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64-3-24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毛泽东
1964.03.24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争，等等，好久没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争了一辈子，敢跟帝国主义斗争，也打败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当谈到有人在一九六○年上海会议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
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一五四三年）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一五六四──一六四二年），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否是动的。但是，也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了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当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
最近我们讨论了一次，批了两个文件，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委员，都到群众中宣读，用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我批了，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吴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不要去了），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们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你要到那一个地方宣读，你就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在向群众宣读的时候，群众又会提出很多问题来，你要解答，这也要进行调查研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当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当谈到一九五八──一九六○年三年大发展中间的经验教训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革命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功夫。不费十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功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内。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功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了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住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当谈到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打歼灭战时）
不能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这么个几年功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一些年，才能全学到手。也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当谈到什么叫做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作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当谈到某些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就病得那样厉害？！……象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谈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贵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当谈到现在风气不错，大家都愿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愿意向别人学习时）
凡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知道有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没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门就是听不得批评。象×××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二，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请问，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马”。这句话不对，连长应该骑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争可厉害了。
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那时张并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查，张是否党员，何时入党，何人介绍，都查不出来。但是，那时却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反而不让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话，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话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四十天，我也骂你们二十天。延安斗争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闹成的，没有山头，那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没有共同纲领。
彭与高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没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话，他觉得井冈山没有山头，很没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没有山头，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统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当谈到读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当谈到农村粮食收购、换购时）
有些地区不搞基本口粮，我不赞成。要搞基本口粮。
CCR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