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宏1966-10-12
控 诉 书
──愤怒控诉镇江市委工作组对我监禁四个月的政治迫害
郭嘉宏
1966.10.12
我出生于城市贫民的家庭，今年二十三岁，六四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劳动，来到象山蚕桑工区，担任生产队的队长，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又调到附属工区的耕读学校协助工作（任职刚四十天）。从六月十七日到今天，我被关押了四个多月。与世隔绝了四个多月，市委工作组定我为“牛鬼蛇神”“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四个月来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公民权，剥夺了我的发言权。
“六·一五”到底是什么样的会？
“六·一五”是革命师生、革命职工自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应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是在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精神激励下向资产阶级老爷们发起总攻击。六月十五日革命群众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贴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党支部书记汤政的大字报，可是汤政依然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同志们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对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的痛恨，自发地开了批斗汤政的大会，揭发他许多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罪行。当时群众情绪激昂，由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给他戴了高帽子，动手打了他，但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的心中永远是向着党中央、向着毛主席的。这是任何人也掩盖不了、抹杀不掉的。
“六·一五”的会是群众自发的，开始比较乱，为了开好这个会，不使武斗现象继续，我和周赤兵主动上台主持了这个会，当会场安定下来，派了一些人做保卫工作，在这期间，武斗现象停止了。
工作组来了以后，表示积极“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并表示向我们学习。会议在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中结束了。
事实证明，市委工作组是个口头革命派。开始我们对市委工作组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带来党的温暖、党的政策，认为他们会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带来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革命群众的灾难！他们为了压下这股革命烈火，转移斗争目标，扼杀文化大革命，六月十六日，他们挑动了四千多农民围攻、殴打工区的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派了刑车，绑架了我们十二个同志，就连公安人员的身上也沾满了革命群众的鲜血。六月十七日又借“保护”之名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关押起来，就这样，这些穿着人民公安警察外衣的人，竟为这场严重的政治迫害的事件助威，蚕桑工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被扑灭了。从此充满生气的蚕桑工区听不到歌声，看不到职工的微笑，大家默默地劳动、吃饭、睡觉，全体职工也被软禁了，白色恐怖笼罩了蚕桑工区。
就因为我是《问汤政》革命大字报的积极支持者，“六·一五”会议的积极参加者和会议中途主持者，这样，在工作组的心目中，我成了“黑会”的主将。
在“保护”的幌子下，我被关进一间没人住的房子里，房子里堆满了豆饼，地上散满了碎玻璃，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屋里散发着阵阵霉味。门口设下了岗哨──“保护”我的警察和工区的“保卫队员”，强迫我写检查，夜里就睡在凹凸不平的地上（后来才搬进来一张床），他们把房子里的棍棒砖块、玻璃等物全部拿清，电灯也吊得老高，象对待犯人一样，裤带、衣物也要放在帐子外面。我吃饭、睡觉、甚至大小便都有人跟着，从这时起我失去了自由，开始与世隔绝了。
我被监禁的第二天在工作组人员的“启发”下，整个工区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如：“个人野心家郭嘉宏”“黑会的主将郭嘉宏”“郭嘉宏原形毕露”“向反党分子郭嘉宏开火”等等。而原来革命职工们写的《问汤政》等革命大字报都不翼而飞了。我真佩服这些“老爷们”“扭转乾坤”的本领。但我不禁要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害怕革命的大字报？”从此，交代、检查成了我每天的任务，但是检查什么？交代什么？难道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有罪吗？为什么对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批判不得？为什么对反毛泽东思想的人斗争不得？为什么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样几天过去了，我没有写出什么东西来，我的这种态度触犯了工作组人员，陆达仁（公安局科长）顿时把眼睛一瞪，破口吼道：“郭嘉宏，你还不老实，你要放明白点，我们就是专门搞敌我矛盾的，对你还没有办法吗？”王庆元也恶狠狠地喝道：“你替我把你这个反动立场丢掉，向人民投诚，不要做死硬派，你们事先是怎样阴谋策划的？”“谁指使你的？交出你的主子来！”对待这些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六·一五”确实没有经过阴谋策划，完全是群众自发起来的。
