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66-9-14
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陈毅
1966.09.14
同志们：
今天是你们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次大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周总理昨天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一万九千多人大会上的讲话，在这里作一次传达。总理这个讲话对外文出版局是适用的，基本上是适用的。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国务院的总理，是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重要助手。他的讲话，非常重要，所以我自己来讲，来作一个传达。根据这个录音把它记下来，还没校正。同志们，要求一个条件，不能用大字报张贴在你们的机关呀、工厂呀。你们可以记，可以记要点，将来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得到总理同意之后，可以印发。你们主要领会它的精神实质，不在于词句，我把这个念完了以后，对外文局争论的问题，如有时间，我个人有个表态，不表态是不对的，哪怕是表态表错了，犯了一次错误，表态犯错误比不表态好。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应该要有自己的主张，不要怕字当头，错了，以后证明了就改正，就承认错误。我今天不是念完了周总理的报告就从后门溜走了，到任何时候我都要表示我自己的意见，请你们大家放心。
我在一两个月里接到了很多同志们的信，约我到这里来讲话，最近一个时间确实很忙，总是没时间，趁今天筹委会开第一次大会挤出点时间到这里来讲讲。我要求大家不要递纸条，因为纸条战术我们吃不消，我们在北京很多地方讲话，纸条一递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没办法回答，要回答几十张怎么回答！递纸条不注意听讲话，他光搞纸条战术，不注意听，是不是请同志们谅解这一点。周总理的指示我想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领会这个指示很重要。我这个指责不是批评你们两千人，没有这个意思。其它单位有些递纸条是不负责任的，就是骂人，递张纸条就是把你骂一顿，也没有署名，张、王、李、赵？找不到他。他递张纸条骂你非常尖锐的语言，什么“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责”，“我给你个最后通牒”，“你一定回答”，“你就是当官做老爷”，“你的官僚主义什么时候纠正”，“你和黑帮的关系怎么样？”你怎么回答，要回答就得打架，要武斗就不文斗，这样的风气不好，不可提倡。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间，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同时头脑也要非常冷静。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任何时候都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但在任何时候也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我们学也学不到。我们……热情很高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不冷静，有时头脑冷静下来，热情又减低了。毛主席经常讲冷热结合，现在我们有个普遍的毛病，热，热得太多啦。好，我现在书归正传，希望同志们不要搞纸条战术，头脑冷静下来，听一听中央负责同志恩来同志的讲话。
各位革命同学，各位红卫兵战士们：“今天本来准备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要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串联的红卫兵战士们谈谈话……”昨天这个讲话是送他们，送他们出发的讲话，送他们出发到各地去做工作，去帮助那些地方搞文化革命的讲话。“你们全体一万多人，除了已经离开的以外，此外还有外地区的同学（中山医学院）一千多人，也想来见见。这次谈话，仅仅是将我们的想法谈一谈，同意不同意由你们讨论决定。”周总理是作为一个建议，下面的意见就是个建议，同不同意由红卫兵同志来决定。今天我来念恩来同志的讲话，也是建议，也是同不同意由你们自己决定，请大家搞民主，不是命令，也不是什么中央的决定，也不是什么中央的指示，也不是什么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作为一个建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你们准备出发到全国各地，你们一共三十六个院校，一千一百多人，去的地方很多，原决定到哈尔滨、成都、武汉、广州，我们刚才同总部的同志商量，改变了一下布署。去哈尔滨的第一大队，由各个院校建议，决定改到到广西去，到广西的南宁、桂林；第二大队到武汉去的八个院校，经武汉代表商量决定改到长沙去；第三大队到成都去，第三大队先到成都，然后准备去重庆、贵阳；第四大队到广州，有人提议改一改，说到广州没事可做，我们说，广州热烈，运动热烈得很，问题很多，还是到广州去。周总理说到这里时，又改了一下，”“第三大队还是到长沙去，本来在十号那天上午，我已经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外出串联的战士见了面，我们讲了一段话，你们已经传达了，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听了，今天不全面重复了，我现在只想把主要精神再讲一下，我当时向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五十多个单位说，红卫兵的任务是三条，我说的红卫兵包括所有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包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红卫兵和没有参加你们司令部的红卫兵，以及全国的红卫兵说的，这几点上我都同等相等，一视同仁。”
这一段，周总理说得很好，还有部分红卫兵，不太实事求是。周总理说：“你们红卫兵，有三个任务，第一个是战斗队，战斗的任务；第二个是学习队，学习的任务；第三个是宣传队，宣传的任务。”我想对外文出版局也是适用的。战斗队，进行文化革命要进行战斗；要学习毛主席思想；第三个要宣传，你们还要对外宣传。周总理这次讲话，主要是讲三大任务：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派红卫兵同志到广州、长沙、成都、哈尔滨去工作。“我现在讲一讲这三个任务，在天安门在大会上，林彪同志就讲过，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后备军。既然红卫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这就是一个战斗组织，在青年的时候就要培养你们成为一个战斗队伍。因此，要成为战斗队伍，就必须在斗争的实践中来培养。讲到这个战斗队，就有很多问题要提出来。首先，你们的战斗，在现在应该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红卫兵的斗争方式，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现在就念念林彪同志八月卅一日讲话中的一段：‘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进行充分揭露，深刻批判，才能彻底暴露他们的反革命面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臭、斗垮、斗倒。’”
这段话是讲要触及他的灵魂。用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搞思想斗争。“《人民日报》社论也说过了，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红卫兵战士们，也学习了政策，学习了十六条，学习了林彪同志讲话，应该懂得。简单说，就是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斗倒、斗臭、斗垮，而不是实行体罚，不是去打他，不是去伤他的身体。这都不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反动的分子，也要揭深揭透，把他当作反面教员，通过充分揭发，激起群众的公愤，严重的提交政府法办。对一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分子，都用文斗的方法，而不是武斗，这一点林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大家懂得，拿枪打死一个人，很容易，瞄准就行了；用拳头打一个人也很容易，因为我们人多势众有力气嘛，这更好办。斗争困难的就是要掌握斗争对象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肮脏的东西，或者是思想上一切反动的东西，灵魂里的肮脏东西，对这样的东西绝不是强迫所能解决的，没有材料，拿不出事实来，你就只能够喊几句口号，如果你们认为喊几句口号，喊几个口号就把他们斗倒，这是做不到的。掌握这个文斗，是锻炼我们用脑筋，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这句话是周总理的话，我们掌握了这个文斗，用文斗方式，主要是要我们用脑筋，要我们用思想，要我们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最隐蔽的问题也能发现出来。
“如果你们懂得这些道理，才配做一个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解放军讲智勇双全，既有勇，又有智，好好用脑筋。你们在青年时代，要好好加强锻炼，多动脑筋，让你们的智慧在斗争实践中发达起来，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发达起来。要在群众中间锻炼你们，磨炼你们，然后才能更有力地斗争黑帮。既要斗智，又要斗勇，你们青年时代，要把智慧，勇气锻炼出来，二者不可缺一。揭发对方的丑恶面目又要有勇，又要有谋，红卫兵战士，要好好磨炼。第二，你们是解放军的后备军，你们明天就有可能被选为正式的解放军，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国，那时你们就更要具备智勇双全。你们今天的文斗，就是准备将来的武斗。你们今天只能文斗，今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共产党领导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对国内敌人用文斗就能解决问题，明天如果敌人侵犯，那就真正用得上武斗了，你们就拿起武器去捍卫国家。”
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主张武斗，你不要急，准备着有一天你有机会武斗，恐怕那时候你就不敢去啦，那我就要讲话了。美国人一打进来，人人都应该拿起武器上前线，这是真正的武斗，你们敢不敢？（众：敢！）对！敢想敢做，你们一定敢，我非常高兴。（众鼓掌）也不怕有错误，极少数的分子害怕。我这话是不是讲早了？讲早了，讲错了，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我当解放军四十多年了，解放军每个人都是很勇敢的，那我的经验比你们多。这段是讲文斗，动脑筋，调查研究。对国内的敌人用文斗不用武斗，文斗的作用比武斗的大，我们青年不准备武斗。我认为这段讲得好。讲得好，我讲不出，我们完全接受。我现在是搞文斗，将来美国人打进来，我还是去武斗啊！
讲一讲我个人意见，不对，你们可以批评；对，你们可以点头。戴高帽子，下跪，拿皮鞭去打，这是属于武斗，不是文斗，在外事系统我历来坚持这个主张。本来戴高帽子，天天都戴，帽子高点有什么关系，没什么，高一点就是了。但是，这是一种侮辱的性质，侮辱他，再拿起一根皮带，皮带前边有一块铁的，用这个打，可以打死人。我们是让他承认错误，要他改正错误，改变他的思想。但初期曾经发生这个事，各个单位都发生这个事，初期发生这个事不足为奇，用不着大惊小怪，啊，是不是？政策也没有完全交代清楚，那个时候有的同志特别激愤，发生了戴高帽子、下跪，打人，不足为奇，不要紧，但是我们不提倡，这都属于体罚。我这个解释是不是误解了周总理的话，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这是我的插话。
