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编2002-0-0
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中共文件、指示、公报汇编
宋永毅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共文件、公报、指示等类的材料，是研究文革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报刊社论（这里主要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主要是中共指导全国运动，尤其是群众运动的公开的、理论性的方针纲领，那么那些中央文件、指示常常是内部的、政策性的具体指导。对于了解文革领导者指导每一阶段运动的最初意图，政策变换和内部斗争更是必不可少的原始档案。
因为它们是内部的东西，因而就包含着更多、更可靠的历史真实。和公开的报纸上一片“形势大好”、“越来越好”的掩盖和吹嘘相反，在这些文件中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文革造成的全国性的政治、经济、群众运动等方面的一派混乱，以及文革中的中共，即“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克服它们的处处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对中共党内的斗争而言，这些文件更较为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残酷性和无原则性。只要对照一下一九六八年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央专案组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一九八零年为他平反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小组《关于刘少奇同志案件复查的证件》，中共党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黑暗便一叶知秋，不言而喻了。
中共的中央文件，原来大致分为“秘密”、“机密”、“绝密”和不保密，即“传达到群众”四级。但在文革中，尤其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激烈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间，这些文件无论标有密级与否，都被非常广泛地刊登在各种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上，并专门印刷成册到处散发。这决不是中共放弃了它一贯黑箱作业的“保密”原则，而是出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取得权力斗争胜利的特殊需要。由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要在全中国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向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他们必须要直接指挥群众运动。鉴于当时各级中共组织已近乎瘫痪，而以毛泽东为首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它们也并不放心，唯一有效的方法必然是把这些文件直接发给群众，或有意无意地把党内秘密泄露给它们所操纵的群众组织，以便利用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党内清洗的有效工具。
一九六九年以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已逐渐在全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和重建了忠于他们的党的各级组织。他们已经没有了广泛地利用群众运动的需要，这些文件的党外化和公开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减少了。这便是这里搜集的文革中的中央文件的数量一九六九年以后的远远低于一九六九年以前的原因所在。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后，尤其是一九七九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中共领导人为了突出他们“拨乱反正”的伟大功绩，或公开或“内部出版”了一系列否定文革或有关文革研究政策的中央文件。鉴于这些文件对于了解文革的真相和中共对文革的态度极为有益，编者也把它们作为文革文件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收集在这里的近千份中共的文件、指示、公报等材料，大部分来自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和文革后中共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有些文件尽管出自小报、传单，但编者都经过仔细的校勘订正，以免以讹传讹。其中很小一部分，是各地省市级的党组织或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在文革中曾广为流传，起过某种全国性的指导作用，我们也在此一并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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