但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认为我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于是准备再狠狠地整我，除了对我施加压力，剥夺我的自由，私设拘留所，他们还私设公堂，对我进行半夜提审，采用逼供信，经常深夜或凌晨由警察将我提上大楼，轮番审问。
有一次，我和其他职工教师整整被斗了一天，已经精疲力尽了，心情很沉重。这时警察又来把我押上了三楼，那儿早已坐好了陆科长、廖科长和工作组组长周松。我预感到又一次使人恐惧的审讯又将来到，就这样，我仍抱着一丝希望，幻想他们的“恩赏”……。陆科长对我很客气地说了一声“坐下”，并泡了一杯茶叶茶给我，接着廖科长向身边移了一移，嗓门压得低低的说：“快交出内幕，我们知道，凭你郭嘉宏没有那个胆量，不策划你是没有那个能力。”我支撑着疲劳的身体，沙哑着嗓子说：“是我自己干的”。总希望他们对我有一点了解，可是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大吼一声：“郭嘉宏！不要糊涂，你知道‘六·一五’是个什么会？是暴动性质的反革命复辟会！还了得，当时你的权利可大啦！党支部书记也不在话下，你要回想回想，谁指使你的或你领会了谁的意图去发挥的……”陆科长说：“你还年轻，你还有哥哥妹妹，你要好好为他们想想，否则全家都要倒霉。”天啊！这是执行的什么政策？但嘴里不敢这样说，只好再一次诚恳地说：“因为汤政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一代，‘六·一五’是群众自发的，自己搞起来的”。我的话还没说完，廖勃然大怒，声色俱厉，猛然提高嗓门吼叫道：“郭嘉宏，你不要耍滑头！”陆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哼！我们说关你，就关你，说放你，就放你，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你要好好考虑。”
我真没有想到，今天还会有用过去国民党对待小八路、共产党员的方法来对待我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哄、吓、诈、骗，没有见效，又耍出了利诱的手腕，周松铁青着脸说：“不说可以，你走吧，黑会全部责任由你负，小郭，到时候懊悔就晚了，哭都来不及了，那时再说就不行了。告诉你，原来领导都提拔你当副校长了，你反过来反党，现在老实交代，将功赎罪还不迟。”这时已经清晨，我已感到实在难熬，不能支撑了，下楼时，感到天旋地转，到了宿舍才发觉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但我还要写检查，不能休息，我怀着悲愤的心情责问自己：“郭嘉宏，郭嘉宏，你究竟犯了什么罪？生在苦水中，长在红旗下，是党把你教养大的，真没有想到，为了誓死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倒被说成反党了，为什么真正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老爷们批不得、反对不得？究竟我有什么罪？”
四个月来，我记不清受过多少次审讯，真象家常便饭，谁都可以斗我训我，一个月不到我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这时候没人敢和我讲话，更没有人敢关心我，有的只是写检查、劳动（他们称作劳改）、受审，我每次总是抱着希望的心情走进审讯室，回来却拖着沉重的步子，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这些工作组的成员，特别是公安局专审犯人的科长，象要吃掉我似的，我实在不想见到他们，他们每次突然地吼叫，点我的名，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吓一身汗，我处于恐惶不安的状态，偏偏他们就是要找我，我又一次以恐惧的心情被带上三楼，那知那儿早已坐了许多人，当中的是市长卢春仲，我差点儿高兴得叫出来，仿佛见到了亲人，想诉说我所受的委屈。哪知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他也铁青着脸吼道：“你叫郭嘉宏！！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快交出你的主子来！”天啊！我还有什么希望？咦！原来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鼓励自己说吧：“是我自己干的！”这下触怒了他的尊严，卢春仲更加恶狠狠地说：“走吧！走！走！带走！！”ＸＸＸ科长说：“你这小家伙完了！”我想：“是啊！完了！！”还有谁能相信我？了解我？难道我真的反党吗？难道反了汤政就是反党吗？汤政就是党吗？他们让我受这样的罪，象对待罪大恶极的政治犯一样，死亡一次又一次地威胁着我，是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教导我，“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在死亡的边缘上，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顶住了他们对我的折磨。四个月中，先后有镇江市市长卢春仲、公安局局长曹润庭、公安局科长陆达仁、孙凤山、公安局秘书ＸＸＸ、工作组成员王庆元（后为我工区党支部副书记）对我进行审讯。
由于我年轻，又被与世隔绝，在他们对我超高压政策下，为了得到可怜的自由，忍痛按他们定的框框写检查，被迫承认了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六·一五”是反革命复辟会，我是黑会主将，反党分子……我想以后最多定我右派也比现在强，到那时我就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控诉市委对我的迫害。谁想到的却是更加严重的政治迫害，借此作为他们瓦解群众、镇压群众的资本。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他们不择手段地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人生污蔑，他们贴出了“剥开郭嘉宏画皮看本质”专栏，叫工区职工贴我的大字报，揭发我的问题，谁对我稍有同情或对他们造的谣稍有怀疑，就要受到围攻，被认为是嫌疑分子。因此，四个多月来没有人敢和我讲话，见到我就把头一低，最多投过一线同情的眼光。