“你们想一想，红卫兵要在大专院校广泛发展，上百多万的大学生，上千万的中学生，每年还要增加一、二百万，你们想一想，在已有的一千多万人中，红五类子弟是不多的，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多的。”现在有一个“红五类”和“非红五类”的问题，周总理不去讲黑五类，他不去讲这个话，我讲“非红五类”、“黑五类”很难听。（笑）有人说“黑七类”、“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还加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一个黑帮。现在非红五类子弟相对是很多的，再过几年，红五类的子弟就更多啦。“想一想红卫兵组织起来以后真正是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不是几十万、几百万、再过两三年就上千万。同学们想一想这样发展的趋势，发展的未来，使我们的党，我们的解放军，我们的政府和毛主席无比的高兴，也感到幸福。我们有千万、几千万的红卫兵，做为解放军的后备军，我们当然是高兴和无比的幸福。”关于红五类和非红五类青年的团结问题，总理在下边会讲到，这里不解释。
“第三、讲到战斗，就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斗争的锋芒是向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对地、富、反、坏、右中间最坏的反动分子。地、富、反、坏、右当中就有两类矛盾，我现在根据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在目前，即十六条中第十三条讲的，‘大中城中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你们可以看出我们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那些在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你们要去大中城市，比如桂林也算个中等城市。在文教，党政机关内发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不是所有文教，党政机关内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不能这样说，十六条，社论上都没有这样讲，你们可以对各个领导机关进行审查，批评，但不能说所有文教，党政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你们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我要问一问同学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为什么能胜利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不错，你们会说，主要是靠群众，这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但是讲依靠群众，信任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对领导说的。没有领导，谁去走群众路线？谁去放手发动群众？谁去信任群众？这个逻辑讲不通。所以，还是按十六条办事，还是要按毛主席讲的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全国各级领导，有些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是跟着上级领导犯了错误，象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责任要由上级承担，要由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来承担。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个别错误，要由本单位、本人负责。即使如此，全国也还有很大一部分没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并且他们每个人的错误也不完全相同。就是他们犯错误，他们的主要领导人犯的大一些，次要的领导人犯的轻一些，还有些领导人没有参与这种错误行动，这些问题，也要一分为二。所以，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只能说是，某些党政领导机关，某些领导同志，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不能说所有的党的领导都犯了错误。不要这样说，要分析，要查对事实。即使某些领导同志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或方向性的错误。也不能说是黑帮。”这点很重要，黑帮这个词不要用的太广泛，不能这样说。“不能说犯了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就是黑帮，这中间不能划一个等号。过去报纸上曾登过黑帮这个词，主要指以彭真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很多人他的问题没达到彭真那样严重，绝不能用黑帮这个字眼。那一个时候，报纸上登过黑帮这个名词，但是我们不要乱用，滥用、乱用容易混淆，容易误伤。所以，当时只限于很少一部分，限于北京前市委，并不是所有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都是黑帮，没有这个定义，这一点要清楚。“这两天报纸上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请你们去查去，《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你们去查一查，不大用黑帮这两个字了。”
“另外我还要讲一讲，犯了路线性错误，是不是就能说他是反革命或说是不革命呢？”这里又提出一个重要原则问题。犯路线性错误，也不一定说他是反革命，或者是不革命，就是不能再革命了。“不能这样讲，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这是毛主席确立领导十几年之前，我们党犯过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们胜利过、失败过、发展过、缩小过。比如陈独秀领导我们曾有很大发展，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个革命斗争中，还是为革命奋斗的，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革命失败了，路线错了，但是你不能说参加革命的人是不革命的，路线错误要由当时的中央同志负责，不能由广大干部群众负责。第二次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第三次是李立三，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第四次王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时间更长一些，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一直到遵义会议。在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要革命，犯了路线错误嘛！犯了四次路线错误嘛！两次大革命失败了嘛！几百万人头落地嘛！鲜血洒遍全中国，这还不严重吗？这你能说中央是不革命的呀，也不能说是反革命呀，是犯了错误嘛！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主观上这些犯错误的人，他们还是想革命的，但是犯了极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极大。在这之后党中央继续领导群众前进，还继续负责来领导，怎么能说它是反革命哪！这和那些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另搞一个党，要区别开来。现在上海有人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我打电话，说上海市委是不是黑帮？上海市委不是黑帮，他们还是要革命的，上海市委要向群众解释，确实我们现在没有材料证明上海市委是不革命的。对情况要调查清楚，是不是正确，我还没有调查，你们红卫兵可去和上海群众讨论，界限要搞清楚。在这种的情况下，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一下子就拉到敌我矛盾上面去，你一搞黑帮就变成敌我矛盾了。当然，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没有一条明显的鸿沟，这个转化没有一个清楚的杠杠，但是我们要根据材料，调查确实，如果认为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敌我矛盾，转到敌我矛盾了，性质改变了，也必须报告党中央，报告毛主席再作出正确回答，不能由我们各单位，由哪一个同志作出决定。”
这点我插一句，现在在外事系统，很多同志对我这个领导是不满意的，特别对这个罢官，对停职反省，我总是比较谨慎，对我是很不满意的，这里周总理代我作了解释。一个部长，一个副部长，一个局长，一个副局长，司长，我没有权罢他的官，我也没权让他停职反省，我要报告周总理，我要报告中央，我要有那么大权就好了，我一天晚上就罢他几十个，（笑）对这个问题请同志想一想，究竟对党有什么好处？把他留职，一个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留到那个位置上同样可以用文斗嘛！找材料嘛！搞得确确实实他是个黑帮，确实他是个反革命，不迟嘛！天垮不下来，他跑不掉嘛！他坐在人堆里跑不到月球里去嘛，跑到月球里，我们将来也可以把他从月球里揪回来。（笑）这不是袒护包庇，陈毅这个人哪，能包庇很多人，这不是包庇，我包庇也包庇不了，我能包庇谁呀？谁我也包庇不了。事实作出结论，群众公认，事实是个黑的就是黑的，是个红的就是红的，我包庇不了，我为什么要包庇他？你要我这个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大家都讲这个人是反革命，我还要考虑他是不是反革命；大家都讲这个人是黑帮，我这里还要把一关，究竟是不是黑帮……大家要我罢官我就马上罢官，要我停职我就停职，大家觉得陈总这个人干劲十足，是个老闯将，（笑）可是搞错了也要承认错误，（笑）你们可以不承认错误，我就得承认错误，（笑）我就得登门道歉，那也许拿大高帽子给我戴上，我还不是要戴上高帽子。我也就是对后果要考虑考虑……搞稳一点比较好，有的是时间，我这个人是跑不了的，我往哪里跑，跑不了的。周总理下边讲了：
“如揪出以彭真为首的前市委，我们最后肯定了他是反党集团，他是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是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最后定案的。经过毛主席的指示，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来审查定案的，又经过这次中央十一中全会批准的，这是很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无可辩驳的反党集团，反人民集团，他们搞政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搞阴谋诡计。林总发现罗瑞卿这个反党分子经过五年的考虑，最后才提出来的。”经过五年，你们运动经过好久？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还没到底。彭真的这个问题毛主席去年九月就发现了，认为活动不正常，去年九月到今年四月，三月，才正式揭露，开大会，政治局扩大会，今年五月，经过二十天的讨论才定案。这一次中央全会批准这个问题，将来还要提到九次代表大会，这是对党负责的态度，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不然也许人家会讲，给共产党做了三、四十年的工作，一犯错误，你们就把他整掉；也会这么讲的，干了三、四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哇！因此这样做他才没话说，他们自己承认反党罪行，他们自己承认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自己承认是搞反革命活动。这并没有给他们戴高帽子，并没打他们，并没抽他们的皮鞭，并没让他们下跪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厉害就在这个地方，真是战无不胜。“所以，凡是在党内外犯错误，都由人民内部矛盾逐渐转为敌我矛盾，必须要做这样的审查。社会上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那当然有，这就是说敌对阶级，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包括为非作歹的分子，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有反革命活动。这些都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这句话请你们注意，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很大的策略思想。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主东思想，干反革命活动，我们就把整个地、富、反、坏、右全部消灭？不能用这个办法，我们要分化他，分化他们，改造他们，我们要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还要看他们有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在解放后、土改之后，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接受监督，我们还是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上通过的。”这点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这不仅是中国内政的问题，中国的内部，还要看世界革命怎么办。我们中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两千万，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全部消灭掉？当然可以。但是这要犯大错误，这种阶级斗争的方法，是错误的阶级斗争方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要引起全世界人民反对。“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还多哩，就是让他们进行改造，进行分化，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对我们推动世界革命大有好处，不能光看到一个中国，不是我们有一句口号很响亮吗？‘心怀祖国，放眼世界’嘛，‘眼观世界’嘛，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影响。”
