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宋永毅 编2002-0-0
六，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
王友琴、宋永毅 编
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和群众运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现象。一方面，这些群众运动的兴起大部分不是由于各级中共组织的直接操纵，却是由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就毛泽东及其追随者而论，他们自然是要利用群众运动作为他们党内斗争的工具，向党内军内的不同派系──走资派们全国性地夺权。于是一时出现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创立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奇观。同时，所谓的群众运动还常常成了它的发动者们迫害另一部分群众的工具。另一方面，中共党内军内被清洗的，或不同观点的派系自然也利用群众运动来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文革中的群众运动一开始便分裂成激烈对立的两派。发展到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甚至形成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武斗，连毛泽东都感到了失控之虞。这些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
当然，在文革群众运动中的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争斗背后，还是有着这些派别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和深藏的集团利益的。它们或源于血统的殊异，或出于对官僚体制迫害的本能反抗，但也有的是因为权力的分配。
以1966年6月的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运动滥觞，历经“红八月”的破四旧，红色恐怖；九月的大串连，和全国性的“炮打司令部”；十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初的“一月夺权”，“二月镇反”； 1967年中至1968年的全国性的派别斗争，直到“上山下乡”和1969年“九大”的召开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普遍成立，群众运动一直是文革前三年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由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有所谓的“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产生于这一运动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真可谓数以千百万计。收集在这里的当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是，这里辑录的文章、报道（包括官方报刊）、会议发言、大字报等等都在当时广为流传，有的对各地运动甚至有过极大的影响，换言之，它们的重要性，即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
收集在这里的文献数量最多的是1966年和1967年，时间上最晚的只至1968年。原因是不难理解的：随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范围内党内斗争的“全面胜利”，他们对群众运动为代表的街头政治的借重已不再有以前那样的需要。于是，1968年下半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和军、工宣队的进驻结束了红卫兵运动，各级党组织的建立更彻底地结束了所有文革式的群众运动。所谓的“四大民主”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作为它产物的群众组织的小报，传单和大字报自然也就自行消匿了。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群众运动重要文献在流传中辗转抄录，难免以讹传讹。尽管收辑在这里的材料均经编者的认真校勘，但仍难免会有版本上的差异，在此也作一说明。
（本说明由宋永毅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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