我很了解同志们的眼光、处境。他们日子也不比我好过。原来充满革命朝气的蚕桑工区，变得冷冷清清，好似一潭死水。是谁残酷地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刽子手就是得到省、地委支持的、以周松为首的，以公安局为帮凶，以隋振江为后台的镇江市委工作组。为了配合他们的审讯，从此，秘密审讯转成了公开的斗争会，在工作组的策划下，对我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斗争会。一斗就是一整天，一个半天，一个晚上，停止生产，专门开会的有三、四次。他们在开斗争会的前几天，就开始布置出我的专栏，叫全体职工贴我的大字报，造成声势，在斗争会上写着巨幅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嘉宏大会”等等。会场上派有专人呼口号，有专人喊“我揭发、我揭发”来制造声势。进入会场时，我由警察押着，头要低着，不叫坐不能坐下。他们揭发，叫我用笔全部记下来，尤其令人气愤的是，每当我高呼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时，竟受到警察和大会主席团（工作组指定的）的无理阻拦、打我骂我、诬蔑我、围斗我……。他们斗争会的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工区全体职工停工斗争我，有一个生产队专门开斗争会，随时随地把我从房里拖出来狠斗一顿。记得有一次他们玩突然袭击，第二天开斗争大会，当天晚上我才知道，叫我写检查，为了能早点得到自由，我宁愿不休息，从晚上九点一直写到凌晨四点，心想总会让我自由了，可是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夜里因为写检查，肚子饿了，想买点夜餐吃吃，他们说：“牛鬼不准吃夜餐”，结果第二天早上，早饭也来不及吃，就被带到会场上斗了半天。到中午，心里难过，饭也不想吃，他们硬要我吃，说什么：“你想绝食啊，你不吃饭，就是对抗！”结果我硬着头皮吃了四两，吃过饭又斗了半天。经过一天的斗争大会，第二天，身体感到不舒服，头昏、发烧，我请假要求休息，他们就借故拒绝。我实在撑不住，再一次要求请假早点睡觉，公安局科长陆达仁不批准，说我装病，强迫我起来写检查，当时文革负责人ＸＸＸ还说：“发烧，到外面去吹吹。”
四个月来，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竭尽污蔑、歪曲、挑拨、诽谤、分化、瓦解、恫吓、诈骗之能事，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坚持着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进一步欺骗广大革命职工，他们不断制造谣言：
“郭嘉宏的哥哥也是牛鬼蛇神，制造了‘八·一二’反革命事件！”“郭嘉宏是武汉钱庄襄理的三少爷”“郭嘉宏准备逃跑自杀了”等等。工作组组长经常咬牙切齿地威胁我：“郭嘉宏，直到现在你还极不老实，告诉你，‘六·一五’的罪行是严重的，你的错误的性质也是严重的、特殊的、现行的，你二十三岁，既年青，又不年青，如果你坚持你自己的意见，顽抗到底，我要给你加上抗拒工作组领导这一条”“你要死也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死，这笔帐，就记在你哥哥、妹妹身上”“你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因为他们害怕事实，害怕群众认识他们的真面目，所以他极其野蛮地剥夺了我的发言权，我刚一开口，他就嚷起来：“你不要放毒”“又要耍花招了”“又想活动了”“只许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蛮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的头上，工作组成员王庆元说：“你以前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了欺骗群众，骗取信任，为搞这样一个黑会打基础”“你还想革命？！你唯恐天下不乱，直到现在你还放毒，你还认为是革命行动，还打着‘红旗’反红旗吗？告诉你，群众现在都觉悟了，群众不会放过你的。”“你五月份就策划了，六月十二日就开始活动了。”等等。他们一边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一边又对我进行政治封锁，消息封锁。他们唯恐我又获得新的精神食粮，所以千方百计不让我看报纸，不让我听广播，不让我通信，不让我看革命书籍，最最令人气愤的是他们不让我学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六条。正因为他们极端害怕毛泽东思想，所以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挡别人掌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掌握斗争的武器，但是他们也太幼稚可笑了，乌鸦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阳的光辉。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我终于不止一次看了四卷毛主席著作。是毛主席告诉我：“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主席告诉我：“造反有理”。
四个月来，我仅仅看过一份报纸，是在我强烈要求下，九月二十九日看到的。十六条公布以后，他们心虚了，千方百计不让我知道十六条，刚巧一天广播上读十六条，我刚听到一点，工作组组长走了过来，脸一板，咬牙切齿地说：“你想干什么？你倒开心得很，倒小雅呢，把自己的问题考虑考虑。”叭的一声把广播关掉了。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纲领，一切牛鬼蛇神在它的面前都将吓唬得发抖，原形毕露。而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如此敌视和害怕十六条，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内心的紧张和空虚，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在种种的高压、刁难下，在工作组提审、逼供的时候，我没有流泪，但是在看《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欧阳海之歌》中我又得到了安慰和力量，可是就连这一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天，公安局科长孙凤山向我走来，问道：“你看什么书？”我说：“《欧阳海之歌》”孙听了脸色一变：“咦！你还有心肠看小说？你还想学英雄？”就这样，把我的《欧阳海之歌》夺走了。