“现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民愤极大，暗藏的地主，逃亡的地主，有血债的分子要法办，要他们下乡改造。我们不是对已经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人进行法办，重新张法网。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杀杀他们的威风，是对的，因为他们总有不满意，有对立情绪。对于一般的资产阶级，一般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剥削行为，更不要说他们的思想体系喽，但我们仍要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对他们进行改造，成为社会新人。另一方面，对青年进行革命的阶级教育，从思想上和他们划清界限，从破四旧和立四新当中，同样也使我们自己得到改造。”现在风气都是整人家，都是贴人家的大字报，没有一张大字报贴自己的。我对这一点有点遗憾。都是讲人家反对毛泽东思想，自己是怎样学毛泽东思想？人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靠不住的，同志们！这是靠不住的。可能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我们批判的对象一样严重，我讲的这个话是不识时务，说好话大家很满意，说这样的话就是不识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这个人不是个俊杰，我这个人蠢，我自己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我老实给你们讲，你说我基本上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这对我的估计高。我又有毛泽东思想，又有马克思主义，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反正我头脑很冷静，读过经典著作，读过毛主席的书，在毛主席和中央同志领导下，我比较虚心。可能我搞的是马克思主义，我搞的是毛泽东思想；我要是忘记了本本，离中央远了，单独搞了，我发狂了，也许我搞的就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我就犯错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来说是个后来的事情，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个先入的东西，先入为主。年轻的时候五、六岁上学，一直到二十岁、二十多岁，全部的都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以后才慢慢地搞一点马克思主义。一块布，一块白布，已经染成一块黑布了。慢慢地学马克思主义，最后三十多岁，将近二十七、八岁，那时候认识了毛主席，接触毛主席，慢慢的才有了毛泽东思想。谁说我们的思想那么纯粹？那不是骗人嘛！当面扯谎嘛！几十年我都是这样讲，这样讲是老实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你们中间哪个人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你们哪个敢出来说你们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思想？管你是‘红五类’，‘白五类’，工人也是在旧社会来的，一个世代的工人，也免不了沾染上旧社会的旧习气；一个劳动农民，他也有迷信，他也要经过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经过马列主义的教育，经过实际阶级斗争的锻炼。我们要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我跟你们讲老实话，大运动从六月份开始，六月过去了，七月过去了，八月过去了，九月半了，三个半月，我自己向我自己提问题，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是不是得到改造了？我经常心问口，口问心，我的确是这样子的，我认为我得到的教育很不少。每个同志若都这样提提问题就很有好处，你在这个运动中间得到了教育没有？你得到什么教育？得到自己一贯是正确的，一贯是闯将，一贯是最革命的，是坚决的左派；而人家就是右派，人家就是折衷主义……我告诉你，这个想法本身会带来很大危险，是骄傲自满，是自己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为什么不虚心一点呢？啊！现在讲周总理的话。
“当然，红卫兵批判他们，同时在运动中间改造我们自己，教育我们自己，促进我们自己进步。”周总理又讲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相互交差的，不是分得那么清楚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主要的锋芒啊！是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妨碍甚至破坏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就要打击他们，同时也要打击那些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右，暗藏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揪出来。这样才能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最大多数，这就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打击最少数，争取团结绝大多数。所以，进行这场战斗，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很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讲两类不同的矛盾，我想这段对我们外文局也是很适合的，至少有一部分同志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愿意去区分，甚至于把它们混淆起来。这个问题我不该给你们介绍这个情况，外事系统里面，有这么一种倾向，就是采取‘逐步升级’的战术。这个逐步升级的办法不好，我是反对的。按此处理，你是犯错误的，不行！马上升一级，路线性、方向性错误，不行！再升一级，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再升一级，就是黑帮！黑帮再升一级，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抓起来！再升一级，枪毙！（笑）你想想吧，有人对工作组，揪住工作组不放，有的人就公开这么讲，（我不是讲你们这个单位，是讲另外一个单位的）说现在这不是工作组的问题，要把工作组后面的那个人抓到！我说，你抓他干什么，就是我，工作组是我派的。（笑）你们想揪，你通知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到。实际上的意思不是对我这个小人物，把我揪出来，还要揪出你后面的人，那我后边当然有人，（笑）怎么没有人？当这个外交部长，当这个副总理也不是我自己愿意当的，还不是人家叫我当的，那当然可以揪出来。这样子下去就会走上错误的，错误的方向，错误的斗争，错误的方法。天天讲人家犯错误的，犯方向性错误，自己就在那里犯，悲剧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为什么不可以加以分析呢？是属于思想上的错误；是属于更大的错误；是属于严重性质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不是黑帮；是黑帮又不是黑帮的首脑；是黑帮的外围卷入到黑帮里边去啦。或这就是黑帮的统帅，黑帮的副帅，但不一定与帝国主义就有关系，不一定和蒋介石就有关系。
总理下面又讲了，“在这方面，中学生走的更远，斗的更激烈，这就是武斗，抄家、没收，不区别两类矛盾。我们不要责备他们，年青人，应该告诉他们，第一要称赞他们干得好；第二，说他们干得对；第三，告诉他们初期可以这样搞，长期这样搞下去就违反政策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这个问题，你们外文出版局的同志们是不是既敢于斗争，还又善于斗争？初期，各方面都不应该责怪，这才公平，实际上连我自己也不懂，文化革命怎么搞，连我自己也不懂嘛！所以，我说在这次运动中使我受到教育，现在我觉得多少懂得一些了，是不是全懂了呢？还不全懂，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锻炼。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更对。“我们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里进行战斗，而且也要到社会上去斗批改，这是更重要的方面”。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说：‘从学校里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两个东西是相互关连的，相互交换变化的。一个时候在学校里，一个时候到社会上去，然后再回到学校。’”周总理这一段话没有解释，这些大专学校的学生到社会上斗批改，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是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当地的干部，不要去包办代替。特别是大专学校的同志们对工作组很反感，现在他们跑到社会上去斗批改，去起工作组的作用，你说这个事情怪不怪？他如果去包办代替，一定会犯错误。他不调查研究，不动脑筋，到处去说这个省委是黑帮，那个市委是黑帮，这个政府机关是黑帮，那个文教机关是黑帮，这样下去非犯错误不可。周总理的这段话，主要是鼓励他们的斗志，鼓励他们动脑筋，调查研究，讲政策。
“第五，在本地搞，还是在外地搞？还是两种都需要？现在北京的学校不是出发到全国各地去了吗？过去各学校出去，因为外地要求去支援。这种行动应该称赞。现在我们有组织了，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出去，到全国各地支持他们。这方面也是相互交换的，一个时候在北京，一个时候在外地。回来以后，外地需要再去。校内，校外两种都是需要的，不要互相争论，如有的大学走的差不多了，有的大学走的没有人了，就生气了。不要生气，他们总要回来的，也不要责备他们。有的学校出去的很少，也有他们的原因，因学校里的斗批改没有搞，他们想用已搞好了再出去，也有他的道理，也不要怪他们。”
