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1968-5-25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
1968.05.25；中发［68］74号
毛主席重要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呈主席参阅。
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一些政策性问题。
姚文元
五月十三日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根据毛主席五月十九日的批示，中央决定将此件转发全国，参照执行。
毛主席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望你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注意总结本地区的经验。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文教系统中的教职员，工的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学习，掌握毛主席历来关于对敌斗争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份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原载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1220期）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
这个厂在北洋军阀时代，是一个印制钞票的工厂，后来又变成日本人手下的印刷厂。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成为国民党伪中宣部的正中书局，当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国民党。现在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就是由伪正中书局和由国民党投资的上海华厦书局，东北的几个小印刷厂以及我们的冀中平原日报印刷厂合并而成的，现在已变成有三千多职工的大厂。解放后虽然吸收了大批工农青年入厂，但是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尤其是彭真反革命集团的直接把持和控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仍然受到重用，其中许多人还篡夺了我们的各级领导权，变成了“三开”干部。据统计，在这个厂的二十六个加入过国民党的工段长一级干部中，有二十二个已经混入了共产党。因此，建国十八年来，这个厂的阶级斗争一直是极其复杂，尖锐，激烈的。针对这种情况，军管人员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进厂后，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抓阶级斗争。不论是搞革命大联合还是促进革命三结合，不论是开展革命大批判还是进行本厂的斗批改，他们都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
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放手发动群众和紧密依靠群众。他们进厂后，首先引导两派革命群众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接着，他们一方面组织广大革命职工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光辉指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本厂的代理人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不断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遵照毛主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伟大教导，对厂内的阶级斗争情况展开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四月十一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对四个隐藏在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揭发，批判。在这个大会上，军管人员历数本厂建国以来出现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检举，进一步揭开厂内阶级斗争的盖子。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军管会的调查核实，接着又在四月十六日全厂的对敌斗争大会上，斗批了六个公然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这两次大会，把群众充份发动起来了，正象有些工人形容的那样，“大好形势，大快人心，大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使这个厂的对敌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两次大会开过之后，全厂革命群众情绪激昂。他们说：“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一些人就觉得坏人很多，这个也该揪，那个也该斗，想把与这两次大会上被斗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的人都揪出来。再加上第二次大会上斗争的反革命分子，大都是革命大联合前原“大联总”这个群众组织中的人，原来另一个群众组织“革联委”中的一些人，就想在各车间，科室中来个“割韭菜”，把原“大联总”中当过头头的人，一层层地加以揪斗，而原“大联总”内部的一些人也觉得问题严重，自己决心大揪一场。于是在大字报上，学习班上，大小会上就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乱点名，乱揪斗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原“大联总”当过头头的人都有些惶惶不安，一般群众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好像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似的。
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军管会的面前。他们觉得，这时正是需要他们在爱护群众革命热情的同时，用党的政策武装群众，以便做到对敌斗争稳，准，狠的时候了。因此，他们便及时召开各种会议，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党的方针政策“一竿子插到底”。同时，他们又下到各工段，车间，学习班，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伟大教导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出的英明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并且一再强调指出，必须把原“大联总”中的坏人与广大群众区分开，广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
军管人员这样做，开始有一些人认为是手软，右倾，但实践教育了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这样做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群众就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厂的解放军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到我们有一点拐弯的地方，就把我们扭过来，引上正道。”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
从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情况来看，所谓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主要是指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来占全厂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大联总”一派的一些骨干成员，跟着坏头头艾善泉，冯学志（已被专政机关逮捕）干过许多坏事，但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但还不是叛徒，特务。按群众的说法，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在全厂少说也有百人以上，数量相当大。特别是第一种人，他们的问题同原来本组织中的一般群众大都有联系，处理好坏对全厂的运动影响极大。军管人员认为，对敌斗争，能不能掌握好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的也就是看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好这些人的问题。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军管人员首先是从严要求。这些人必须坦白交待自己干过的坏事和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必须同一小撮阶级敌人划清界限，革命群众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否则，他们本人不能得到应有的审查和受到深刻的教育，广大群众也不会谅解他们。但同时，也要根据党的政策，一方面教育群众正确对待他们的问题，尽量争取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去；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本人交待政策，教育他们主动地对待自己的问题，或者启发他们的自觉革命精神，让他们争取主动，通过斗私，批修会的形式，向群众检查，争取群众的谅解。对个别问题极为严重的人，他们采取小会追，个别谈（交待政策）的办法，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交待，争取宽大处理。
由于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做法，结果一些原来准备“破罐子破摔”的人，也消除了抵触情绪，主动积极向革命群众交待自己的问题，在群众会上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或写书面检查。一个时期，干过坏事和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人，争先恐后地纷纷向军管人员交待问题。这样，就扩大了教育面，团结了大多数，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真正的阶级敌人。
凹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但是，在斗争中对阶级敌人是不是就不用体现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了呢？这个厂军管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一小撮阶级敌人（特别是其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常常是合谋的，互有牵连的。向他们交待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展开攻心战，指明出路，有利于分化瓦解他们，可以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首恶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同时，这样做，可以把阶级敌人揭露得更彻底，使广大群众更加认清他们的反动嘴脸，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使反面教员的作用发挥得更加充份。
根据这样的认识，军管人员在对敌斗争中，总是把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同政策攻心战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具体做法上，他们有时拿到大会批斗，有时放到小会深追，有时展开个别攻心战，交待党的政策，必要时打出几发“炮弹”，施加些压力。对个别坦白交代好，确实服罪的人，加以适当肯定，使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发挥强大威力。
他们这样做了以后，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现行反革命分子尹铭召，一九六七年曾经写了一条恶毒的反动标语。但由于这个家伙很狡猾，在字迹上耍花样，因此当时虽然有人怀疑他，经过公安机关检验却被否定了。军管人员进厂后，群众又一次揭发，开始的时候他矢口否认。这时，他们就从各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越来越感到尹做案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们就对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一方面摆事实，讲道理，说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只要彻底坦白，老实认罪和悔改，还是可以宽大处理，还是有出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曾经被公安机关否定了的反革命分子，不得不低头认罪，并且当场交代了他当时改变笔迹写反动标语的罪行。还有个反革命分子常国良，原来只知道他有妄图杀人行凶，进行阶级报复的罪行。后来他主动交代出许多其他的严重罪行，也是在革命群众充份发动起来的情况下，对他交代政策，进行攻心战的结果。
在这个厂已经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中，现在既有坦白自首，表示悔罪的典型，又有抗拒交代，死不服罪的典型。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军管会打算在最近开一次大会，把这两方面的典型有选择地同时拿出来，体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争取扩大坦白面，把那些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更好地揭露和孤立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敌斗争。
这个厂军管人员说，“坦白从宽”并不是“宽大无边”，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捉的不捉交给群众专政，都可以算做从宽处理。坦白后处理到底如何掌握，要服从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利益的需要，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他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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