他们不但在政治上封锁，在消息上更是封锁，他们害怕把“六·一五”事件的真相传出去，把全场职工软禁了一个月，即使上城也不准“乱”讲，否则引起的后果要由我们个人负责。我家哥哥、妹妹前来工区探望，他们如临大敌，百般阻挠，不让他们接近我，即使短暂的接近，也只许谈生活上的琐碎，不许他们告诉我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否则就把他们哄走。他们送来的一切衣物，必须一一经过搜查，从衣裤到衣缝、夹层，粮票、钞票一张张过目，他们剥夺了我一个起码的公民权利，不准我书信来往，有一次，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二哥，他们把信拿走了，几天后，信没有了，退给我的只是我应付的邮费一角钱。平时，亲戚、朋友给我的信我也无权拿到，总是被他们拆得一塌糊涂，他们认为有必要给我的信，才将拆过的信给我看。我自“六·一七”被关押后，他们搜去了我一切东西，以前的一切工作日记、政治书籍，至今仍不退还。
这些老爷们说我学毛选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看革命书籍是不想写检查，企图蒙混过关，为了限制我的行动，他们特地为我订了最特殊可笑的“清规”：“不准笑！”四个月来，他们剥夺了我笑的权利，有时稍不留神，微笑一下，便遭到一阵喝斥。有一次我看毛选，无意中对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像微笑一下，也被工作组长喝斥了一顿。尽管这样，我还是笑了几回，一次是学了毛选之后，一次学了十六条后。
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扼杀革命群众运动，迫害革命群众已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十六条公布以后，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不但不承认错误，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更加顽固地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下去。他们继续打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对我进一步实行专政，加紧了政治迫害，人身污蔑，人身攻击和生活上的百般刁难。他们规定，晚上写检查，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不准睡觉，不是写检查就是考虑问题，起码到十二点才准睡，每天不把检查写好，即使上床睡觉也得被拖起来。早上非四点半起床不可，中午不准睡午觉，白天照例参加劳动（用他们的话是“劳改”），晚上写检查，隔几天要斗争一回，常常强迫我写检查到深夜。他们成立了什么“战斗组”。每次战斗组的成员有红脸，有白脸，硬要逼供，硬要我写合他们意的检查。他们运用精神疲劳战，搞得我精疲力尽，疲惫不堪，整天昏昏沉沉，他们规定只准坐在板凳上，不准坐在床上，他们规定我吃饭要排队，他们规定吃饭、行动、大小便都要喊报告，批准了才可由“保卫人员”押送去。
有一次，我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他们冲进来，掀起我的帐子，强迫我写检查，当时，我气得浑身直抖，他们对什么人专政？我有什么罪？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他们将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才是有罪的。当时，我真想揍他们几拳，但是我忍住了。
为了进一步整我的“威风”，八月底，总场会计谈大洋带来附近农民强迫我工区的革命职工拖我游街，他们给我戴大高帽子，挂上牌子，写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郭嘉宏”，有人打我的头，有人揪我的头发，用拳头捶我的腰，拖着我直跑，游街回来，还强迫我谈体会，我忍受着种种非人的迫害，被关了四个月。
四个月来，镇江市委，市委工作组在我工区干尽了坏事，至今蚕桑工区仍然是他们的天下，对稍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组织围攻，打击报复，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他们公然对抗十六条，公然违背毛泽东思想，工作组就是不撤，并且扬言“蚕桑工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是镇江专区的典范”“是镇江专区的样板”。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他们这种对抗毛泽东思想的犯罪行为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我们要造反！我们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这个决心我们已经下定了！这个反我们也造定了！
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套上“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帽子，我们就不敢“乱说乱动了”，就不敢造你们的反的了！不，有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撑腰，我们要大造特造资产阶级老爷们的反，大造特造修正主义者的反，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成功。
我们坚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念念不忘突出政治！
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控诉人：江苏省镇江蚕桑工区 郭嘉宏
1966.10.12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