下面这段话，对你们外文出版局很有用。“两方面要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称赞。”据我所知，你们外文出版局也有互相对立的情绪，就是不互相支援，不互相帮助，不互相尊重，不互相称赞，只是互相争吵。你们在周总理这个讲话里可以得到一点启示。“现在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出去的多。红卫兵是以红五类的子弟为核心、为主体、为基础的，你们戴红袖章，发言权就大一些，不是红卫兵就不能出去走一走，也不敢出去。走到街上，说话、发言没有劲儿。这能不能改变一下，这已成为大学、中学主要的矛盾。”有些人能参加红卫兵，有些人不能参加，红五类嘛，参加红卫兵，非红五类不能参加，很显然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发言权高，很神气，一部分没有发言权，情绪低沉，他们甚至于说“我们还有没有出路，我们就没出路，党还要不要我们？”“初期成立几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卫队、‘红旗’战斗小组，等等，我们都是承认的，只要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十六条为基础，方向相同，领导相同，基础相同，只是见解不同，意见不同，因而有分歧是允许的，这些都可共存一个时候。你们可以分道扬镳，我们相信万水朝东归大海，你们最后都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的大海里的。”在我们内部分成几个部分，好多红卫兵的组织。我们这个机关里也有支持工作组的，也有反对工作组的，也有对领导支持加批评的，也有根本反对的，也有的在运动中间出现了反逆流的问题，争论很大。我想这个争论可以继续下去，根据周总理讲的这段话，最后恐怕还是要统一，以毛泽东思想把它统一起来，共存一个时候。等一会儿有时间，我还要解释一下我自己的见解。刚才我和主席团的同志露了一个苗头，等一下讲。
现在的问题呀，是红五类，非红五类的问题。红五类出身的，在大学里约有半数，中学里也差不多，其他半数有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如中农的子弟，手工业出身的子弟，还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前一部分红五类可以吸收到红卫兵里边，后一部分参加红卫兵就难一些，就是不吸收他们。他们没有参加红卫兵，在学校里没什么工作，闲得要死；参加红卫兵的忙得要死。他们没有事情就看小人书，做另外一些事，好一点的还温习功课，温习功课也不一定有用，变成书呆子。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周总理建议：“各学校的筹委会团结他们解决。红卫兵是依靠的力量，要去争取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后达到毛主席教导的，在学校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现在的红五类，可以团结那些非红五类的这些学生。让红卫兵去做团结工作，啊，不是排斥。周总理说：“今天我提出来，办法由你们去想，由你们去做。”你们要做模范，要做团结的模范，不要做排斥的模范。
“同时，外地来的，来取经，来革命串联，来看一看，更多的人等着见毛主席。到北京来的数量很大，现在初步计算来京的有七十多万，我们担负着很大的招待任务。现在有的人有急躁情绪，有的人说他们影响斗批改，认为他们不应在北京住那么久，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就不走，我们也不能下命令。有的同学耐不住了，就写大字报、贴标语，表示不欢迎，甚至贴到北京的新车站上，说什么红五类可以留下，非红五类的滚回去，这就是不团结。我们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能赶走他们。他们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北京，毛主席所在地， 我们 连这点气量都没有，怎么还能做个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好战士呢？我说的时候，不但向你们提出批评，也是对我批评。我办事很迟缓，所以我昨天采取了一个紧急措施，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住下，就是我住的地方，也让给外地同学了。”周总理在新华门已经准备好了，准备接待两千五百学生。
“我们天天在毛主席身边，你们也天天在毛主席身边，就是今年看不到，明年也会看到，在外地的同学有的一辈子也看不到，这次有机会来，为什么不让他们看看毛主席呢？如果把你们换一个地位，假如你们是外地的同学，不看到毛主席你们也不能心满意足，你们要反省反省自己，思想感情不大对头。希望你们回到学校以后，向你们六十多个大专学校的同学做工作，改变这个看法，多让人家住几天，招待好一些。我们招待，要拿出真正的革命感情，让他们住好，吃好，搞好医疗卫生条件，把交通工具准备好，搞好政治宣传，做到五好。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生活在北京城的毛主席身边的好学生。这样我们到外地去，才会受到欢迎。这次你们到南方去，到长沙、广州、南宁、成都、重庆、贵阳去，这是不是南方出了问题呢？不是，是因为前些时候去东北、西北的多了。因为广州、南宁是我们的边防前线，国庆又快到了，广州有许多外宾，又有个国际贸易交流会，叫你们去是为了给你们机会去锻炼。”
这里附带交待一下，搞这个任务，你们外文出版局，你们准备招待好多人，你们准备接待任务是好多？你们要按总理这个指示，动员全局参加这个接待。五好：住好、吃好、交通好、医疗好、政治宣传好，五好。外文局的任务是一千五百人，外事系统初期分配五千多人，我说五千人太少，外事系统准备招待一万五到两万，我自报奋勇！（笑）现在预计可能到一百万，可能到一百五十万。你们要多认数目字，给你们两千，就承认四千，给你们四千就承认六千。（笑）要带阶级感情。最近麻烦了，天气凉啦，都不能冻坏啊！主要的叫他们生活上有保障，政治上交流经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不要搞其它的煽风点火，根据十六条，那就没有错。
“本国和外国的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必须进行到底，时间需要多长，就搞多长，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外宣传，可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方针、政策进行宣传，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于他们。只能宣传，不能包办代替。对外国的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外国人中，来中国的有左派，有中间派，有右派，还有反动的资产阶级，还有职业外交人员，我们要加以区别。对他们斗争方式就是宣传，不能够采取行动。就对苏联大使馆，可以象女二中那样把扬威路改为反修路，在那个地方坚持十天，举行了揭幕典礼，有四、五十万人参加反修示威游行，这就很好。但要有界限，不能够冲到大使馆里去，在大使馆的墙上不能贴大字报，因为我们同苏联还有外交关系，要保持这个界限。但我们还准备两手，派警卫部队保卫我们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与苏联还有对开的国际列车，火车头是自己的，要换火车头，这趟列车是他们的，对苏联的列车不应去干涉。你们不懂，硬要上去贴大字报，我们劝他们要贴大字报贴到车站上去。但在海拉尔，有的同学上了车，我打电话讲了，因有外交关系，不能上，他们就下来了。他们很听话，这很好。我们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还是友好的，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不能认为火车上的苏联人都是修正主义。我们应该做好宣传。你们到广州、南宁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怎样对待？对外国人要宣传，不要干涉人家，不要强加于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总起来说，我们是战斗队，要区别文斗、武斗；区别两类矛盾；区别今天、昨天；区别校内，校外；区别本地、外地；区别国内、国外。要掌握分寸，要在斗争中锻炼，在行动上、战斗上应区别什么样的应遵守，要遵守政策，区别行动和宣传，区别倡议和通牒。你们不是很爱下通牒吗？你们不要随便下通牒，要有效才下，如果下了人家不理你，就失掉了信用。我们对国家，对外也不要轻易下通牒，只下了一次，我们国家十七年只下了一次通牒，就是印度侵占巴基斯坦的时候，侵入我国领土，我们下了通牒。限他们三天之内撤出去，不到三天他们就撤出去了，这是有效的。一个学校的红卫兵，对外可以提出各种要求，政策性的问题也可以倡议，也可以讨论，通牒就不行了。为了自己的信用问题，就不能下命令。红卫兵出去，凡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考虑。这不是限制你们的首创精神，告诉你们有区别，哪些是倡议，哪些可以下通牒，这不是要把你们的干劲、闯劲压下去。”
这是战斗队。这是总理的解释，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处。
第二、总理讲的学习队。“因为你们放半年假闹革命，到社会上去学习，在本地或外地的阶级斗争中学习，但还是不能忘记学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语录》，要照林彪同志说的话，要吃透两头。一头就是向毛主席著作请教，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具体就是熟读语录。”我们没有你们读得那么熟，你们都把语录读熟了。“除此而外，遇到什么具体问题，还要请教毛主席著作，要全面阅读，了解当时的背景，领会精神。还要学习十六条，已经出了小册子了，里边有七篇文章，以后还要陆续印发。《人民日报》又出了很多新的社论，准备印成小册子，还要发给你们。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纲领。正因为是纲领，所以我们要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必须珍视十六条。内部文件不能印成小册子，可以通过辅导员给你们作报告。上面的一头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党的政策；另一头就是在群众中去学习，甘当学生，向群众请教。按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这两个月来，我经常接触你们，学习了不少东西。你们的革命精神比我们初期干革命时高昂劲强得多，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年干革命的时候高明的多喽！所以从你们中间得到很多知识。你们出去要到工农中去，到学生中去学习，获得知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调查研究，要把情况搞清楚，就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要实际实行‘四同’，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这个你们是会知道的。一般到学校，必须同那个地方的同学一道进行调查研究，干革命要以内因为主。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都是依靠本单位的群众起来革命。我们可以煽风点火，但我们煽的是社会主义的风，点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不能是点别的火，这是支持他们。但是真正搞好，把真正的坏分子、反动分子揪出来，还要依靠当地群众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到外地去，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精神，调查研究，要处处做学生，不要一去就哇啦哇啦，这样子很容易引起对立。所以，我们去了，首先要熟悉情况。要向他们请教，向北京先去的同学请教，和他们交换意见，得出正确结论，与他们一道行动。这就是林彪同志说的吃透两头，上头吃透主席著作，下一头请教群众，这样才能真正深入实际斗争把两头吃透。”这是学习队。这个嘛，这是总理讲的学习队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总理讲得很扼要，我补充一下。总理讲到，你们现在的同学和四十多年前，总理他们在天津读中学，最后到北京来搞学生运动，你们现在的学生比他们那时候高明的多喽！有毛主席的教导，有毛主席著作，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号召工农兵支持学生，这都是我们现在学生才能得到的最大幸福。周总理只讲了一面，我再补充一面。我们现在的学生啊，哪里吃过当年那样的苦头，在这一方面，比我们当年强；另外一方面，不如我们。我这个人就是不懂事，就是要把这段说出来。要在当年，马上就会把你拉到警察局，马上就拿大刀片出来砍头，事情逼出来就杀头，就坐班房，马上就要把你开除！
