深刻的教育。有的同志说：“这次整党，批评是尖锐的，态度是诚恳的，帮助是热情的，心情是舒畅的。多少年来没有过这么深刻的党内思想斗争。”
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整党建党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把社会主义革命持续不断地推向前进的伟大战略措施。通过整党建党，要提高每一个共产党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在整党中，不仅使那些有错误的党员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更重要的是从中总结经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变成继续革命的宝贵财富。那种认为“检查了，通过了，没事了”的思想，是决不会把错误和挫折变为继续革命的动力的。实践证明：认真总结经验，是对党员更加深刻的路线斗争的再教育。
在总结经验中，大家还指出：知识分子党员中，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多，绝大部分是解放后入党的，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比较深，其要害问题是爱谁、恨谁、跟谁走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
数力系有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被称为“四副”的人，即留苏副博士、副教授、副总支书记、副系主任。由于她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她还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十七年，“反正否定不了”。这次整党中，她联系自己入党前后的历史，认识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觉悟。因此，在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关键时刻，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为资产阶级培养了接班人。她在谈到自己的教训时说：“自己入了党就认为政治方向完全解决了，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忘记了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的烙印；忘记了知识分子身上革命不彻底的弱点；忘记了十几年来所中的毒。虽然组织上入了党，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今后要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就要从世界观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
在总结经验时，宣传队还遵照毛主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导，引导党员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联系我们党内四十八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联系解放后二十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联系三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联系今后还要继续革命的历史任务。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并且经常以五个方面考验和检查自己：（１）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看自己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２）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看自己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的方向；（３）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看自己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４）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看仅仅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还是同时又把自己经常当作革命的对象；（５）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看只是把自己管好，还是坚持起到“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作用。广大党员说：“这次整党，真正整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整出了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是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继续革命的起点。”
在整党建党中，按照新党章的规定，经过群众路线，正确地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采取积极、慎重的方针，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同时，按照新党章规定，在基层建立了新的党支部。实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学校中的革命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中的优秀党员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领导班子中，宣传队占百分之三十九，新成份包括纳新的党员占百分之四十三。以老带新，以新促老，使支部领导既富有领导工作经验，又具有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支部建立后，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不断组织党员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学习新党章，经常召开有党外群众参加评论的讲用会和生活会；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锻炼和考验新的领导班子和党员的作用。结合形势、任务，采取小整风的方法，集中解决领导班子和党员中存在的问题，使其经常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群众的监督，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使党组织能够成为“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