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1967-11-7
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批转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1967.11.07；中发［67］339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陈永贵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具体地揭露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山西晋中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所提五条意见也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
此件可以发到生产大队。
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
陈永贵同志说：几年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借各种运动的机会，打击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个问题上，昔阳县是苦大仇深的。一九六四年，在晋中地区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十月事件”，整个晋中地区有七百多名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和“反党分子”；在昔阳县北划成“反党集团”的干部有八十多个，受牵连的公社、大队级干部达二百多人。
“十月事件”以后，紧接着就是四清。这次四清完全是按着王光美的黑桃园经验搞的，十二个公社派了四千多人的四清工作团，进行所谓“四清大会战”，所有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县逼死了四十多个大队干部。连我们大寨也有些顶不住了，贾成让（现大寨大队长）、贾进才（现大寨支部委员）这些好干部，都准备自杀。
那时候，对这些事怎么也想不通。经过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明白，这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大阴谋。他们这样干，就是要把广大农村干部整掉，让地富反坏右上台在我们农村复辟资本主义。“千坏蛋，万坏蛋，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坏蛋。”我们要把仇恨集中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身上。在中央就是刘、邓、陶。在山西就是陶鲁笳、卫、王、王。在晋中就是王绣锦（地委书记）。在昔阳县就是张润槐、原耀先（均是刘邓黑线派下来的县委书记）。坚决把他们批倒批臭，彻底肃清流毒。
昔阳夺权以后，连续召开过几次全县的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的代表大会，每个大队都有人参加，把省、地、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批斗。会前把他们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迫害干部、反对大寨、复辟资本主义等罪行的材料整理好，在大会上揭发批判。还让一些受迫害的干部诉苦。这样一下子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的会效果很好，既批判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斗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教育了干部，提高了贫下中农的觉悟。一年来，我们昔阳县一直是这样搞的。所以没有出现工人离开工厂，学生离开学校，农民离开土地的现象。大字报没有指向群众，一直是指向刘、邓、陶，卫、王、王、王绣锦、张润槐、原耀先。这样的大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刻，越批得透，对群众和干部的教育越大。
二、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
陈永贵同志说：昔阳县是老区，土改非常彻底，地主富农都是扫地出门，贫下中农的觉悟是很高的。广大的干部百分之八、九十出身贫下中农，富裕中农成份就是顶高的了。他们跟毛主席走是很坚决的。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他们。
陈永贵同志认为，农村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外地的学生去串连，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干部，谁对干部有意见就串连谁，连地富反坏也串连进去了，造成了坏的后果。他举了很多大队干部被斗，被游街、游田、戴高帽、站板凳的例子。他说：我对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的，要分清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究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这样做，就会好坏不分，敌我不分，好干部也成了坏干部。这样不仅使干部垮台，而且对无产阶级，对今后的革命事业是十分不利的。一犯错误就打倒，那谁还当干部，即时当也不敢斗争，不敢批评，不敢工作了，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不仅不会搞好，还会搞糟。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认为：广大农村干部，他们有错误，但属于方向路线性的，是很少的，多数是作风、态度、方法上的错误。应当帮助他们，提高认识，使他们能够认识错误，让他们在贫下中农中检查，检查以后就要让他们站起来工作。
他说，对广大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贫下中农是很反对的。贫下中农说：“文化大革命还要不要干部？”“如果这样对待干部，儿孙后代也不让他们当干部了。”我到王寨大队去，一个七八十岁的贫农老太太抱住我的腿不放，哭着说：“我知道你能见到毛主席，请你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老人家，不能这样对待咱贫下中农，这样对待干部。”她的侄子是个干部，被夺了权，游了街，全家打成保皇派，天天在广播里骂，不让他们一家人参加大会。一个人犯了错误，全家男女老少受牵连。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反动路线的蒙蔽，一时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看着干部挨斗掉泪，不敢吭气，怕打成保皇派同样挨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下去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支持干部主动检查错误，继续革命。贫下中农问我：“这样做惹不下祸吧？”我说：“惹不下。”“那戴上保皇帽子怎么办？”我说：“冬天很冷，戴下去暖和！”这样，我走了十几个公社发动贫下中农支持干部起来革命，给贫下中农宣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同时，我们把县、社的革命干部和武装部的干部也发动下去，用了四十多天的时间帮助贫下中农做好正确对待干部这项重要工作。我们这样做了，效果还不错。
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
陈永贵同志说：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县、社两级的领导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县、社两级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以后，必须积极指导大队、生产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才能使大队、生产队的问题及时得到解决，防止运动出现停顿状态。
昔阳县夺权以后，我们就把大批的革命干部放下去，到大队、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情况，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下去以后，主要是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党的方针政策，《红旗》和《人民日报》社论。到一个点上的时间不要太长，要经常下去，经常上来，适当轮换，防止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
四、农村文化大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农村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
陈永贵同志说：农村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必须依靠贫下中农，发动贫下中农起来，搞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陈永贵同志对城市学生下乡的意见是，首先要当小学生，以贫下中农为师，不要当先生，指手划脚，扶持两派势力。
陈永贵同志对农村中的一些小学教员串连起来向大队干部夺权也很反对。遇有这些情况，他认为，要组织贫下中农顶住。
五、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陈永贵同志说：最近毛主席提出“干部问题，要从教育入手，扩大教育面。”林副主席提出号召，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到这是非常英明、非常伟大的战略部署。今年四月份，不少的干部已经站出来，这时发现有个别的干部对群众有报复情绪；相当一部分人不想当干部，认为每次运动都是整干部，没有好下场。有的人说：干部春天是红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穷人，冬天是罪人；还有一部分干部虽然站出来了，但仍然等待夺权。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对公社、大队的干部进行整训。每期训练一百多个人，用七到十天的时间，主要是学习“老三篇”，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发的社论、文件。通过教育，使干部提高认识，提高觉悟，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正确地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缺点错误，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根据学员的要求，每期都抽一天半的时间到大寨大队，一边劳动，一边听大寨人上课，介绍大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大搞思想革命化，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经验。到现在已经办了十多期，每期的效果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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