所以，我们现在搞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外交部、我们外文出版局、对外文委，我们外事系统，我们在座的干部同志，千万不能讲我们的革命是轻易搞到现在的。认为我们充老资格，这个江山我们要把它保住，这个江山是好不容易搞起来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的很，就不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是完全照他的意思办，那就行，不照他的意思办，那你就是黑帮！怎么能够这样相信你是那样的正确。毛主席不是那样的，我多少跟着毛主席，他也不是以他个人的意思强加于周围的人，他总是和其他同志商量。他一句话可以忍十年。就这样，他十年以后会讲出来，就有这么大的忍力。为什么？就是等待觉悟呀！我们大家不觉悟呀，我也是不觉悟的一个，他等了。他讲出来，我们不能接受。不能批判呀，批判妨碍情绪呀，只好忍。今天用不着讲，好多呀，这样的事情好多呀。现在我们有好多人，总是觉得自己正确，斗呀！非斗到底，斗呀，斗呀，逐步升级，非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打成老虎，老虎还要把它砍下来！这个不是毛泽东思想。连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还要教育嘛！就连现在的彭、罗这两个黑帮还要改造教育嘛！不是个坐班房的问题，也不是个杀头的问题。这里我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你们放心，等一下我还要讲，我最愿意批评，你们都可以批评我，我为什么不能批评你们？当然可以。
“宣传队，我们已经说了，告诉过这一点，应该根据你们标语上所说的，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这都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党的政策同样要学习、执行、宣传、捍卫。重要的宣传观点，把你们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通过群众的考验，看群众是不是能接受，看看毛主席的指示，党的政策是不是合乎群众的要求，看一看是不是很全面，同时要看一看你们宣传的是不是讲清楚了。根据他们的情况，还有什么补充，通过你们红卫兵总部转告党中央、国务院，这是一方面。如果解释中央的政策，解释毛主席的思想，有人反对，就要了解，他们为什么反对？一方面，他可能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来反对；另一方面，是可能解释的不清楚，他的觉悟还不高，所以这个就不要戴高帽子，戴一些帽子，说人家右派什么什么。这是个学习问题，也是个考验。毛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要把政策通过你们带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考验。一般地说，我们的政策基本上全面的，但是总要通过群众的检验，通过群众的审查，通过群众的批准，通过群众的补充，通过群众去提出修改的意见，这样才是走群众路线。现在我们坐在上面很想下去，但不下去。多数干部还是想下去的，你们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走遍全国，要好好地去锻炼，当然讲这话是形象化，不能全国都走遍。是不是一去就是深入群众了呢？那也不见得。你们有个总部忙得很，一天忙到晚，和我们差不多，成了事务主义者。他们对政策就不如你们学的好，你们可以同学校的同学们在一起学习，总部的同学，担负工作的同学，他们没有时间去学习，脱离群众时间长了，红卫兵战士不满意他们，要撤换他们，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你们要到群众中去，反复地下去。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大学解放军，宣传解放军的特点，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解放军的特点很清楚，首先是政治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大学毛主席著作，是全国人民的典范，我们应该学习，你们也应该学习。这是林彪同志的政治挂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政治挂帅，突出政治。第二，就要学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革命。我们要学习，你们年青一代更要学习。你们要学习和宣传这个革命精神，优良传统，好好带到群众中去，同学中去。第三个是宣传、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三八作风。有了这样的组织性、纪律性，红卫兵就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就是要有组织性，纪律性，一天一天加强，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没参加红卫兵的同学，影响广大人民，给不是红卫兵的作出榜样，让广大师生、广大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十六条的基础上真正地团结起来。”
周总理讲完了，最后高呼：（口号略）
这是周总理昨天在先农坛体育场将近两万名红卫兵大会上讲的话。筹委会通知我要我到这里来讲话，我说与其我来讲不如念念这个讲话。这个，绝大部分适合我们目前的运动状况，但是作为建议提出来的。将来准备把文字修改修改，修改完了等周总理批准以后可以打印，可以送好多本到你们这里来，但周总理要不批准那我就没办法。我今天在这里念都是犯法的，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这仅是口头传达。理解它的精神实质。纪律性的问题也还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纪律性、组织性、三八作风，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学习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学习就不能各取所需，要完整地学习，要完整地掌握《毛主席语录》；完整地掌握毛主席思想、毛主席著作；完整地掌握十六条，不能把中间那一条有利于我的挑出来。这个不好，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吃透两头。总结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要用脑筋，要用智慧，就是对黑帮、对资产阶级当权派也要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犯错误的，有各种各样的犯错误的，有大小，轻重，有主从。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一定就等于是黑帮；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一定等于就不革命，也就不等于是反革命，还是可以重新改造。“黑帮”这个字不要乱用。彭真反党集团，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经过了长期地调查研究和反复地讨论才定案的。杀杀这资产阶级，地、富、反、坏的威风，是可以的。初期的做法在运动深入的时候就应该纠正，不要去泼冷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从学校的斗批改走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本地也搞，外地也搞，在北京的也搞，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到外地去的主要是支援而不是包办代替，北京的学校里也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赞扬，不要互相指责。周总理说，党中央对你们所有的红卫兵我们都承认，都要求在一个领导下面，方向相同，领导相同，政策也应该相同，只是有不同的解释，分歧是允许的，最后水流长江归大海，在毛泽东思想下面统一起来。红五类的子弟，红五类的红卫兵要争取非红五类，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要很好地接待外地同学。今天我原则给了你们任务，希望你们外文出版局，有准备地接待两三千吧，很好地接待这次贵宾。很好地注意国内、国外的区别，不强于人。好，我现在自己宣布我是主席，休息十分钟，我再讲话发表我自己的建议。（鼓掌）
同学们，同志们：我们念了周总理的建议，我回去找几个同志把文字校对一下，可以交给你们打印，每个人得到一份。（鼓掌）但是你们不要传给其它机关，得遵守这么个条件。最近，我们发现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清华大学的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还有周总理的讲话，他们寄到国外去了，引起了国外使馆同志不安心。日本的记者跑到清华，把周总理的两次讲话，全部地、一字不漏地抄了去了，现在东京的报纸都登出来了，马上美国的《纽约时报》也登出来了。当然，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怕它登出来干什么，这是革命精神，同志们都有这个革命精神，不像我这个老头子那样子落后。这也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问题，泄露了机密不好，泄露给帝国主义更不好。今天这个讲话，你们外文出版局同志知道就行，不要去传。其它单位，它传是他们的事，不是你们的事。这是个要求，如果你觉得不可以，可以讨论。刚才讲到国、内外区别，文斗、武斗的问题，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两类矛盾，可以作为我自己的思想认识来交换意见。我自己有看法，我们来交换意见，用不着用周总理的讲话来压人，是真理就大家来辩论。本来我好象念完了这个就应该溜了，本来人家这里是很忙的，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今天晚上七点半还有安排，但还是想讲几句，不重复周总理的讲话。
我是主张所有的人都在文化革命中暴露自己的观点，应该勇敢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勇敢地批评别人，也更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我们自己。在这个斗争中间，我们得到了教育，得到了进步，得到了锻炼。要是在这个大革命中间我不发言，我们得不到教育，得不到锻炼；要是我们在斗争中间，只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也得不到教育。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按毛泽东思想，才能有个真理。所有的阶级，它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所有的阶级，在社会生活中间，在社会阶级斗争中间，伟大的斗争中间，它都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它要跳出来讲话的，它是忍不住的，迟早它会跳出来的，它要很顽强地表现它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共产党宣言中讲“资产阶级总是根据它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根据欧洲人的传统的传说‘上帝要根据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了这句话，资产阶级也利用了这句话。根据它自己的面貌，根据它的意图和自己的感情，想法把世界改造成资产阶级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同样我们无产阶级，也是以自己的面貌，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精神面貌来改造世界，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化。每一个阶级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不能设想，只准许我们无产阶级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也表现了自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就是了。小资产阶级它也在大革命中间也表现自己，同时各党派要进行斗争。我们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全中国、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取得领导地位，战胜一切，问题就在这里。你们可以看看大字报，几万张大字报，好好地看一看，这就是各阶级顽强表现自己的展览会。看了那么几张大字报，看贴什么人的大字报，贴了我几张大字报就生气的人，有些沉不住气的人，这个人就不是好的共产党员。