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康生1966-7-14
陈伯达康生等关于北京广播学院文化革命的谈话
陈伯达 康生
1966.07.14
〖按：1966年7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顾问康生同志发现丁莱夫派往北京广播学院的以李哲夫、王殿举为首的右派工作组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情况后，亲自召见丁、李、王、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伯达、康生同志的这次谈话，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了精辟的阐述，是一篇指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文件。我们一定要把伯达、康生同志的指示贯彻到行动中，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康生同志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你们这里有些学生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口号对不对？是不是反党的？
李哲夫、王殿举推脱责任，说：新市委和国务院有人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康老问：“国务院是谁答复的？新市委是谁答复的？”李、王支支吾吾回答不上。
康生同志问：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李、王不得不老实交待，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一边。
康生同志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
丁莱夫见势不妙，慌忙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伯达同志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二十九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同志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伯达同志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说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康老说：保护左派。工作组有权保护他们。
伯达同志说：“对群众什么态度，是根本的立场问题。群众中多数、少数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要以势压人，专横武断。工作组一定正确？就不能提一点意见？群众就不能说一句错话？工作组首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一去就武断，这如何能搞好运动呢？首先听听群众的意见。我们是学生，我们要重新学习。”“你们随便开刀可不成。不要认为多数拥护就正确。不要拿工作组到处压人，组织一部分群众，打另一部分群众，要解围。工作组要声明是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组。回去宣布：向群众学习。”
“这个问题上（指广播学院关于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问题的辩论），你们有错误。你们要承认。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同志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
丁莱夫说：“是张彦说的。”
康生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伯达同志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工作组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工作组不能不让人怀疑。不能自己封，要人家封。自己也要声明，领导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工作组的错误，就是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派头大极了，说几句话也不行。说一点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不对。党信任群众，工作组不相信群众。现在打的都是反革命？是否这样多？……广播学院有那么多？防止中了敌人的反问计，造成混乱。”“现在许多工作组不会领导，不把自己当成劳动者。”
康生同志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伯达同志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伯达同志再次警告丁、李、王：不得搞阴谋。
康生同志说：“重要问题是打击目标对不对。（广播学院）第一批起来闹革命的，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可能有错，个别人也可能别有用心，这一大批人遭受打击，这不是简单的问题。一派学生对那一派学生的斗争，实质是工作组直接或间接去领导斗争。你们工作组矛头是打击了第一批革命的人。”
伯达同志说：“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月16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工作组要考虑一下，已处在什么地位。副局长、政治部主任（指李哲夫）去广播学院，站在这样一个地位，非犯错误不可。张彦他不是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所以犯错误被撤职。”“这次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一千四百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群众有权对工作组批评，大鸣大放嘛。大字报说得不对，仍有权批评你，监督你。党领导群众，又受群众监督。工作组进入学校，要经党和群众教育工作组组员。要承认群众有此权力。”“另外，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最后，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给丁莱夫和广播学院工作组下达三点指示：
（一）“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不是反革命的。他们（指广院革命群众）这样提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前发展，不能说一提这口号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二）广播学院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应该的，不是反动的。这样对革命是有利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不是不要党。
（三）一切高帽子取消。说明我们（指中央文革）认为那个方法是不对的。要停止那样围攻、监视、盯梢，一律取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都是不对的。
伯达同志批评说：“丁莱夫还企图替自己辩解。一百余人斗争一人，还不残酷？！哪怕反革命也不能用此方法，这不是对反革命的办法。发生这些事情，还不知道，或知道很晚，这是失职。”
这时，当天接见广院小将的中央文革一位工作人员说：“群众再来，伯达同志最好见见。”
伯达同志说：“如确实要斗左派，工作组打击左派，来中央多少见多少。见不胜见，也要见。否则我们文革小组要失职！”
中央文革小组三番五次警告丁、李、王不得搞阴谋。回去立即贴出大字报说明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谈话结束时，伯达同志还一再说：“首先工作组转，彻底转了，事情就好办了。这样不丢人，否则更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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