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周原 编2002-0-0

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

周原 编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策划者和发动者,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和决策者。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它的发生、发展以及它扑朔迷离的演变,不可不研究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及其演变。虽然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思想和意图,常常会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和体现,诸如中共中央的文件、通知和规定,其他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中央级报刊的社论和“理论文章”等等,但最为直接地记录其思想发展及衍化者,莫过于毛泽东本人留下的有关言论和文字。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毛泽东一生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作为中共的精神领袖,他在国家和党内政治 生活中的独尊地位达到了顶峰。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讲话、指示,也留下了相当多的文字如文稿、信件、批语等等。这些言论和文字有些已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流传,但也有相当的部份至今仍存于官方的档案馆,秘不示人。那些秘而不宣的文献自然非本汇编所能搜集。收在这里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则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二是部份通过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发和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指示;三是在文革前期出版印行的(主要是由各群众组织和后来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所编印的)毛泽东的讲话、文章及指示;四是在文革中流传的一些毛泽东讲话的记录传抄稿。另外,有几篇毛泽东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前巡视南方时的讲话是来源于汪东兴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中的记载。对于这些以各种形式得以流传的毛泽东的言论和文字,编者做了尽可能广泛的搜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选编。但囿于能力,漏收漏选者必是在所难免。这只能有待于今后的补收和修订了。

从时间跨度上,汇编所选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始于1960年,终于1976年(毛卒于该年)。文革是1966年开始的,选收部份1966年以前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稿是考虑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想法非一日所成,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文革前几年应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重要阶段。至于断在1960年,则是基于以六十年代为开端简单明确的考虑。在选收标准上,1966年以前的文献只选最为相关者(如毛泽东论及国内国际形势、阶级斗争、四清、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谈话、批示),而1966年以后的文献,除两类情况外,基本都予收录。这两种例外的情况一是无实际内容者,如“照办”、“同意”及退转、酌定一类的批语。二是一些外交方面的电报、信件等,例如《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

在编选过程中有关选取版本,确定编选内容的一些具体做法,在此也一并说明。一般说来,汇编只收讲话、文稿本身,不收后人(多为编者)添加的题解、注释等内容(原件本身已有的简注除外)。当一篇讲话或文稿有多种版本时,特别是对那些在文革初期由群众组织或革命委员会编印,以各种版本广泛流传的文献,编者都经过认真比照,确定底本,再经参互勘订而成定本。原则上,凡有《文稿》版的或有以中央文件印发过的版本的,即以文件版或《文稿》为准,遇到少许文字或内容被后人明显删改过的情况,则根据其它版本予以补订,以求原貌。对两种版本内容上差距较大的个别情况,则采取两种并录的方式处理。

总体上说,汇编收集到的《文稿》所未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即1960至1969年间。文献的主要来源是文革初期由各种群众组织或后来的革命委员会编印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讲话文稿(通常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和有关学习材料。这些出版物当然不具备官方出版物的权威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在当时广泛大量地印行,发给群众学习引用的毛泽东的讲话与文字,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被官方指斥为伪造。有一些讲话中的段落、节录甚或全文在当时或以后还被官方公开发表,证实了它们的可靠性。事实上,公开正式发表的版本也不尽全是原貌的真实反映。在汇编的编校过程中,就能发现一些正式发表的版本有不少地方是做过润色、修改甚至删除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始记录稿和当时非官方印发的版本在考订文献原貌方面,还有着特殊的功用。而本汇编所收录的那些至今尚未(也许永远不会)被官方正式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则是尽可能全面地研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及其发展演变的一部份难得而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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