要从大字报里边研究有什么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好处，那个最坏的大字报就可能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吸取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这是合法的，他有这个权，毛主席给他的权，党中央给他的权，让他们来表现自己。这样才能达到一个真正的统一。周总理刚才讲了，最后以毛主席思想来达到真正的统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冷冷清清，文化大革命以前看不到那种东西和各种思想、各种意见，这是个假相。人民的意见很多，有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反对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有些稀奇古怪的意见，他没讲出来，文化大革命把盖子揭开，他们统统都讲出来。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然我们就当官做老爷，以为领导里面都是统一，统什么一啊？就不统一。很不统一就不忙于求统一，不要忙于解决统一，让各种意见充分发表，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怕乱就是怕字当头，要敢字当头，不要怕乱，会提高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立场的，这个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立场，或者就是小资产阶级立场，他的立场在这次大革命中都要受到检验。这是第一个意见，对这次大革命我们这么看，我们不怕乱，不怕意见多，不怕意见古怪，越是稀奇古怪的意见我们越要欢迎。我们反对不讲话的，藏在心里边的，但也不一定要逼他，他不讲就算了。这是一个意见，这个意见作参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有偏见，可能这里面有阴谋诡计、大阴谋，今天陈老总是来约束运动的，是来吓唬我们的，因此也不写大字报了，不发表意见啦，等最后毛主席出来统一嘛，我们就等着好罗，我们少发表一点意见，免得将来犯错误。我今天讲这个话也可能起副作用，这个分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个运动的看法之一。周总理那个讲话里边，也表露对立不要忙于出来统一，最后用毛主席思想出来统一于毛主席思想。互相争夺，互不让步，各自成立各自的组织是好事，不是个坏事，各方面都要顽强地表现它自己，都把底拿出来，交了底，这有好处。先说外语学院分成两部分，后来说不是，有二十一个单位，过了一个礼拜，就五十几个单位了，再过一个礼拜就七十几个单位了。四千多人就七十多个单位，就是七十几个派，扬扬大观，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有什么不好啊？以前这里是很统一的，这是个表面现象，现在真相暴露，就有了个统一的基础啦。毛泽东思想就是最后出来统一，也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也就是百分之十五以上，也还有很多人罗，他还保持他不同的见解。世界上没有青一色，没有青一色的东西，世界上就是个万花筒，五色板，红、黄、兰、白、黑。我们无产阶级就是几种颜色，用红颜色来统一，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后也只能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统一，是红的，还有其它颜色。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不同意见啦？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了，全世界人民都拥护毛泽东思想啦，就统一啦？不会的，总还有人要唱反调的。我们占优势，红五类、无产阶级、工人、农民成为主力，就是毛泽东思想占优势，处于指导地位，这个是可能的，一定会这样。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化，我们自己的杂念有多少？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约束运动。就我自己，我就是怕？怕罢官，是不是我还想向上面爬？是不是怕人家把我打成黑帮？怕人家把大字报给我贴多了，是不是怕围功？是不是我还有点害怕，我是不是怕人家抄我的家？我今天也无非就是这些问题吧？我是考虑要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受毛泽东思想的审查，受广大群众的检验。我不应该怕这些问题，我怕这些问题，我这个共产党员晚节就会发生问题，靠不住，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是个落后分子，保守派。不要怕，有人劝我陈老总你不要到处去讲话，讲话言多语失。我这个人总是吃不住的，到哪里都会讲。我就是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企图影响这个运动，我在两个外语学院、外交部、外办讲话，我讲话是很有倾向的，没有倾向性我不讲。哼哼哈哈地不敢站出来讲话，我绝不是这样。哪怕讲的得到什么我完全出乎意料的很坏的结果，错了再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无非是下放劳动嘛，无非是戴高帽子下跪嘛，改造嘛，地下爬嘛，扫地嘛，戴个牌牌嘛──牛鬼蛇神嘛。（笑）不敢讲话，那还得了，我有这个权，你们有这个权讲，我为什么没有这个权讲。这是一个看法嘛，还有什么顾虑呀！我是煽风点火的，不是来泼冷水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每个人要有自己的主张，要独立思考，顽强地表现自己，坚持自己的意见。有一条，就是确实知道自己是错了，就要放弃。把人家斗错了，就要向人家道歉。
什么自由都是有条件的自由，斗争的自由，贴大字报的自由，坚持我自己意见的自由，完全表现自己的自由，还有一个，就是还有道歉的自由。（笑）在我手上罢的官不少，压力很大，也罢了不少了，外事系统，也差不多将近一百了。可能大部分是罢得对了，恐怕至少有一部分罢的不对，等运动结束以后登门道歉，立正敬礼，九十度（笑）鞠躬，（笑）。给你声明搞错了，开大会道歉。所以，我对罢了官的、挨斗的，我今天给你打点气，你要沉住气，不要怕，只要弄清楚了，搞错了会给你道歉的。其他人不来，我来，我是个头头，是外事口的头头，我来道歉，这么着才能使人信服。我过去斗争过别人，我就给人家道过歉的，因此人家还服我的气；可是人家也斗争过我，也有人向我道歉，我也信服。我也挨过斗的，我也斗过人家的，两重身份，（笑）我有挨斗的经验，我也有斗人家的经验。（笑）我斗人家的时候，比你们的火力强得多，人家斗我的时候，啊！那个味道不好受。（笑）确实就是逐步升级，追问人家的成份，问人家为什么要入党？你入党是干什么的？什么人派你加入共产党的？最后你是个反革命。讲你来革命是来投机的，那就是个最好的帽子了，你投革命的机。但是，广大群众和毛主席、党中央是可以说公道话的，靠这一点，绝不会随便办一个人的，让一个人长期受冤枉，那不会。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一个时候受冤枉了，你不好混，没办法混下去了。所以你们这些同志在反逆流中吃了点亏，就那样生气。我说同志哥，我劝劝你，你今天反逆流受了委屈算不了什么，跟我们当年比起来，你们幸福得多罗！当年，我被人家捆起来吊在树上四天四夜，就差一点枪毙了，枪毙掉了就是反革命，还有今天在这儿讲话的资格啊！把我吊起来的这些人都还在。最重要的是我这个小人物也算不了什么，在大革命中间象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没什么了不起。毛主席是一个挨斗最多的，他受的委屈，受的冤枉，受的不平等的待遇，数他最多，写一大本书也写不完，他就是有那么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他能够沉得住气。他相信真理在他手上，他相信自己掌握着真理，所以他沉得住气。他被撤职，留党查看，宣布是‘机会主义’，打入冷宫送后方休养，鬼都不上门，根本没有人去拜访他，什么人都不敢接近他；等他一上台以后，所有同志言归于好。并不让人家道歉，团结起来跟蒋介石战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战斗。你们被斗的要学这个功夫。斗人家的也要学习许多老同志，勇敢跟人家道歉，这也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点上自我革命要更顽强地表现自己，要敢于顽强地自我批评，顽强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真正的无产阶级，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我是这样理解的，也许我理解的有错误，你们给我斗批改也行，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炮打司令部的问题。这个问题，上个礼拜传达了，刚才有个条子问这个事。这个我们是有这个解释，你们同不同意，你们去考虑。《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是当时是中央某些领导同志在六二年和六四年的错误，跟这一次派工作组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和这个联系起来，他要炮轰这个司令部，他不是炮轰所有中共中央的司令部。中共中央有些同志没犯这个错误为什么要炮轰。这次派工作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所以他要炮轰。他不是所有的司令部都炮轰，所有的司令部都有问题吗？我那个解释，炮轰司令部要两种解释，要一分为二，有些是黑帮的司令部，当然要斗垮、斗臭、斗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司令部也要斗垮、斗臭、斗倒，也还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有些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他也不是这次文化运动中犯错误的，他过去并没有犯错误，不是和六二年、六四年联系起来，是不是就用别的办法，是一个批判的问题。揭露他的错误，承认他有成绩，批评他的缺点。不能把所有的司令部一律炮轰掉，全国的中央各部都炮轰掉。国务院所属的局都炮轰掉，省、市委都一下子炮轰掉，这很明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周总理的讲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毛主席要各级领导机关去领导群众，去联系群众，去推动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若把中间这些全部的都打掉，那我们这个党就只剩下群众和上边一个毛主席，中间那怎么办？当然还可以建立司令部，重新建立司令部嘛！那是可以的，但是建立还需要时间。不是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吗？团结人民的百分之九十五吗？这样炮轰就把百分之九十五给轰掉了嘛！这是我的解释，可能是保皇派。（笑）也许我要保我这个皇，我自己要保我这个皇。你们的警惕性很高，我并不是不看这个问题。我是根据十六条，十六条是根据过去四清的二十三条来的，就是一般说干部有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很多的，性质严重的。严重错误的在政治上分为四类！。越是胆大，也越是不识时务，我这个是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这样解释了。现在各级司令部可能有好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也可能有问题很多，也可能性质严重。性质严重的当然要改组，要彻底把它炮轰掉，象北京市委。黑帮只适用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不能机械地滥用到其它方面。有些问题很多的，问题很多就帮助他解决问题嘛；比较好的总还有比较不好的一面，我们就批评他那不好的一面；是好的也不是百分之百，也可以提意见。你们外文局，我们外交部、外办，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很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总之，四把交椅要坐一把就是了。这个框框也就把你框住了。广大群众，外事系统是两万二千人，他们可以作结论。还要交到中央、毛主席、总理最后决定。我就是有等待，我自己不好意思讲我是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个比较好的，我也不好讲我是问题很多的，我也不好讲我是性质严重的，我讲话太早了，对运动不利。炮打司令部还是可以炮轰，还是要炮打司令部，批评领导。一斗、二批、三改，他是什么错误就斗他什么错误，他错误不到这个程度，我们就用别的办法，怎么能一律拿黑帮来对待呢！也不能当性质严重的来对待！我不同意这个。国务院几十个部门，中央几十个部门，难道没一个好的？都是问题很多的？都是性质严重的？都一律把它一扫而光？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就没有基础了。
我不是替罗俊来辩护的，以罗俊为首的外文出版局，究竟是好的，是比较好的，是问题多的，还是性质严重的？由大家决定！你们大家来批，大家来判，叫大家来分析，调查研究，搞材料。我对这个问题不过早地发表意见。我是有个基本的看法，我这里不讲。你们现在运动搞得很不错，就对这个问题你们争论得很厉害，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我鼓励各方面坚持你们的意见，不要随便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要受我这个有倾向性的人的意见的影响。但是你们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是不是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这个人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我自认为我这个人是有感情的，我这个人是喜热闹的，哪个地方人多我都想去，我去就更热闹。（笑）你让我不讲话，不可能，我一讲话就把它讲完，不埋藏什么东西。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抄家、没收这个问题。你们这里是两派红卫兵嘛，我希望你们这儿一般的不要搞。这个问题容易引起内部的不团结，容易搞得“破四旧，立四新”没有什么界线，还要等到运动再深入，对这些问题再进行详细地研究。现在抄外国货的问题，抄到一个出国干部的家里面，抄走了他的外国的电视机、收音机、半导体、照相机，什么都抄出来。另外，搞了个展览会。这个问题，你说没有积极性，我看有积极性，有些人就是喜欢用外国货，中国货他不用，他就喜欢用外国货，你把它抄一下子，杀杀他的威风嘛，这当然可以。这个问题在政策上，我们是不是好好地考虑一下。外国使馆，外国使馆的同志，原则上也用本国货，如果本国货没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用外国货呢？这就容易变成排外。我们要搞世界革命，我们又排外，这就有矛盾，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我看的材料比你们多。现在，在西方国家，西德、巴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国货多得很，中国的丝绸，中国的茶叶，中国的机器，中国的文化用具，中国的“英雄”牌钢笔，中国的雪花膏，中国的香水，中国的毛巾，中国的绸衬衣，一年几百万双中国的皮鞋，卖到外国。我们这边抄洋货，他们也把中国货当成洋货来抄，怎么办？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中国货，道道地地的外国货，现在我们不是要学毛泽东思想吗？这个毛泽东思想道道地地的是个中国货，我们要拿到外国去，他们说：咦，……这不是我们的，我们就不要，那怎么办？问题在于它是不是真理，不在于是哪一国的。马列主义是真理我们就信服，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可以宣传，让他们信服。抄家、没收，总之来讲，是反革命分子，是资产阶级现行犯，用这个办法。还有，他搞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贪污来的，贪污了公家的钱买来的？若是他用他自己的薪水得来的那就不犯法，就没有抄的必要。一个时候，外交部下了命令嘛，主要用中国货，中国货没有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外国货，这中央批准的，如果说这些人犯了错误，中央要替我们挑点担子嘛，不能怪这一些人。
在世界上，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思想的分析，主要是我们的贫困，这是我们贫困的结果。我们现在很贫困，比较贫困，现在干部的待遇很低，特别是越下层的干部，待遇越低，多子女的干部生活水平更低，广大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一部分出国的人，比较突出，所以引起不满，主要的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患穷而患不均，主要的是这个问题，道理也只这么多。我们要大叫外国推销中国货，希望他们用中国货，他们用了中国货，中国货价廉物美，拿到中国货，看到中国的自力更生，学中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他们一点货呢？你用中国货，我们中国也可以用你的货，可以买你的，互通有无，为什么不可以？不要去形成一个排外，这个不好。现在这个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工人、农民了，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喜欢买点中国货，买点中国的古董，摆在他们的客厅里头，这是个好事，不是个坏事。我们红卫兵除四旧就把它除了，这样是个很大的政策问题。周总理讲要调查研究，商量以后，不要忙。直接就采取行动，终于自己要收回，自己就不搞了，搞不下去就不搞了。
我是访问过很多外国人的，访问过几十个国家，差不多每个国家，它不摆苏联货，总要买点中国货。特别是古董、磁器、景泰兰，什么“福禄寿喜”，什么“关老爷”，这是一个中国伟大的民族嘛！是个骄傲的地方嘛！苏联这个民族只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欧洲的几个民族，顶多有千百年的历史，中国历史有五千年嘛！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有三千多年。埃及这个民族，伊拉克巴基人、印度，他们和我们差不多，但他们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有文物古迹的，没有我们这么长。从这些历史悠久的东西，来联想到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农民革命斗争的武器。还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我要顽强地表现我自己，我是个保守派，要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要搞掉，我坚决不赞成！哪怕你红卫兵来围攻，我还是这样讲的。这对全世界是有吸引力的，毛主席也讲了嘛，古代的文化要批判地接受嘛！去其糟粕，保留它的精华。毛主席就不写白话诗词嘛！他就写古典诗词，写得很好。怎么样对中国革命有利，怎么样对世界革命有利，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上海有一部分红卫兵给周总理写信，坚决反对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他说，你如果招待外宾再演《白毛女》，我就要来捣乱会场。最后下了通牒“一切严重后果就要由你负责！”（笑）现在演员里有很多是非红五类分子、黑五类的子女。第二，看不贯他们的脚，把他的脚给他砍断。这都有点封建的思想，不仅不够社会主义水平，连资本主义水平也不够。《白毛女》是一个很好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现代戏。欧洲人哪，亚、非、拉很欣赏这个。我们把芭蕾舞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个名牌，是个尖端，他们看不惯。他要把他的脚砍断，我就要把他这个脚给他保存起来，不让他砍。（笑）我说，红卫兵同志们，你们这个积极性我们是很佩服的，敢想、敢说、敢做，我们不能给你泼冷水，但是你们这样决定政策是有危险性的，演员是资产阶级出身、地主出身，现在才十八、十九岁，解放时，他才一两岁，他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让他当演员？还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这个不好，所以，我讲的这段话可能是黑话，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也许我这个人出身是地主出身，由地主破落变成为富农，最后富农保持不住了变为赤贫，这是小资产阶级，以后搞文学，我就是个文化人。有很多人不愿意讲，我还讲我是个文化人，其实我的文化也不高，是个文化不高的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多少年没有改造好的一个知识分子。
我现在还是要和上海外办商量，无论如何这次上海招待外宾，还是演这个《白毛女》，演这个芭蕾舞剧。打通这个思想，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系列的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意见，不赞成，我反对，但无论如何不能下这个通牒，要经过大家商量。比如这个字画还要不要？古董玉器还要不要？古画要不要？这个外国货究竟怎么样？我今天就带这个瑞士表，就把它摔掉，买个上海表怎么样？都可以提出意见。但最后决定，恐怕是大家讨论，由中央决定。
前天晚上我们去外交部值班，检查值班，看有没有人值班。我去了，马上值班的副班长就拿个传单──“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就是要改变毛主席历来确定的信仰宗教自由的人，立即行动起来消灭这个。周总理把这个看了，便马上召集宗教事务局和统战部开会，说不能够这样做，想办法查出来，是哪个地方发的这个传单，可是这个传单已经传遍全国。就这样的问题，不能草率从事，有极大的危险，马上影响到我们和回教会员的关系。把这些回教会员一下子赶到美国去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回民和汉人发生冲突，过去西北几十年搞一次汉回之间的残杀，杀起来没有地方跑，全城都是血迹，几十年搞一次。过去统治阶级故意挑拨汉人杀回民、回民杀汉人。马克思主义讲得很好，宗教这个问题要消灭，要经过长期的教育，让群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由其他人下命令去禁止。这样的政策性的问题，抄家、没收、消灭宗教。你们这里有两部分红卫兵，广大的干部，还有革委会，外文局还有党委，是不是各种建议都可以提，各种大字报都可以写，有的采取行动要经过商量。并且希望你们和我打个招呼，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是个副总理，在我没有罢官之前，希望对我应该有信任，我罢了官那当然没有问题了，新官上任你还是要信得过。
外交部的红卫兵是一个很好的红卫兵，做了很多好事，可是就是个抄家引起了几十个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干部子弟之间闹意见要打架，结果还是外交部红卫兵比较识大体，不抄了，问题就解决了。等我知道了，立即我就发言。我是个外交部长，没罢官以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的领导权不能放弃。你们要和我打招呼，我一个月拿几百块钱什么事也不干，不是有愧于心吗？要是发生了事情，两部分打起来打伤了，将来毛主席、刘主席问我怎么办？你是干什么的？你当官做老爷，你是牺牲车马保存你这个老帅，（笑）我没法交待。我讲了很激动的话。希望有重大事情在行动之前，要和革委会商量，和党组，和我们商量。不急嘛！跑到月球上，我也可以把他揪回来，你怕什么？现在我们有时间，黑帮是跑不了的，严重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跑不了的，地、富、反、坏、右藏到北京我们也能把他揪出来。这样子运动就搞的深，搞得彻底，又不会伤害好人，或者伤害的比较少，否则是伤害好人，伤害太多，出的代价太大。有那么一种积极性是可以的，但是还要劝阻一下，要斗就轰轰烈烈地斗，革命的气势是可以鼓舞，鼓起这个气，但还要讲政策。要打的准，打的狠，打的稳，稳、准、狠，打的不准，就打了自己。
另外，其它单位经常讲的话，在这里也讲一讲。也可能有些积极性，也可能有些偏见，尤其是不是很冷静，同志们都可以给我一斗、二批、三改，我都接受。我的用意是好的，没有什么恶意。对外文局的反“逆流”问题，这是工作组搞起来的，你们的局领导也参加了反“逆流”。这个反“逆流”使一部分人在反的中间受了伤害，这部分同志现在证明了他们还是革命的，反逆流是错误的。这次反逆流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在运动中间有些人讲话过了头，有些人很偏激，没有政策，有些工作组认为极其严重，所以他们就来反“逆流”。我们这个局党组的同志也参加了，实际上反“逆流”的主要责任应该是我挑起来的，我这个外办主任、副总理、外交部长，我挑起来，反“逆流”是我派的工作组来干的，反“逆流”的责任应该由我挑起来。那时候还有个背景的环境，各个单位都出现这样子，出现很多反动标语，出现了反毛主席的话。那个时候要把陈毅这个大黑帮揪出来，这是很普遍的，有这样的活动的，工作组对这样的问题一点都不表示态度，这也就不可理解了。因此就开展斗争，找材料、搞斗争，开围攻会，斗争了一些好的同志。我今天正式向这些被斗的同志说道歉，向你们道歉！（鼓掌）我承认这个错误。在中央全会上就作了自我批评，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请求中央给我处分。你们也可以以这个问题建议中央罢我的官，我不见怪。这个大革命中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要去怪他们。他们是第二位，第二才是工作组负责，工作组组长、副组长负责，然后才是局党组负责，我是负主要责任。张彦是我派的，张彦来你们这里，来一两次就没来了。他要都在你们这，不一定要挨整，也证明他不够好，要好不一定挨整。究竟是什么性质现在还没定，现在停职反省还没罢他的官，还要审查。我老实告诉你们，犯路线性、方向性错误我还只这一次。我在一九二八年犯过一次，一九二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大的路线、方向性错误，以后我就没犯。原则性的错误我犯过二十多次，几乎每年犯一次。今天你们两个红卫兵把两个红卫兵的袖章给我戴上，感觉到你们接收我这个老红卫兵是对我十分重视，我很感谢！但我讲一句，你说我是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的老红卫兵，这样接收我，我才满意。你不要以为我是不犯错误的。今天我讲句老实话，在座的同志，你们哪个敢讲你们没犯过错误，你们谁敢站起来说我就没犯过错误，你们哪个敢讲？没哪个敢讲。特别是你们年青的同志们刚刚开始，乘长风破万里浪，你们刚刚跨出第一步。你们前途无量，你们要记着，在大革命中间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他就没犯过方向性错误，没犯过路线性错误。林彪同志可以这么讲，这是讲我们党里最高领导的情况，其他的同志恐怕很难讲，这是天才。
十九世纪有两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又有两个天才，一个列宁、一个毛泽东。（鼓掌）我们中国有两个天才，一个毛主席，一个林彪同志，（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政治上、组织上、战略上，总路线没犯过错误，没犯过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毛主席从来跟我们讲，有些问题我们估计的不对，有些问题估计正确了，有些问题估计不对，我们就要改。经常讲一个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这个讲话常常是过头的，今天的讲话是过头的话。就是有那么一部分同志把自己估计是没错误，这个风气不可长，还是冷静下来写大字报，运动加温搞得更好，更热，更有思想性，更有政策性，更打中要害。所有同志都得到改造，所有同志都得到教育，这才是真正的文斗。东欧各国，包括古巴很多人谩骂毛主席，很多人点名反对毛主席，说很多诬蔑的话。毛主席根本没有回答，只搞了九评，一评、二评、三评……九评作了原则性回答。……这是最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不是斤斤较量，甚至不屑于和你较量，不和你辩论，这是伟大的领袖。将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更大的在全世界传播，所有的这些东欧国家。它要调转过来向我们承认错误的，有这么一天。我们何必和他，你搞我一篇，我就搞你一篇，苏联搞了我们一万多篇，我们只搞了九篇。后发制人，是伟大的战略思想，我们要把苏联争取过来，把东欧国家争取过来，把古巴也争取过来。真理在我们的手上，让他们去反，让他们去闹，让他们去叫，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他们不能代表他们的革命群众。在文化革命期间，驻外使馆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要强加于人。
现在我们的运动要深入，运动气要鼓得更高，我们运动要深入，深入就是要用脑筋，动思想，调查研究。我有个个人的建议，不是指示，你们可以听我这个话，也可以不听。反“逆流”的问题，工作组这个问题，最好告一段落。（鼓掌）转过来搞斗批改。这个问题，毛主席有很重要的指示，毛主席跟我们讲了多少次。他说，现阶段的革命，我们现阶段是不能作结论的，是看不清楚的，现阶段的革命，要过去了，到一阶段再回头看一看，看得更清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对这个大革命很难估计。我们到第二阶段，内战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时候，再来回顾这个革命，我们对这个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就能作出正确的估价。我们对内战的是非功罪，跟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是非功罪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工农红军苏维埃的是非功罪，在当时那个阶段上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论断，我们到了抗日战争的时候，才能回顾。所以，现在来争这个工作组，反“逆流”的问题，现在是争不清楚的，都有道理。拥护工作组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能讲这个话；反对工作组的，你说他没有道理，也不能讲这个话。支持局党组的，他也有他的理由；反对他的，也有他的理由的。对这个问题纠缠不清，很难作出正确的结论，要我也很难，我很难偏在一个方面。所以，北京有很多单位讲陈老总这个人呀，就是个合稀泥的，就是个折衷主义，只能是搞一点折衷主义。我讲我心里边的话，反“逆流”拥护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吗？得罪这一部分；说反对工作组是完全正确的，失掉了另一部分。我站在矛盾的交点之上。放一个时候，我们十一月、十二月以后再议反“逆流”，这个问题，我们再来议一议工作组的问题。等待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议一议，那个时候就好权衡些。先把它挂起来，实际上使两方面的同志伤感情或怒目而视，就是没有动武就是了。据那天王屏同志告诉我说，已经干起来了嘛！要武斗哟，你武斗可以，去找美帝国主义武斗去。不要在这里武斗。说句最痛快的话，那就是挂起来，主要把这个国庆搞好。把国庆接待外宾和接待外地学生的工作搞好，这跟我们的出版很关重要。把这个生产搞好，运动继续进行，过了十一月再来把反逆流问题辩论一下，还是可以的，也是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嘛！上阶段的问题，我们在下阶段，再来回顾嘛！也许那个时候头脑就更冷静了。我们掌握的材料更多了。我们再来作结论嘛！或等到运动末期再来作总结嘛！我所以要承担这个责任，不是来给你们办外交，你们对我这个老同志还有点照顾呀。我这一承担责任，你们就理明气爽，气就消了。我不能把我自己估计的那么高，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真正说我在中央全会上作这个自我批评，什么意思？我们开始并不懂得毛主席对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把运动交给群众自己来搞，我们不懂得这么一个精神，我们急于派工作组去，稳定这个局势，问题就是怕乱，看了一些大字报比较恶毒，有的大字报有点偏激，我们赶快派工作组，要说没有派工作组来审查问题，我觉得也不对，从这点上我向大家道歉！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个革命要由我来包办代替，要由我来指挥，不相信群众。《毛主席语录》上讲了，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是最大的真理。这当然要作检讨，干部职位越高，越要作检讨。我现在要鼓动大家，要表现你们个人自己，坚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的意见认为有把握就要坚持。有重大的行动，要协商。
所以，这个反“逆流”究竟错在哪里？我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这个工作组错在哪里，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就是群众争吵相持不下，这对运动有害，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是不是这个材料还不够，光大会斗争也不行，要一些同志很好地冷静地动脑筋。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有些地方没有派工作组，就没有犯这个错误；凡是派工作组的地方，都犯了这个错误。工作组的同志还是好同志，和我们大家一样，都是好同志，对不对？可能在工作中犯了错误。
你们如果说工作组对你们斗争很厉害，那我将来等运动一结束，就挑选你们这些同志当工作组，看你犯不犯错误？这样一想，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被斗的人容易解决，斗人家的人也容易解决。昨天一大批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南下嘛，实际上就是个工作组。他们到长沙、到武汉、到广州、到桂林、到成都，他们处理问题就处理的那么好啊？那恰恰是个对立的局面，地方的学生和北京的学生就是对立，学生和当地的某些同志争论不休。他们去，希望他们不犯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犯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个自我批评呗。嗯，道歉，引为教训，下次不犯。我今天在这儿讲讲老经验，过去的经验，现在很有用。我不得不讲，我犯过这个错误，我犯过斗人家的错误，我也受过斗人的苦。你们在反“逆流”中间受了损害的，你们写了很多信给我，我一看就理解你们的感情。因为我是过来的，我看到了那些斗人家的材料。工作的同志和其它同志，我一看也可以理解，我也受过呀。挨过我打击、斗争的人，我现在统计不到好多数目，究竟有好多，我还不知道，总有好几百。问题你怎么办呢？只有双方面按照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站在党的立场上，顾大局，这样来解决问题。今天在运动中有远见的，有高度热情、有冷静头脑、有远见、顾大局、站的高、看得远的人，才能真正地领导我们的运动。在运动中将来会出现这么一批人，锻炼出有远见，顾大局，有思想，站得正，不怕挨整，挨了整不见怪。有的人提出声称要罢工作组。工作组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揭露，我们要批判，我们可以给他处分，这个材料还不多，这个还不够，如果确实有个材料，暂时把这个反“逆流”拖下来，将来有了这个材料，可以给处分。现在我们要用工作组斗争我们的办法来斗争工作组，那你就要犯工作组那样的错误。给你们个警告！（热烈鼓掌）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我是不同意的。（鼓掌）如果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鼓掌）问题要讲道理，我们革命要对付美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付真正的黑帮嘛！不是对付一般的同志。这个问题我在第一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对外文委讲过，外交部我也讲过，我就是唱这个老调子。还有嘛，就是有的同志专门去讲人家的成份，问人家什么成份呢？说这些同志过去表现不好，历史上就是犯错误的，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哪怕他过去就是犯过错误的，过去怎么样表现不好，或者成份等等，我认为并不妨碍他在这次运动中间积极发表意见，积极写大字报。只要追求进步，就说人家别有用心，这也不公正。所有的人都要在这次运动中间改造自己，为什么不给他改造的机会？要与人为善嘛！我们替这部分同志讲几句话，有些碰到材料，咳，这个成份不好，咳，那个也不好。（鼓掌）我们不能讲这些。（鼓掌）他成份不好，还可以改变的嘛！还可以改变成份的嘛！过去表现不好。这一次表现热情，我们就欢迎嘛！在运动当中自己改造自己，他自己会进步嘛！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会改造一切，动员一切，改变一切，改造中国的整个面貌，还不能改变一些干部？要是讲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反而变成了一个老实人。我这个人总是用好心善意看人家的，就连张彦这个人，确实在我包庇之下，真是很抱歉，非常之痛心，痛切地要反省，我总不觉得这个人这么坏，我总是替他讲话。在外办工作几年，以前有些人也讲，这个人作风不好哇！个人突出哇！意识不好哇！打击报复哇！我总是替他解释。象我这个人是个老实人，容易被人家骗过了，确实我现在这个信心也不是那么很高了，我那样子批评也不见的，但是我有意见还要把它讲出来。今天我的意见就讲完了，有问题嘛，请同志们斗、批、改。（热烈鼓掌）
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